那是一九五○年十月份的开头几天，一天晚饭后，二十一岁的战士侯方仁约出本班的张福和一帮战友，去驻地村外的江岔里打赌，赌的是只要侯方仁会凫水，张福就把自己包裹里的一双崭新的厚底皮鞋输给他。
那个时候，他们所在的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军正位于上海长江口以西沿岸的浏河、宝山至吴淞口一带江边进行水上练兵，准备渡海作战解放台湾。
新中国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建国已整整一年了。一九四八年底参军的侯方仁，赶上了渡江作战和其后的解放上海之战，为此他获得了一枚渡江战役纪念章。他小心翼翼地保管着这枚纪念章，这是他曾为新中国作战的证明，他为此感到自豪。新中国成立一年了，祖国大陆除西藏外都已解放，海南岛也让第四野战军拿下了，只剩下台湾孤岛等着解放了——这神圣的任务落到第三野战军、落到九兵团、落到二十军，最后又落到侯方仁和他的战友们的肩上，这让年轻的战士们备感兴奋、雀跃不已。
渡海作战的练兵是艰苦的，但是“跟后来到朝鲜打仗的艰苦一比，那会儿就是好日子了”。
在那些后来令侯方仁怀念不已的“好日子”里，侯方仁和战友们整日里日头晒、雨水淋，一遍遍地练习登船下船、练习抢占滩头阵地、练习防晕船、练习游泳泅渡。“训练回来，大米闷干饭管够，就着煎鱼、炖肉、青菜——不愧是江南鱼米乡嘛……”
一般说来，各项水上练兵侯方仁成绩都不差，唯独“凫水最难，费多大的劲，就是浮不起来”。九月中旬，连队要加快训练进度，提出让水性好的人分别“包干”那些水性差的。侯方仁虚心求教张福，希望由他把自己包下来。不料张福一晃大头，轻蔑地说：“包谁也不包你这个秤砣！”
“你别讽刺人！”侯方仁有些恼了。
“就凭你们这些山东旱鸭子，还想凫水打台湾？那台湾就难解放了！”
“你小瞧俺们山东人？俺就把水凫会给你看看！”侯方仁说。
“一个月内，你别说凫水，你只要在水上浮起来，我……”
“你怎么着？”
“我就输你一双皮鞋！”
“那你这皮鞋俺是要下了！”
张福的皮鞋全班人都见识过——他曾不止一次从包裹里取出向大伙儿展示：是一双日本军队的厚底制式皮鞋。据张福称，这是师后勤部供给处他的一位分管被服仓库的同乡在打下上海以后送他的。张福很珍惜它，一次也没舍得穿过。现在，居然要用它来与侯方仁打赌，这让侯方仁气得七窍生烟：“他张福是认准了我学不会凫水，那皮鞋他很金贵，被窝里都恨不得搂着！”
侯方仁决心赢下这场赌。
“也不全是为那双皮鞋——听说美国第七舰队进了台湾海峡，咱攻打台湾还是渔船，要是让人家美国军舰撞翻了船，你不会凫水还不淹死在海里，怎么解放台湾？”
侯方仁闷头苦练起来，但是十多天过去，还是没啥进展。“在水里憋气可以浮起来，就是不能露头，一露头喘气，准沉下去。”
十月一日那天，庆祝建国一周年，中午会餐，下午休息。侯方仁“最后下了狠心，找出一条雪白的新毛巾，去求三排的老乡许同。许同是山东薛城那边人，微山湖边上长大的，会水……”
侯方仁找到许同，递上带来的新毛巾：“咱连南方佬居多，欺负咱山东人是旱鸭子！可忘了咱们有微山湖上的好汉！许同，你得教我凫水！”
山东好汉许同没要侯方仁的新毛巾，他拎了一根背包带，让侯方仁跟他到江边。
当时，侯方仁所在部队的番号是二十军六十师一七九团，驻在崇明岛西端江对岸，村庄外不远是一条江岔。许同带侯方仁到江边码头，把背包带拴到侯方仁的腰上。
“教俺凫水还要捆上？”侯方仁寻思着。
“你看水上……”许同喝了一声。
侯方仁向水面一扭头，没提防后头许同狠劲一脚飞起，将他踹到江水里。
“俺在水里扑腾着，也忘了动作，一口一口呛水，沉下去，许同拎着背包带把俺拽上来，沉下去，拽上来……俺胳膊腿儿乱踢乱划……”
