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十二月二日上午敌人攻占一四一九高地后，当日下午，向南突围之敌又开始猛扑一七七团一营守卫的死鹰岭主阵地。经连日激战和冻伤，一营部队减员严重，兵力已很少。不得已，师里将一七六团一连调去一个排，而一七七团也将团警卫连拿了上去，这样总共凑了一百几十人，一直守到天黑。天黑以后，“另一路敌军打到了三营守卫的德洞山西南高地”，情况十分危急，当时该团宣教股长张永一正在团指挥所，“已清楚地听到从德洞山方向传来的机枪声，而附近山沟里还有不少伤员没有后送。”当时，团政委胡益命令他负责带人转移伤员，“翻越海拔一千七百多米的广城岭，把伤员后送”，而胡益政委则坚守在团前沿指挥所，准备与阵地共存亡。
十二月三日，从柳潭里向南突围之敌蜂拥而至，在飞机大炮轮番轰炸后，一次次向死鹰岭主阵地发起进攻。而一七七团一营和增援的部队苦战苦熬，打垮了敌人八次冲锋，最后战至六十多人……之后，敌人没再强攻死鹰岭主峰，而是用炮火掩护，车队沿山腰公路南逃下碣隅里，我方战士则由于严重冻伤而无力追击。
不只是无力追击敌人，“当撤下阵地的命令下达后，六十多人却无法执行命令，由于冻伤严重，甚至连爬也爬不动了。”后来，师机关和一七七团直属队都组织人上山去背伤员。师宣教科长黄苇就曾经登上死鹰岭：“含着泪背伤员，摸着黑从山岭上下来，遇到亲自赶来的师政委何振声。”当时，何振声一个劲叮问黄苇：“伤员都背下来了吗？”“没有丢失一个？”并且流着泪说：“六天六夜呵，别说守阵地，冻也要冻僵掉……没有拦住突围的敌人，责任不在部队……”
而在死鹰岭以南邻近下碣隅里的西兴里，则是柳潭里南逃之敌的最后一道关卡。十二月三日下午，一七七团向守卫西兴里的该团二营下达了命令：北堵逃跑之敌，南打救援之敌，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堵住西兴里这道关口。
二营副营长周文江回忆道：“接到命令后，已是三号黄昏，赶紧调整部署，部署还没搞好，敌人飞机就来了，飞得很低，紧跟着火箭弹就哗哗地打开了。”当时周文江带一个通信员和一个翻译前往四连阵地检查，遇到敌人炮火，周文江喊，“赶快朝前跑，不能停！”边喊边冲了过去。但是，“那个通信员和翻译看见炮火猛，停下躲避，结果被炮弹炸掉了。”周文江只得独自一人赶到四连，“找到连长，要求他们设法在一座桥上设障碍。障碍是设了，不过用处不是很大，桥底下结了冰，敌人的车辆、火炮也可以通过”。
这一夜，从天黑以后，一直打到第二天拂晓，“阵地上炮声不停，战士们只能在烟雾中呼喊着联络。”到天亮以后，二营只剩下几十个人了。不过，在爆炸的烟雾中，仍然可以听到战士们的喊声。
八班一个小组长被子弹击中，同时，另一位机枪手的手骨也被打断了，一位名叫陈国芝的战士赶去为伤者包扎，并高声喊叫：“敌人不近不要打，近了有我的汤姆逊扫！”
近处传来别人的问话：“准备好了吗？我的手榴弹盖子揭开了！”
另一处有人回答：“看不见你呀！我的手榴弹盖子也揭开了，弦子就扣在手里！”
激战在持续，二营伤亡很大。周文江“正急得没有办法的时候，二十七军八十一师一个连赶来六七十人增援我们，他们爬山越岭天亮赶到，让我们感动得不得了，流着泪跟他们握手，真像是遇到救命的来了一样……”
此战后，团里来人检查，发现西兴里阵地上，“大约一点五华里的半圆形阵地上，平均每隔两米就落下一颗炸弹或是炮弹。”
