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项耗资5200万瑞士法郎建造的雨林博物馆。透光保温屋顶使用的是昂贵的绝缘材料，每天还要营造8万多升的降雨量，保护着1.7万余种植物，这些全部都按照热带雨林的真实生态环境仿造而成。一个复杂的供暖和通风系统在园内重造了马达加斯加马苏阿拉半岛的气候环境。
这种展览式动物园并没有明确计划是专门为保护濒危物种而设立的，但创建项目的苏黎世事业家却规定：博物馆经营收入的15％用以资助马达加斯加国家热带雨林公园。
有创意的善举。
中国人与印度人
〔印度〕帕兰杰毗 陈继辉译
印度和中国相邻，却又被高耸的喜马拉雅山隔开，中国人的想法和做法与我们大不相同。如果我们想超越这些限制，就必须要了解中国丰富的传统和文化。
中国人与我们有许多共同之处：敬重长者和权威，重视学习，热情好客，看重家庭生活以及男性享有优越地位。而我们双方的差别则可以归结为一个重要因素——不同的人生观：中国人是“现世主义者”，而印度人是“来世主义者”。我们关心的是来世，因为它会支配我们现在的生活。这种观念导致印度人对目前的生活趋向于否定和悲观。
中国人只相信今生今世。在他们看来，眼前的日子才是最重要的，也是生活的目的所在。由于在他们眼中只有“今世”，中国人愿意尽力过好每一天，让自己过得平和、舒适和富足。他们更愿意面对现实，做实用主义者。
印度人相信宗教，并幻化了诸多神灵以供敬仰。敬神是出于畏惧，或想得到切实的好处（发财、升官、得子）。印度人花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来取悦神灵，并创造出天堂和地狱等概念及作孽和积德等观念。
虽然佛教试图将许多印度教的教义传入中国，但中国人依然不像我们这样来看待作孽与积德。佛教、伊斯兰教及基督教都曾传入过中国，但中国人对宗教的态度仍显得不冷不热并带有功利主义色彩。
印度人为自己只注重精神世界而自豪，因此他们信仰精神与灵魂。中国人却要和精神、物质两个世界打交道。对印度人来说，精神世界比物质世界重要，内容比形式重要，意愿比表达重要。对中国人来说，形式和表达则比精神和意愿更重要。
印度人靠积极上进、非常自信来处处显示自身的优越感，而中国人则正好相反，显得非常谨慎、仔细和谦逊。他会和你谈你的事情，却闭口不谈他自己。当要合影的时候，一个印度人会使劲向前挤，而中国人却不会这样做，除非有人特别邀请。
印度人出于自大心理，往往会把所有的牌都摊在桌子上。中国人则会把牌留到最后，而笑到最后的也往往是他们。中国人非常善于使用拖延的技巧，通过请客吃饭和观光旅游让对方先提起话题。与中国人打交道的代表团有时不得不等上许多天甚至几个星期，而中国人却正按部就班地让对手变得焦躁不安、极不耐烦并最终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使双方达成协议。因此，和中国人打交道一定要非常有耐心。
印度人关于“来世”的人生观使得他们将超度灵魂作为人生的首要目标。他们相信身体禁锢了灵魂，是灵魂超度的障碍。因此，人生的目标不是用美食和好酒来满足身体的需求，而是让它饱尝饥饿并穿最简朴的衣服。出于这种原因，许多印度人变成了素食主义者，滴酒不沾。中国人则正好相反，他们用美味的食物和漂亮的衣服来放纵身体。对中国人而言，身体是父母赠送的礼物，应该善待而不是去伤害它。
中国人创造了美味的食物、奢华的家具及精致的瓷器。信仰物质生活的西方人很自然地会被中国吸引。而印度人在精神方面高谈阔论，物质生活却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上，从而让整个世界远离自己。
中国人能制定富有远见的计划，并愿意为此牺牲眼前的利益。或许这也是中国人重诺守信的原因。
印度人非常乐于请别人一顿免费午餐，而中国人的午餐却不是免费的。他们在别人请吃饭时一般不会毫无表示。
有这么一个说法：“送中国人一块石头，他会还给你一块玉！”
尊重“小人物”
李忠东
“蓝厅”是斯德哥尔摩的市政厅，已成为瑞典最引人注目的建筑，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颁奖仪式就在这里隆重举行。
进入“蓝厅”之前，必须首先经过旁边的一个厅。映入眼帘的是位于墙面高处的一个小伙子的雕塑头像，没有任何介绍性的文字。说起它的由来，并不复杂。原来在“蓝厅”落成之后，大家都觉得为建筑者留个纪念很有必要。于是以其中一个干活最卖力的年轻人为原型，雕成塑像镶在墙上。再往前走几步，可以看到一幅巨大的油画，上面画着一个人的肖像。他是谁呢？并非什么达官贵人，而是一个当年给“蓝厅”建筑工地送啤酒的搬运工。他每天在工人下班后及时送来啤酒，给人们带来了欢乐。为了表达内心的感激之情，大家请了一位名画家为他画了这张肖像。
