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两手
至正十八年，朱家军已经在江南地区站稳了脚跟，下一步他们除了继续跟敌人拼刀枪、拼勇力之外，更重要的也是拼消耗、拼后勤。这一点在现代战争中尤其明显。
但正值天下大乱，兵员众多，其他脱产人员也不少，而且农时往往也会因战事而耽误。所以，即使富足如江浙，也架不住这么多人只吃饭不生产。
为此，粮荒的老问题不时缠上朱老大，况且当时朱家军的总规模已达数十万之众，是渡江前的数倍。于是，他不得不暂时向应天、镇江、天平三地的富民借粮。
想当年曹操在山东的时候，面对一派哀鸿遍野的凄凉、萧索景象，他又是如何解决粮食问题的呢？那就是“屯田”的法子。因此，也有属下把这一法子向朱老大做了专门推介。朱老大认为可以试试，但目前只能小规模地搞一搞，因为军队大都还在前线。他下令应天的卫戍部队中，凡是手上没长茧的士兵管种蔬菜。这样既可以磨练士兵吃苦的精神，又可以让他们自给自足。
另外，任命元帅康茂才为营田使，派专人去地方上指导、督促老百姓抓农业、促生产。
就在老康走马上任之前，朱老大语重心长地勉励了他一番，并说明专设营田司的重要性。最后，有鉴于历来官吏的扰民、害民之举，他又再三叮嘱老康，要为老百姓办好事办实事，而不是去妨害他们，如果有司出现增饰馆舍、迎送奔走之类劳民举动，那是万万不可的！老康于是会意而去。
对于司法工作朱老大也没放松。他任命了单安仁为提刑按察司副使，并命提刑按察司佥事分巡各乡县，对于那些在押的罪犯从轻从快发落。
在不久前，朱元璋就曾下令释放了不少轻重罪囚。他在敕令中说：“天下干戈未宁，人心初附，民有冒犯禁令者，被拘禁于有司，着实可悯。故此，自今冬十二月二十日，官吏军民有犯法者，罪无轻重皆释（放）之，敢有复言其事者抵罪。”这实为收揽人心之举。
朱老大一次又一次地搞大赦，手下人也看不过去了，他们都劝老朱慎重点考虑。
但穷苦出身的朱元璋却不以为然。自古用法如用药，药本来是用来救人的，而不是用来杀人的，如果误服，倒可能会伤及性命。法律也是如此，其目的是保护人，而不是惩罚人，一旦用刑太过，则必然要伤及人命。百姓自兵乱以来，历经战乱、流离之苦，如今他们既已归附，应当好好安抚才是。在这其间，难免会有人误触法网，应当本着宽厚为本的原则，给他们改正的机会。
所谓“治新国，用轻典”，刑得其当，则民自无冤抑。
这年十一月，还设立了管领民兵工作的万户府。这是与时局紧密结合的，因为现在是战乱年代，而民间一向不乏武勇之材，对他们加以选拔，编入地方军队中，忙时耕种，闲时就练兵，有事则用之。如此一来，既不用担心坐吃山空，也不担心兵源，一举两得。
这些热火朝天的根据地大建设，再结合后来名儒朱升进献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九字战略，就构成了朱元璋的战略总方针。
九字战略后面还会有所提及，这里不妨先解释一下，这九个字是朱氏应天政权在军事、经济、政治几方面政策的一个形象性概括。
“高筑墙”就是强调军事过硬。修造城墙、加强守备，立足于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守的原则，保证进退有据。举世闻名的南京明城墙（两层），就是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
“广积粮”就是强调后勤保障的重要性。军民人等都吃得上饭，才可以应付危险局面，提高进攻和防守的安全系数。
“缓称王”这个属于政治策略，前面已经提过多次。就是不做出头鸟，不过分招摇，静待时机。
经常伴随左右的孔克仁也曾向朱老大进言道：“积粮训兵，观衅待时，此长策也。”意思也基本类似。
六百多年后，在新中国一个特殊的年代，这九字战略被毛主席变换了新的说法，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咱的宝贝外甥
说完了战略方面，再说战术方面。由于朱老大领导有方且用人得当，根据地仍然在稳步扩大。