而幸存者也很少有完整无缺的。一位名叫郑志华的士兵，被“一枚子弹穿透右臂和臂下夹着的枪托，直入肋下”。战后到医院治疗半年，却没有找到子弹。之后伤愈出院。一直到五十多年后的二○○三年五月，郑志华因肝脏肿瘤住院检查时，经过CT检查，才发现肝脏肿瘤附近，“还有一个金属异物的影子。”这年六月中旬，医生为他做手术，“把碗口大的肿瘤整个剜出。在肿瘤旁边，发现一枚长长尖尖的子弹，已经断成三截”，正是那枚陪伴在他体内五十三年之久的卡宾枪子弹。
一七七团另一位名叫王兴吉的战斗英雄，体内也保留了一颗美军子弹，不过，他没有机会手术，他是直到近年去世后，家人才在他的骨灰中，捡出那颗从朝鲜带回来并伴随他生活了几十年的子弹。
美军史学家约瑟夫·格登的记录——
还发生了一些严重事故。一座桥被一辆卡车压垮，二十多名伤员被抛到一条结冰的小河上。他们在卡车上是躺在用降落伞和导伞索搭成的床上，其中四个人被缠在卡车下面。尽管河水冰冷刺骨，莫顿·西尔弗少尉和一个助手保罗·斯温还是跳到河里，砍断绳索，救出了被困的人。另一辆运伤员的卡车快到下碣隅里时被一发子弹打穿了水箱而动弹不得。西尔弗组织了一批士兵，设法把卡车推上一个山顶；然后站在那里，默默地注视着卡车滑向下碣隅里的安全地带。
行军途中，默里发现塔普莱特在临时设在一座朝鲜茅屋的指挥所里。伤员们在一间屋子里挤作一团取暖。在另一间屋里，塔普莱特疲倦不堪，眼光呆滞，他坐在一个冒烟的火堆旁，脱下靴子，挖掉脚趾之间的冰块。
“你在干什么？”默里问他。
“我的脚快冻掉了，”塔普莱特咕哝着答道。“但我们有办法。使血液循环，然后继续前进。”他穿上靴子，走到外面继续行军。
海军和陆战队的飞行员夜间也飞行，仅仅按照封冻大地上隐隐闪烁的照明弹，把凝固汽油弹和炸弹倾泻到黑暗之中。飞行员们对陆战队阵地两百码以内或更近的地方进行轰炸，为了避免误炸，他们的飞机几乎擦山而过，以致一些步兵咒骂飞机的螺旋桨把树枝都削掉了。近距离支援飞机使中国人罹受重大伤亡。仅仅在一次保护一个殿后的陆战营的轰炸中，海盗式轰炸机就用汽油弹和五百磅炸弹对一条山脊整整轰炸了二十五分钟，使之成为“世界上最无用的地皮之一”。
中国人在这种压力下开始后撤了。一支步兵部队错误地在拂晓时停止攻击。没有人出去统计中国人的伤亡，但在最后一阵射击停止后，一位有双筒望远镜的军官估计有三百名中国人被打死。在沿主要补给线向南的地方，雷·戴维斯中校从福克斯高地上撤下来加入了行军队列。由于偶然的原因，他的两个连使中国人的一支大部队惊慌失措。中国人正沿公路南撤，全然不知一支陆战队正从下碣隅里北上接应从柳潭里出发的队伍。利兹伯格上校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好消息。他转身对雷·默里中校轻声说：“雷，通知你的第三营营长，中国人正往西南撤退，正中他的下怀。”
第三营营长鲍勃·塔普莱特开始时企图调下碣隅里的炮兵射击，但距离太远，无法奏效。因此他要求空袭，尽管该地区上空多云。陆战队这次又交上了好运。海盗式飞机飞抵目标上空时，刚好云消雾散。身陷重围的中国人无法逃离公路，遭到飞机汽油弹和炸弹的轰炸，迫击炮和机关枪的南北夹击。据塔普莱特的战报说，这个中国营有七百多人，被“全歼”了。据分析，这支志愿军部队很可能是南进下碣隅里的部队。
翌日，当队伍末尾的车辆燃油耗尽时，又发生了一场激烈战斗。但是，十二月三日晚七时陆战队的首批人员抵达下碣隅里郊区时，却是柳潭里突围以来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有人让队伍停下来，陆战队员在沉默或悲愤的庄严气氛中排好队，站成操练队形。他们的钢盔、大衣和面孔都银装素裹：一些士兵拖着冻坏的双脚，痛苦地走着，冻得发紫的脚板每次踏在冻得硬邦邦的地面上都疼痛难忍：一些人茫然若失地看着前面，好像他们不知道身处何地，或为何如此。