在大雅之堂为“小人物”塑像画像，足见瑞典对普通百姓的尊重。凡是进入“蓝厅”
的人，不论是瑞典国王、王后和政要，还是各国科技精英，都无一例外地要先瞻仰这两位当年普普通通的劳动者，缅怀他们的功绩。
这种尊重体现在瑞典生活的方方面面，诺贝尔奖的颁奖仪式也不例外。“蓝厅”
只能容纳1300人出席宴会。为此每人的座位宽度限制在60厘米，只有主宾席的座位为80厘米，就座的是瑞典国王、王后和其他贵宾。然而近年来随着来宾数量的增加，主宾席上的每个座位一律减少了20厘米，和所有与会者的座位一样宽。另外，宴会上的菜肴也没有什么两样。在诺贝尔奖的颁奖晚宴上，最为风光的不是国王、王后和那些权贵，而是为人类进步、和平和科技发展做出贡献的学者和科学家。
北欧究竟具有怎样的魅力呢？我们综合采访了多人的游历感受，印象最深的是北欧的种种和谐。
北欧人确实是“高收入、高福利、高消费”。在北欧人身上富足已经与钱无关，是脱离了金钱的富，是整个社会的富，是整个北欧人共同的富。
他们一年有180多天假期，单是这一点就足够让我们羡慕一辈子。他们对自然的热爱（晒太阳是他们最大的爱好），对生活的注重（旅游也是他们最大的爱好），那种休闲，那种安逸，那种追求生活本真、生活情致的生活方式，我们似乎从来没有奢望过。
社会和谐是一种内在的和谐，这种和谐的取得当然不是一两天、一两年的功劳。
但是撇开这个不说，北欧那种外在的和谐也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外在的和谐是北欧的建筑和城市的和谐。
可以说，世界上最现代的建筑在北欧。“北欧设计”是一种世界品牌，北欧的现代建筑非常出名。确实，在北欧，只要你肯用心去寻找，到处可见现代得不能再现代的建筑。他们对现代文明的重视无须怀疑，但是，更绝的是，如果你无意去寻找，那么你能见到的几乎都是传统的古老建筑。因为，传统的北欧建筑是北欧的“老大”，处处被尊重，加上它本身色泽浓郁，所以给游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北欧的建筑都是老建筑。非常多的现代建筑在北欧存在，并且也非常出名，但城市仍然以传统的古老建筑唱主角，要达到这样的水平，这又是不一般的和谐。在北欧建筑中，北欧的和谐
志泉
有这么几个细节非常让人感动：一是北欧也有弄假的地方，有些房子，明明没窗，但为了城市形象的需要，安装了假窗；而更多的老房子，不是我们一直以为的是北欧房子建筑材料的牢固才几百年不变，事实上是一直在维修，修旧如旧，这才保持几百年不变；至于新建筑，其颜色也好，高度也好，体量也好，不知要通过多少轮的审核才能兴建，这与我们的“大干快上”，先让城市长高长大，从而使得城市变得自己认不得自己有非常明显的反差。
在北欧，和谐更表现在自然与人、历史与现实的统一。有人说杭州是没有时间的城市，这是对杭州的批评；但用同样的话来评价北欧，这也非常确切，但绝对不是批评。在芬兰的赫尔辛基有个露天博物馆，这里的房子全部都是移建、迁建的老房子，许多房子可能算得上是“先民”所住的房子，把老房子集中在一起，既是一个博物馆，也是一个公园。在这里，我们看到很多小孩在拿食物喂松鼠。同样，在丹麦哥本哈根的公园里，野鸭在你身边走时，丘吉尔塑像身上的鸟粪痕迹隐隐可见，你也觉得非常自然。当在挪威古城堡看到游人与“几百年前的士兵”合影，在芬兰600年的老镇看到一辆马车赶到广场，贵夫人和阔小姐被头戴高帽的绅士扶下车，你根本不会意识到这“几百年前的士兵”是现代人扮的。这贵夫人、阔小姐和绅士虽是一种表演，但你会认为北欧就是这么古老，所有的人、所有的场景都是真实的。
北欧像一位老人。据统计，北欧是世界上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地区，所以北欧的和谐犹如一位老者的平和。在北欧，碰到任何一个人，都会发现他（她）在向你微笑，以此表示友善，这种友善与老年人对年轻人的方式完全一样。在丹麦的哥本哈根，有一件趣事也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那里有两个相邻的加油站，但油价不一样，一个标价9克朗一公升，一个标价7克朗一公升，如此的价格差自然会吸引司机到低价的加油站去加油，不过便宜的加油站晚上是自助式的，要到早上9点钟才会有服务员。那天早上当我们的车驶入该加油站时，发现已有两辆车等在那儿，而且两辆车的司机都是年龄偏大的人。他们好像已经等了好长时间了，打听后才知自助加油设备坏了，钱投进去却不出油，只好等服务员上班。碰到这样的事总算倒霉了吧，但这两位老人却好像是碰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向我们讲述他们的遭遇时非常开心，说如果不是这样，怎么会相邻两个加油站的油价差2克朗呢？并且还开玩笑，说如果我们不相信他说的话，也可以把钱投进去试试。北欧人乐观，在他们的生活中，似乎没有什么可以生气的。这又是另一种和谐。