当时，东、西两线的对手都较强悍，北边又是红巾军主力的地盘，所以朱家军主要是向南谋求发展，包括浙江西部、江苏南部、安徽南部及江西东部。
至正十八年（1358年）的正月，张士诚部进犯常州，为守将汤和所败。
就是在常州守将任上，聪明人汤和犯了次大错误，此事纠缠了他一辈子，也让他警醒了一辈子。
当时，他有一件小事在请示时遭到朱老大驳回，想到从小玩到大的哥们儿竟如此不给面子，汤同志心里很不爽。于是他便独自喝起闷酒，喝着喝着，牢骚也不免脱口而出：“想我汤某镇守在这里，那不就像坐在屋脊上一样啊，想往东倒就往东倒，想往西倒就往西倒，谁能拿我怎么样……”
很快，这句话就被派去做监军的义子传到了养父朱元璋那里，朱老大异常恼怒，好你个汤和，亏咱如此信任你，你居然说出这种话来！不过，虽然朱老大当时没有治汤和的罪，但却硬是记恨了他一辈子，后来在诏书中还多次提及此事。大明开国时，汤和本应封为公爵，但朱老大却改封侯爵之首，原因估计就是这次失言。
同月，邓愈遣部将取了婺源州（今属江西）。
二月，以吴祯为天兴翼副元帅，令与其兄吴良同守江阴。此地守兵不满五千，而其地与张士诚接境，但因为这吴家兄弟训练士卒有方，并严为警备，且“屯田”以补给军饷，所以敌不敢犯，老百姓也非常仰赖他们。
这吴氏兄弟也是当初最早追随朱老大的那二十四位元勋之一，当时他两个是朱老大的帐前先锋。吴良水性极好，可以潜水进行侦探工作，吴祯则擅长化装后去做间谍工作。
不久，又升中翼大元帅常遇春为江南行中书省都督、马步水军大元帅。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朱家的孩子们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第一位就是文忠，他原是领军舍人，由于表现出色和老舅的急于培养，年仅20岁就被提拔为帐前总制亲军都指挥使司左副都指挥兼领元帅府事，名字挺长挺绕口，反正就是类似近卫军统领吧，从此开始了自己长达二十多年的辉煌生涯。
不久，朱家军攻克了建德路（在今浙江）。此战正是由邓愈、胡大海两位百战名将，连同新提拔的亲军左副都指挥朱文忠一齐指挥的。
话说这支部队由徽州昱岭向建德进发，行至遂安地界时，敌长枪元帅余子贞领兵来战，结果被邓愈击败，朱家军获战马百余匹。敌人闻风奔溃，朱家军一路追击至淳安，获其战船三十艘，降其兵三千人。接着，遂安守将洪某率五千人来援，又被胡大海击败，生擒其将士四百余人，获马三十余匹。等到大军抵达建德城下时，元军已经彻底放弃了抵抗，竟开城迎降。
随即，朱元璋改建德路为建安府，立德兴翼元帅府。江浙行省左丞杨完者率军来犯，结果被邓愈击败，杀其部将李某，降其溪洞兵三万人。此战后，邓愈被升为同佥行枢密院事，胡大海升为行枢密院判官，朱文忠被命镇守建德府。
但杨完者不甘失败，不久又以水师攻打徽州，再次被胡大海率军击败；又攻建德，被朱文忠击溃，主帅杨完者逃遁。五月，杨完者卷土重来，率兵攻打建德府，再次为邓愈所击败。
六月，朱文忠率兵攻打浦江县，不久攻克。
在浦江县，年轻的文忠除了严禁士兵有抢掠行为外，还做了一件很得人心的事情。
浦江县有一户姓郑的人家，他们家自宋代以来就不分家，而是聚族同居（有点类似东汉大儒蔡邕的家），元代时被朝廷旌表为“义门”。战乱方起，这户人家不得不暂时躲藏到了山里去，文忠得知此事后，竟亲往山里去探访他们，并小心地将他们迎接了回来。
这种事情文忠以后还做过很多，因为他是老舅麾下的大将中唯一可称为“儒将”的。而徐达等虽也经常找儒士们交流切磋，但仅限于“古兵法”而已。
受老舅的影响，文忠平素治军也相当严明，他曾下令擅入民居者一律处死。另外，文忠虽然心底善良，颇有文人的儒雅之气，但军事上也绝对是一位难得的虎将，单就战功而论，仅次于徐、常二人——被列为明朝开国四大名将之一。
当然，个人能力的卓越是一方面，良好的机遇、发挥空间又是一个方面，这是与他老舅的重用分不开的。
文忠起初也是监军，话说这一年朱家军占领严州后，胡大海同志就与文忠二人闹意见不和，结果惹得老舅很是不安。