后面跟着的是能走的伤员，遍体鳞伤的陆战队员互相搀扶着，一些人吊背着M1步枪，另一些人什么也背不了，只能靠着同伴作依托。
再后面跟着的是车辆，很多车上装着昏迷不醒的伤员，他们被固定在铺着篷布的担架上，有些就放在铁箱板上，总共有一千五百人，其中约三分之一是冻伤。
从柳潭里到下碣隅里的路程只有二十一公里，突围行动却用去了整整七十九个小时。
在从柳潭里出发的路途中，下碣隅里似乎给人以避难所的假象，艰难困苦将到此终止。事情并非如此；陆战队抵达下碣隅里，不过是完成了离开山区的艰苦跋涉的第一步。他们还须继续跋涉，先到古土里，然后到海上。但纵观陆战队的历史，没有什么比从柳潭里出来后他们在途中所忍受的更为艰辛困苦的了。
约瑟夫·格登的记录引自《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
单单只从作战人员数量上相比，志愿军一方占有绝对优势。但是，如果把美军的航空队和舰载飞机以及坦克和威力巨大的火炮算上，那么，志愿军一方的人数优势便会大打折扣。
正是在美军飞机的轰炸封锁下，九兵团各军、师几乎没有什么前方后方的区别，很难为保障部队作战而开辟一条顺畅的补给线。弹药和粮食运不上去，伤员则很难撤下来，使整个作战过程变得愈加艰难。
二十七军用于柳潭里和新兴里几个师的运输保障车辆仅只一个汽车营的四十多辆汽车，“都是打上海时缴获国民党军队的破车”，并且，到战役打响时，这四十多辆车“连敌机炸带冰雪路滑掉沟里，只剩下七台车”。军后勤部财粮科科长于钟鸣为此伤透了脑筋，“七台车供应三四个师的粮弹，怎么整？说是入朝时东北军区给配了个民工团，可以人力运输，可是到集结地域一联系，找不到，让敌人飞机给炸散了，一个民工团还没用呢就‘哗啦’了……”
九十四师的民工担架队的情形也差不多。据该师二八○团一位指导员王祥义说，敌人飞机飞得低，“连民工担架队有人抽烟都看得见，机关炮照公路上一打一溜烟，连炸带打，民工们把担架一扔跑了，四个连的担架队，最后收拢来，都凑不够一个连了，只好从战斗部队抽人抬担架……”
为了向前沿阵地送粮食，各部队想尽了各种办法。不少师、团都设法组织了骡马队送粮，有的甚至把师长、团长的坐骑都抽出来做了运输工具。二十军一位师政治部干事彭人龙就曾被临时指派，“带领骡马队往前线送粮食。”“粮食是师后勤千方百计筹到的一点儿，骡马和驭手都是从各单位抽来的。”一路上，彭人龙顾前不顾后，“刚催着后边的赶上别掉队，又怕前边走错了路，又朝前赶，急得一头汗”，更让他又急又气的是，“路途中，竟有两个驭手烤火取暖，让他们熄火，还跟我顶撞起来，我说，让飞机发现炸了你就不怕冷了！”二十多里山路，居然走了足足六个小时，直到下半夜两三点钟才把粮食送到目的地。
千方百计送到前沿的一点粮食，在极度的冻馁中变得极为难得和宝贵。七十九师二三六团一营教导员李炳章记得，柳潭里之战守一二四○高地时，副团长单文忠来到他们营，“饿得不行，跟营部炊事员要个土豆吃，炊事员不舍得给，说不到开饭时候呢，营长刘云江说情，炊事员才肯给了单副团长两个冻土豆。”
二三七团一连副连长吕云学也遭遇过“土豆问题”。他说，饿了几天后，“我的通信员不知从哪儿搞来一个土豆，冻得很硬。我想好了，既是他搞来的，应该让他吃掉……”一般情况下，通信员会把仅有的食物先让指挥员吃，但是，这回“通信员饿得也顶不住了，说，咱俩一人一半吧，我吃一半好给你送信……”于是，通信员用刀把一个土豆割开，二人平均分吃了这个难得的土豆。
