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8年4月，路德维希去世了。这对阿尔弗雷德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而法国的报纸不知是弄错了还是要故意讽刺，竟然把路德维希和阿尔弗雷德兄弟俩弄错了，刊登出的新闻标题是“战争贩子、大军火商诺贝尔一命呜呼”！
气愤之余，阿尔弗雷德也顾不上跟报纸理论，他要忙着替路德维希打理后事，处理他们共同拥有股份的“诺贝尔兄弟石油公司”的事务。
1889年，母亲卡特琳娜也去世了，这对阿尔弗雷德的打击更大。父亲早在1872年就去世了，这十几年来，母亲一直是兄弟三人的精神寄托，母亲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家也是最温馨的安乐窝。那幢小房子，还是早年父母从俄国回到瑞典的时候买的。阿尔弗雷德提议，每年母亲的生日，兄弟三人无论身在世界何处，无论手头的事务有多繁忙，都要赶回斯德哥尔摩为母亲祝寿。因此，十几年来，母亲的生日就是全家团聚的日子。母亲就意味着合家团圆、温馨幸福。
对于阿尔弗雷德，母亲的深情厚爱在他心中的分量要比两位哥哥更重。自己从小体弱多病，母亲对自己格外呵护。日夜守候他的摇篮，为他求医问药，好吃的都给他吃，也不让他做太多的家务活……一切既甜蜜又辛酸的回忆涌上心头，令阿尔弗雷德热泪盈眶。
正因为如此，阿尔弗雷德常常写信给母亲，定期给母亲汇款，款子的数额大得惊人。他希望母亲能够尽量过得舒适一些。母亲还常常收到他寄来的礼物，也因此而自豪不已，在给亲戚的信中总是提到这个她引以为豪的儿子。
母亲深知三个儿子都和他们的父亲一样，做的是冒险家的事业。因此为了避免当年破产的悲剧，她把儿子们寄来的钱都省吃俭用地攒下来，除了接济穷亲戚之外，剩下的都存在了银行里。为了防止银行破产，她把钱分别存在10家银行！这让阿尔弗雷德既感动又好笑。母亲去世后，计算遗产，数目十分可观。阿尔弗雷德分到的那份是1万3千镑。这可是一笔巨款。阿尔弗雷德经过审慎的考虑，决定把这笔钱都拿出来做慈善事业，这是纪念母亲的最好的方式。这笔钱除了为母亲建了一座小纪念碑之外，剩下的捐给了医学基金会、瑞典中央体操基金和其他慈善机构。
阿尔弗雷德还在遗物中挑选了几件作为纪念：一幅母亲的画像，一块他送给她的手表，一只银丝编织的篮子，一只母亲的手镯，一件有自己姓名缩写的瓷器。
刚刚料理完母亲的后事，还没有从丧亲的悲痛中恢复过来，阿尔弗雷德又遭遇了一次意想不到的打击。这次打击直接导致他在巴黎二十多年的安居生活画上了句号。
1889年，意大利政府向诺贝尔黄色炸药公司订购了20万公斤炸药，由设在意大利都灵的子公司负责生产。正在诺贝尔公司准备开工之际，意大利政府又改变了订购方式，决定采用诺贝尔的工艺，由自己的军工厂生产。
这件看似简单的事情在法国国内引起了一场政治风波。法国与意大利关系紧张，双方都在暗中搞军备竞赛。法国政府属下的企业和研究机构也在研制无烟火药，他们采用的是一位名叫维伊尔的法国化学教授于1885年发明的近似于无烟的炸药：“B型萨劳——维伊尔炸药。”这种炸药的原理与诺贝尔的完全不同。由于同政界有势力人士的关系，这种炸药已被陆军和海军方面迅速采用。诺贝尔曾为此愤怒地讽刺道：“对于所有的政府来说，差劲的炸药只要有强劲的后台，显然比没有后台的优良炸药，要好得多。”
但法国人生产出来的无烟火药比诺贝尔公司的产品低劣得多。一方面出于维护面子的考虑，另一方面也害怕诺贝尔国际商人的身份会导致机密泄露，法国政府一直隐瞒这一事实，并拒绝采购诺贝尔公司生产的炸药——还记得吗，早在1860年普法战争期间，法国人就因为好面子和狂妄自大，拒绝使用诺贝尔公司进入法国，也拒绝使用黄色炸药，结果吃了大亏。这可真是不可理喻的事情！现在他们居然又犯了同样的错误。
而诺贝尔公司与意大利的这桩交易，触动了法国当局敏感的神经，谣言和诽谤也在法国市民中间不胫而走。人们纷纷传言，诺贝尔是意大利的间谍，他在法国塞弗郎建立的实验室其实就是从附近的国家垄断局炸药研究实验室偷窃法国军事研究成果的基地。他把从那里偷来的机密用来实验，然后卖给意大利。