——喝饱江水之后，侯方仁双脚乱蹬、双臂乱划之际，不知什么时候，忽然“觉得身子轻了，能浮起来了，抬头喘气也不立马下沉了……俺高兴地吆喝起来，一喊，忘了划水，又沉下去了……”
过了几天，侯方仁练得可以在水中游上十米八米了，自忖那双皮鞋基本到手了，便约上张福和一帮战友，晚饭后来到江边，并且十分大度地告诉张福，那双皮鞋先不必带来，可以让它“再在你的包裹里呆一晚上”。
却不料众目睽睽之下，侯方仁把一场好戏演砸了。
下到水中后，侯方仁在水中扑腾了几下，骄傲地从水面昂起头，叫道：“看！我浮起来了吧？”
话没说完，呛了一口水，身子便沉了下去。他自知老毛病又犯了，一慌神，双腿猛一蹬，从水中蹿出，又喊：“我浮起来了。”
却听到岸上一阵哄笑，一慌乱，又咕咚灌了一口水，身子又沉下去了。
后来侯方仁爬上岸，听到张福讥笑说：“到底是山东旱鸭子……”
“我浮起来没有？”侯方仁质问道，“你说过，只需我在水里浮起来，你就……”
“那你沉下去没有？”张福反问。
“我浮起来没有？”侯方仁紧盯不放。
“你沉下去没有？”张福又问。
“你想赖账？那不行！”侯方仁不依不饶，“咱明天再来试，明天，怎样，敢不敢？”
“明天就明天！”张福答应道。
一帮年轻战友笑闹着离开岸边，返回江村。那时候，夕阳映红了江面，水鸟哇哇鸣叫着，颜色开始泛白的芦苇在岸边迎着晚风摇曳不止。
这景象后来长久埋在侯方仁心底。
侯方仁最终没能赢到张福的皮鞋，因为第二天部队便接到北上山东的命令，“紧着忙着收拾准备，一两天内就上了火车。”
“不是要准备解放台湾吗？怎么向北去山东呢？”侯方仁和他的战友们有些疑惑。尽管山东是侯方仁的家乡，部队北上山东，说“是到有山有水有平原的地方搞训练”，但是侯方仁他们还是对突然辞别的江南水乡，满含惜别之情。尤其是侯方仁，他至死都不会忘记，在江南秋日那温暖的江水中，他“第一回全身在水里自由飘浮起来，像水里的鱼儿、天上的鸟儿”，这种惬意的感觉，从此留在了他的梦中。
和侯方仁突然离别江南水乡的心境相同的人不在少数。五十九师一七六团的曲肇录留在脑海里的是另一幅画面：
随风起伏的芦苇荡，一群鸭子在水面上游来游去，呀呀鸣叫声不绝于耳。他和两个战友划着小船在芦苇丛中穿行……高兴起来，他们会站在船头唱起家乡的小调儿……
那时候，曲肇录在团卫生队当管理排长，负责后勤方面粮菜的采购。为了改善部队的生活，保障水上练兵运动，他们在崇明岛上养了上千只鸭子，打算“养鸭下蛋，让部队开饭时顿顿吃上咸鸭蛋，隔三差五吃上炖鸭肉，增强体质好练兵嘛！”
大约就在侯方仁为了打赌跳到江里、向战友们表示他并不会总是一个旱鸭子的时候，曲肇录他们接到上级命令，要他们立即返回崇明岛对岸的驻地，“所有的鸭子统统处理掉！”
第二天，曲肇录派人四处张罗着卖鸭子，“货到地头死，你上杆子卖能卖出价钱？”舍不得再贱卖的几百只鸭子，便开始杀掉，准备带走——那些和曲肇录共同度过芦苇荡美好时光的鸭子，成批地被割了颈、拔了毛、开了膛，然后“剁成一块一块的，用盐渍上装麻袋”。
“咋这么急着开拔？”曲肇录朝一个担架连连长打听究竟。
“听说是上山东。”连长说。
“上山东干啥？”
“说是到有山有水的地方搞训练。”
“不是要解放台湾吗？”
“听说台湾也有大山，咱光练渡海作战不成，还得练山地进攻……”
五十八师是二十军靠长江口位置最近的——驻在长兴岛以南的吴淞口一带。五十八师一七二团八连副指导员孙荣臣正琢磨着向上边建议，滩头进攻中速度很重要，应该给先头营下发绑腿，以免船到岸边，士兵跳下浅岸向滩头冲击时，裤管兜水不利奔跑，却不料“一道令下：滩头营进攻训练计划取消，部队立即北上山东”。孙荣臣作为一名连级干部，得到的解释与侯方仁和曲肇录听到的一样：“谁说不解放台湾了？台湾也有山地，咱到山东，是为了更好地练兵，那里有山有水有平原，有利于全面训练……”