激战几昼夜，粮食运不上来，绝大部分作战连队都依靠就近从朝鲜老乡的地窖里找到的一点儿土豆充饥。就是这难得的土豆，由于天寒地冻，煮熟了送上阵地也已冻硬，让许多人无法吃到肚里。一七六团一营机炮连指导员陈兰风说，打柳潭里的时候，两天两夜基本上吃不到东西，伙房煮的地蛋（即土豆）送上山后冻得没办法吃，“咬不动，石头也砸不开；反倒是生的好些，生的可以用石头砸开，可以咬，熟的没办法吃。”
和陈兰风同一个团的四连七班长王法利倒显得更耐心些，在守卫一四○八高地的时候，王法利把几个冻地蛋暖在怀里一两个时辰，“暖化了地蛋，给班里一个叫王瑞信的战士吃。”王瑞信是海南岛人，在山上零下三十多度的气温中，“冻得直淌泪，泪也结成了冰茬。”
人要吃粮食，骡马也要吃草料。一七七团后勤处长汪贤孝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让人拆了些老乡被炸坏的房子，扒下房檐的茅草，蘸一蘸水，喂牲口。”为此，他“挨了团里侯政委好一顿批评，说我们违犯群众纪律”。汪贤孝说，那些日子，别说人了，“连骡马都相当的苦……”
不只没有草料，和士兵一样，骡马也不时被炸死炸伤。所不同的是，人炸死了，骡马不能吃；而骡马炸死了，人却可以分而食之。一七五团政委沈云章骑的一匹小青马，就被飞机炸死了。警卫员们烧马肉吃，他却不肯尝一口。那匹小青马是“苏北战役时缴获的”，跟了沈云章好多年。警卫员为了安慰沈云章，后来“把割掉肉后剩下的马骨架给埋了，一边埋一边跟小青马说，实在是没粮食，才吃了你的肉，对不起了小青马……”
向下抢运伤员和向上运送粮食同样困难。五十九师一七五团卫生队医政干事仲伯林负责带一个小分队抢救伤员，“跟在突击营后边，在山沟里设个包扎所，一夜就收了一百多伤员。冻伤的不少，有的自己爬下来的，也有的一只脚蹦下来的。”但是，仲伯林发愁的是，“搞了两三天，还剩下四十多个伤员运不下去——担架队的人也冻坏了。”没办法，仲伯林发动小分队的人四处搞来树叶和稻草，把伤员冻坏的脚包起来保暖。“直等了两天，才来了朝鲜老乡组织的担架队，把剩余的四十多个运走。”
一七六团一营卫生所的三十几个伤员，也是因为没有力量及时后送，差点儿被炸掉。当时，包扎所设在一座山包后头的几间老乡草房里。一条公路斜通到这里。陆一师向南突围，沿公路开过来了。一个副教导员在山头嘹望，“看见敌人来了，慌了，让赶快撤”，医务员孙盛渭赶紧动员伤员自救，让大家“能走的走，能爬的爬……”孙盛渭招呼人抬重伤员，“刚把最后一个重伤员抬出门外。一颗飞机上的燃烧弹就丢下来，房子掀翻了，大火烧起……事后，副教导员刘玉岐对孙盛渭说，多亏你提醒，没把伤员丢下，“差一点把几十个伤员报销。”
也有的阵地在高地主峰，雪深山陡，担架上不去，冻伤的人只好各自从山上往下滚。一七六团后勤处管理排长曲肇录看见，“从雪坡上朝山下滚的伤员，不少人捂着耳朵滚，怕树棵子把耳朵刮掉。”“爬到包扎所的伤员，冻掉耳朵的、冻掉脚的不少，医务人员每人一把剪子，豁开了伤员冻硬的裤腿，用手搓，搓得冻脚冻腿直滴下水来，然后才处理包扎，等待后送……”
不要说冻坏的伤员，就是坚持在阵地上的人，也有不少冻掉耳朵的。一七六团一营一位名叫巩锡园的副指导员的耳朵就差点冻掉，“幸好被一位姓林的卫生员发现了，告诉他，你的耳朵快掉了，已扯开一个大口子——卫生员替他用绷带绑住，才保住了这位副指导员的耳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