一时间群情激愤，山雨欲来。诺贝尔根本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招致如此的轩然大波。他低估了法国人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原本礼貌优雅的法国绅士一下子变成了粗鲁的不讲理的暴民。其实，这种谣言流传和煽风点火导致的“群体性癫狂”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差不多与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生活在同一时期的法国著名学者、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1841—1931）就精辟地分析过这种“乌合之众”的群体心理。
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思想和感情全都转到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群体心理。在群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了，从而他们的个性也被削弱了。异质性被同质性所吞没，无意识的品质占了上风。在群体中，每种感情和行动都有传染性，其程度足以使个人随时准备为群体利益牺牲他个人的利益。通过不同的过程，个人可以被带入一种完全失去人格意识的状态。
群体通常总是处在一种期待注意的状态中，因此很容易受人暗示。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成事实。它们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除了极端轻信外再无别的可能。
群体情绪的简单和夸张所造成的结果是，它全然不知怀疑和不确定性为何物。心生厌恶或有反对意见，如果是发生在孤立的个人身上，不会有什么力量，若是群体中的个人，却能立刻变得勃然大怒。群体很容易干出最恶劣的极端勾当。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群体没有能力在巧妙的影响之下，表现出英雄主义、献身精神或最崇高的美德。他们甚至比孤立的个人更能表现出这些品质。
群体可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但是也能表现出极崇高的献身、牺牲和不计名利的举动，即孤立的个人根本做不到的极崇高的行为。以荣誉、光荣和爱国主义作为号召，最有可能影响到组成群体的个人，而且经常可以达到使他慷慨赴死的地步……只有群体才能够表现出伟大的不计名利和献身的精神。群体为了自己只有一知半解的信仰、观念和只言片语，便英勇地面对死亡，这样的事例何止千万！
法国的国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勒庞的话有多么准确。谁都不知道谣言是从哪里来的，谁也不关心真相到底是什么。他们已经被冲昏了头脑，不断地喊着：“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不仅是军火贩子，还是意大利的间谍！把他赶出法国！”
在法国人做出这种狂热之举前两百多年，中国也发生过这样的荒唐一幕，顽强抵抗清军的明朝大将袁崇焕没有被敌人打败，却被敌人散布的谣言所杀死。狂热的人们相信了谣言，认为袁崇焕是里通外国的卖国贼，崇祯皇帝下令将他凌迟处死，观看的民众还不解气，争着抢夺从他身上割下的肉吃。
在法国人做出这件事之后不到30年，德国人也犯了同样类型的、但是后果更严重的错误。他们听信了狂热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蛊惑，竟然用民主选举的方式把战争狂人希特勒推上了元首的宝座。纳粹德国的战车隆隆前进，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其中也包括那些当初欢呼雀跃的德国民众。
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这样的用理性和辛勤实践为人类做出种种发明的科学家，绝不是战争贩子、死亡的帮手。相反的，人类只有拥有了理性的智慧和博大的胸怀，才能相互理解、相互宽容，不被狭隘和狂热的情绪所煽动，才能消除仇视和战争。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不应该为他发明的炸药而背上骂名，爱因斯坦也不必为发明原子弹而羞愧。