不过，北欧还有一种和谐，或许在我们看来并不“和谐”。挪威有位雕塑家，他居然建议国家给他帮助，建一座个人雕塑公园，结果经过40年的雕塑，这个雕塑公园终于建成了，共有200多组雕塑，600多个人像。着名的人生柱雕塑就位于该雕塑公园内（杭州乐园内有它的模仿版），这就是挪威奥斯陆的威吉兰雕塑公园，这位雕塑家叫古斯塔威吉兰。丹麦的安徒生当然是世人皆知的名人，但在丹麦出名的并不仅仅是他。创办嘉士伯啤酒的嘉士伯也是名人，在哥本哈根市，与丹麦有关的几十位名人都被雕塑成像陈列在市政厅内，包括安徒生，包括嘉士伯，这种对名人的重视真让人既不可理解，又非常佩服。其实在北欧的所有公园，所有广场内，艺术家、音乐家、画家以及与北欧有关的所有历史名人，几乎都有雕像竖立着。这种对名人的尊重、崇拜，是北欧特有的和谐，也是与我们一直以来只重视集体荣誉的最大反差。
总之，北欧的和谐是社会的整体现象，是文化的最终积淀，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到相当高的阶段后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从地铁里看日本
葛秀英
我在日本留学三年，每天都乘地铁电车往返学校，渐渐发现，日本地铁里有这么几类奇特的人群。
第一种是跑电梯的“蠢人”。日本的地铁站里通常会安置上下的电梯，电梯不宽，只能并排站两个人。日本人已形成奇妙的规则，左列站的是乘电梯的人，右列则是跑电梯的人的空间。跑电梯，就是指有些人为了抢时间赶电车而在运行的电梯上大步疾跑。最初，我挺不理解，电梯原本就是为了省力气、提供方便而设置的，这些人一“跑”，它便失去了原有功能。这些跑电梯的人是否有点“蠢”？若是赶时间，早出来几分钟不就得了。没想到不久以后，我也加入“蠢人”行列了。
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其他国家的人，很少有不感叹日本电车的准时的。日本的电车永远按着时刻表运行。35分进站的电车，绝对不会34分进站，也绝对不会36分进站。刚来日本时，我总是担心万一电车晚点，上学会迟到，因而通常把时间留得格外充裕，在地铁电梯上自然归属于左列。时间久了，我发现这种担心完全不必要。
于是，为了满足自己睡懒觉的习惯，跟日本人一样，学会了一分一秒地计算时间。
乘几点几分的电车，然后几点几分倒车，算得清清楚楚。电车格外准时，2秒钟的误差，就会被拒之门外，你的时刻表也随之宣告无效。我因此而开始了跑电梯。
一次，我和一位英国朋友一起赶电车。当我们气喘吁吁地跑到站台时，正是电车车门关闭的那一瞬间。这位英国人气得直跺脚：“日本的电车太准时了，简直到了让人恐怖的程度。在英国，电车很少按时刻表到达、按时刻表出发。不用说迟到一两秒，就是一两分钟也乘得上电车。日本的电车太没有人情味了！太可怕了！太难以忍受了！”我不禁哑然，电车的准时，也变成了一种错误！我虽然不完全赞同这位英国人的观点，可是每当我差几秒钟没赶上电车时，也不由得想起那些牢骚话。
第二种是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老太太们。与素雅的女孩子正好相反，日本的老太太们大都把自己打扮得花花绿绿，光彩夺目。可在我看来，浓艳的化妆、亮丽的衣服，不仅遮不住岁月的痕迹，反而适得其反。名古屋的老太太做得更是过分。一位从北海道迁到名古屋的朋友，曾这样形容那些老太太：我不敢在晚上乘名古屋的电车，因为在拥挤的电车里和老太太们近距离站着，总觉得自己仿佛到了阴间。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老太太通常不会坐在电车里的优先席上，也不接受别人给她们让座。被让座时，通常是一口回绝，脸上一副“我还年轻，还没有到被人让座的年龄”的表情。我有一位法国同学，是位典型的绅士，处处以ladyfirst（女士优先）为准则。这位绅士上了日本的电车，遇到上了年纪的妇女自不必说，就是年轻的女性，也会起身让座。可是不幸的是，通常被拒绝，年轻的女性还用一种不解的、防范的眼光看他。他很受打击，最后总结出一句真理：ladyfirst在日本不适用，从此收起了这条做人原则。只是有一次在日语课上，当我们正为发言顺序而争执时，这位一直沉默的法国绅士突然冒出一句：Ladyfir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