其实，他们不知道，早在此前的二十多天，在上海四川北路东江湾路九兵团司令部驻地大楼里，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和新到任不久的副司令员陶勇，便在这所原国民党部队港口警备司令部的旧楼内，召集了兵团军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正式宣布军委的命令：解除九兵团原定的渡海作战训练准备攻取台湾的任务，北调山东整训，准备抗美援朝。而在当时，即将第一批赴朝作战的四野的几个野战军，早已屯兵鸭绿江北岸，等待朝鲜战局的进一步发展。
军委关于解除九兵团攻台任务的命令，是一九五○年九月七日由陈毅正式在九兵团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宣布的，当即，宋时轮等兵团领导详细部署了部队北移计划，准备到山东后立即投入整训，随时准备入朝作战。但是，北移计划“因南京下关轮渡损坏和铁路运力不足”而未能很快执行。那时没有长江大桥，北渡大军只能从南京码头坐轮渡，再由浦口乘火车向北，故而一直推迟到十月初。
十月一日，位于浙江杭州湾西海岸的平湖、乍浦、海盐一带进行渡海作战训练的二十七军率先启程北上山东；紧跟着，二十军从江苏太仓、浏河及上海宝山等长江口南岸一带移师北上；最后，十月八日，二十六军也将上海的防务移交，撤出市区及浦东，北上山东。
六十多年后，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当年九兵团进行渡海作战训练之际，正是新中国距离“解放台湾”的统一目标最近的时候。朝鲜战争一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九兵团的作战任务由准备攻取台湾转为北上抗美援朝。从此，“解放台湾”便从一种军事行动的实际准备，变为一个长期的政治目标而遥遥无期。
一九五○年整个十月间，九兵团各部队陆续从江南各地北移。汽车、轮渡、火车载着各路人马、火炮、辎重，以二十七军、二十军、二十六军的先后开进顺序，沿山东境内津浦线的泰安、大汶口、兖州、邹县、滕县一带，由北而南摆开。兵团最早北移的部队十月一日开拔，而最晚到达山东的部队延滞到十月二十八日。却不料朝鲜战局变化太快，美军仁川登陆成功后，越过三八线，直扑鸭绿江。中央决定东北边防军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于十月十九日出兵入朝，十月二十五日打响了出国第一仗。由于东线四十二军两个师独立支撑，阻击美十军，兵力明显不足，故军委决定，九兵团停止原计划在山东的整训，立即开赴东北投入朝鲜。这样，九兵团最后一批北移部队十月二十八日才到山东，而十一月一日，二十七军便又率先开始车运东北；之后几天内，二十军、二十六军又相继出发，登上北去的列车……真是奔波劳顿的十月和十一月：从十月一日起，一直到十一月中旬，九兵团各部由江南而山东，由山东而东北边境，分布于南北漫长的铁路线上，直至全部越过冰封的鸭绿江。
最远有从福建沿海北调的队伍：
二十六军直属的火箭炮营已从上海开到福建沿海训练，准备攻打台湾，忽又一声令下，让返回上海。一位名叫马占魁的连长说：“十月里，正在海边训练呢，一天营里通知开会，传达军里命令，让我们马上回上海。当天晚上集合，把所有火箭炮——四筒的、六筒的，统统移交给十兵团，我们只带步枪回上海……从福州坐火车，三天到上海。到了上海，军里没人了，留守的告诉我们，到山东滕县找，又赶紧上山东……”