但是事实总是残酷的，诺贝尔的实验室受到了法国政府的仔细搜查并被关闭，他拥有的枪炮试验许可证被吊销了，在翁弗勒的黄色炸药工厂进行混合无烟炸药生产也被禁止，这座工厂已经制成的试验用的炸药遭到没收。他甚至受到了坐牢的威胁。出于政治动机，报刊上的诽谤和各种迫害愈演愈烈。
气愤之下，诺贝尔当然想到了要离开法国。但是，毕竟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自己的生活圈子、实验室和众多事业上的伙伴都在这里。要离开谈何容易。比方说，自己的得力助手费伦巴赫，是一个法国人，就不愿意离开祖国。他与阿尔弗雷德合作多年，彼此深有默契，这时要分开，两人都深感惋惜。
阿尔弗雷德最终卖掉了巴黎的房产，带着尚未被没收的少量实验仪器和一些私人财产，离开法国去了意大利的圣雷莫。那是地中海边一个美如仙境的地方。到处阳光明媚，微风和煦，绿草如茵，碧海蓝天。他买下了一幢两层别墅，别墅周围是茂密而美丽的各种树木。他在这里新建了实验室，聘请了一名瑞典工程师来接替费伦巴赫的工作。他希望这里的气候将对他敏感的支气管有利，并且能有助于治好他的慢性伤风、“硝化甘油头痛症”以及坏血症。这所美丽的别墅被他称为“我的安乐窝”。有一次，他的老朋友、汉堡公司的总经理古斯塔夫·奥夫施拉格开玩笑地指出“一个窝里应该有两只鸟生活才对，而不能只有一只鸟”，诺贝尔不想再在寻找伴侣这件事情上自寻烦恼，便将住所改名为“诺贝尔别墅”，这个名称一直流传到现在。
圣雷莫的居民听说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搬到这里来了，也十分惊恐。他们非常担心哪一天这个著名的炸药大王会把整个村庄炸上天。其中最害怕的自然要数住在阿尔弗雷德隔壁的那位。经不住这位芳邻的抗议，阿尔弗雷德只好把他的那幢房子也买了下来，给了他一笔丰厚的款子叫他走路。
然而祸不单行，他刚刚在圣雷莫安顿下来，就接到一封来自巴黎的电报。原来，政治风波的影响尚未过去，设在巴黎的诺贝尔黄色炸药公司总部又出现了新的危机。他的合伙人巴布一向是他的左膀右臂，为他负责了许多公共关系上的事务。按照现在的说法，他应该是公司负责公关和企业形象的副总裁。他非常能干，在商界和政界都游刃有余，为诺贝尔公司的商业帝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过于狂妄和放纵，欲望过盛，总是什么事情都想干，为了达到目的不惜动用一切手段。这样的行事作风自然会埋下隐患，如今巴布一夜之间猝死，他生前遮掩得很好的一桩巨额行贿的政治丑闻被鬼使神差地揭露了出来。巴布身后名节不保，更糟糕的是他的一名亲信滥用了权力，背着阿尔弗雷德搞投机倒把的生意，为公司买进了大量原材料甘油。现在丑闻一出，市场上甘油价格暴跌，公司损失巨大，仿佛变魔术似的，一下子就到了破产的边缘。
阿尔弗雷德接到电报，恰如晴天霹雳在头顶炸开。他苦笑道：“难道这就是我们诺贝尔家族一直以来躲不开的命运吗？”突然的变故总是在意想不到的时刻来袭。这个冒险者层出不穷的家族，面临了多少次破产和几乎破产的危险！
事不宜迟，尽管现在返回法国时机很不恰当，但也管不了那么多了。阿尔弗雷德马上登上了前往巴黎的火车。
一到巴黎，原本已经辞去诺贝尔黄色炸药公司董事会职务的他就展开了风风火火的调查。事情的来龙去脉，每一个细节，会造成什么后果，他都一一过问，靡不详尽。最后他得出结论：公司的处境确实很危险，但还没有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只要大胆地尽快出击，做出改变，就还有起死回生的机会。
于是，大刀阔斧的改革开始了。阿尔弗雷德拿出自己的私人财产投入到公司的财务上去，然后全面清洗了公司的管理层，毫不留情地开除了几位重要员工，提拔了一批新生力量。愤怒之余，他还用4种语言跟各个股东写信，极尽讽刺和挖苦的语调来谴责政客的贪婪和商业伙伴的背叛。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努力，公司终于重现生机。
如今的阿尔弗雷德已经年近六旬了，这一场政治风波加上商业危机，整整折磨了他3年。如今我们可以明白，他为何在索菲亚的信中忍不住要抱怨后者给他的精神雪上加霜了。事业上的焦虑加上感情上的负担，给这位永不知疲倦、永远有勇气面对任何挑战的冒险家造成的损害是不可挽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