九十四师也是从福建沿海北上的，不过他们没有在山东停留，而是径直开到东北。
九十四师原属三十二军的建制，为了加强九兵团各军的实力，军委批准将九十四师抽调给二十七军。同时，将三十军的八十八师和八十九师分别配属给了二十六军和二十军。九十四师接到北移调属二十七军的命令时，二十七军已经开到了山东，并且很快又要开赴东北，这样，九十四师便从最南边的福建，“一家伙干到了东北鸭绿江。”
二八一团政委王敦说：“当时上边急调一个汽车团，把我们从闽南拉到江西上饶，又从上饶坐火车直接向东北开，只有师里领导去了山东曲阜，听朱总的入朝动员报告，我们连火车也没下，一家伙干到了东北鸭绿江……”
与王敦同属一个师的二八○团九连指导员王祥义记得，他们团“从福建拉过来上北，坐的是闷罐火车，大小便都在车上——用木桶，一路上闻够了屎尿的臭气……谁也不知道是上哪里、去干什么，一直到了沈阳，才动员准备入朝打仗……”
部队的行动确属高度机密，尤其是九兵团各部队都有相当数量的山东籍官兵，所以各级严格规定：禁止探亲，禁止写家信，禁止亲属来队。一直到十月底，朱德总司令特意从北京来到山东曲阜，在孔林向兵团全体团以上干部作抗美援朝的动员报告后，众多基层官兵对部队即将赴朝作战的情况依然不甚了了。这一方面是为了稳定部队情绪，对行动计划严格保密；另一方面是由山东整训转为迅速入朝，部队行动过急，来不及展开传达动员，所以绝大部分基层官兵是在火车开进东北直奔中朝边境的时候，才在列车上匆匆进行的入朝动员中，得知自己即将投身何方。
二十军有几位全国一级战斗英雄参加了北京的英模代表大会，在他们十月六七号返回部队时，尚未得到任何部队行动的消息。几位战斗英雄威名赫赫：周文江、杨根思、陈宝富、毛杏表——他们当时都已经是连级以上的指挥员，其中陈宝富已身为团参谋长。几人从北京开完会后乘火车南下归队，一路上，周文江听“他们几个热衷谈论的话题离不开渡海打台湾……到了南京火车站，让部队来人把我们截住了，说二十军已到山东，我们赶紧返回上山东。到了山东没几天，就给忽隆隆赶上火车上了东北，才晓得部队不去打台湾了，改为上朝鲜了。我们参加北京全国英模代表大会的情况，是在火车开进中，一个车厢一个车厢向部队传达的，正好跟入朝动员结合进行”。
二十七军文工团第二分队长潘杰当时已经是连级干部，这位二十四岁的漂亮女军人，因为和八十一师政治部宣传科长结婚，承领导照顾，把她由军文工团调到八十一师政治部文工队。“调到八十一师不久，就离开浙江上了山东泰安，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到山东后，潘杰积极组织文工队排练歌剧《刘胡兰》——“在一个叫范家镇的地方，我们四处联系买道具、置布景、做服装，花了不少钱”。潘杰后来埋怨她的新婚不久的丈夫：“我老头是师宣传科长，知道部队要入朝，但是保密，一点口风没露，直到第二天要上东北出发了，头天晚上才告诉，把我气得；还让我们文工队精简物品、轻装，结果把辛辛苦苦弄的一套演《刘胡兰》的东西都扔了，闷罐车一下子就到了沈阳……”
二十六军直属火箭炮营的连长马占魁随部队辗转从福建回上海，又从上海找到山东，找到了军部。“在滕县向军里报告，说火箭炮都留给福建十兵团了，没炮了咋办？军里说，每个连给配四门七五战防炮，改成战防炮连……我们现找老乡买骡子买马，弄拉炮的绳子——战防炮是靠骡马牵引呀！先是卸炮、拉炮，刚弄定，又让上火车，把炮往火车厢上抬，把牲口也牵上去，一个礼拜拉到抚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