老舅于是派出了帐前都指挥使司郭彦仁去为两人说和，临行前朱老大叮嘱郭使司：文忠是咱的亲外甥，胡大海是咱的心腹，他俩发生不睦，咱很是不安。古人云“身包其心，心得其安”，心若定，身自然而定。所以，你到后务必好好劝说文忠，而对胡院判也要真心相对，尽量使二人克制自己，齐心协力。
将一个毛头小伙的外甥与名将胡大海基本是等同看待，从中不难看出，文忠的特别使命及其在老舅心中的分量。
在马后娘与老舅的着力培养下，文忠文武兼备、胸怀韬略，史书称其“器量沉宏，人莫测其际”，其作战时骁勇异常（“临阵踔厉历风发，遇大敌益壮”），而平时则一副儒生派头（“颇好学问，常师事金华范祖干、胡翰，通晓经义，为诗歌雄骏可观”）。俨然就是一个王阳明式的人物，一个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
大明建国后，大概是仗打多了，书也读多了点，文忠也经常向做了皇帝的老舅献言献策，结果因为管得太宽，反惹得老舅有些不快。
更为可惜的是，文忠这样的虎父，却生出了李景隆这样的犬子。小李子这孩子长得倒很帅，而且兵书也读得滚瓜烂熟，是赵括的明代版。跟父亲不同的是，小李子打仗垃圾一个，但搞投机却有两手，在“靖难之役”一开始，他就脚踩两只船，等到朱老四称帝后他竟成了功臣第一。不过由于大节有亏，终未能保全。
眼看着朱家军已快从战略上将自己包围，并一步步地在挤压着自己的生存空间，已投降元朝并被封为太尉的张士诚自然是坐立不安。
趁着朱家军主力南下的大好时机，短暂休整过后的老张准备再试试，哪怕不行也总得试试，不然，面对别人的刀口过日子，他实在睡不安稳。
于是，这一年的六月，张家军试图夺取常熟，并与廖永安大战于福山港，结果又碰了一鼻子灰。七月，廖永安再接再厉，败张士诚于（南）通州郎山，获其战舰而还。八月，张家军又进犯江阴，守将吴良大败之，俘获其兵马辎重。面对朱元璋的部队，张士诚估计都想喊出“撼山易，撼朱家军难！”
而同样屡败于朱家军的杨完者，自从被授为江浙左丞后，仗没打胜一次，但态度却越来越骄横，把江浙行省丞相达识铁木儿给整得相当苦闷。
于是，达识铁木儿竟偷偷地联络了张士诚部夜袭杨完者的营地，杨完者仓猝之间无法应战，乃被逼自缢而死。
杨完者死后，他的军队大多溃散。只有他的部将还想着要为他报仇，于是便向朱老大联系投降事宜，还说“所部元帅李福等三万余人在桐庐，皆愿归顺”。
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朱元璋愿意接纳他们，于是便命朱文忠前往招抚。
张士诚几次主动挑衅，让朱元璋看出了他的不甘心，于是派出徐达、邵荣两位大将率军攻打太湖东面的宜兴。
结果，宜兴久攻不下，因为这里毕竟是张家军重点设防的城市，是常州南面的重镇。朱老大却对此洞若观火，他派人给徐达等人支招：宜兴城小而坚，难以轻易拿下。但宜兴城西通太湖口，这里正是张士诚给城里接济粮饷的通道，如果你率部将此通道切断，那用不了多久，城中必定缺粮，趁他们军心不稳时再攻，定能破城。
徐同志等遵照指示，分兵封锁住了太湖口，又加紧攻城，这宜兴城终于给拿下了。
不过这时，一个惊人的坏消息传来：同知枢密院事廖永安被张家军给俘虏了！
原来，廖永安率领水师在太湖中配合徐达、邵荣部作战，他曾一度乘胜深入敌控制区域，结果与老张麾下的大将吕珍遭遇，战事不利乃被擒。老张怨恨朱老大害死了自己的弟弟，在对廖永安劝降不成后，就一直将其拘押在监狱中，直至八年后（1366年）廖同志病死。
也有史书说，张九六当时还没死，张士诚便想拿廖永安交换老弟，可是朱老大竟不从，廖永安无奈地成了弃子，结局不免悲凉。
尽管发展顺风顺水，但势态也并不都是向着朱元璋部。
至正十八年四月，“天完皇帝”徐寿辉、平章陈友谅令“双刀赵”卷土重来。这一次老赵自枞阳进犯池州，由于准备充分，一举夺回了池州，还把朱家军的部将赵忠给俘虏了。随后，老赵又率军攻占了建德。
建德失守后，朱家军的翼元帅罗友贤收集精锐与老赵再战，结果将老赵击败于葛公岭。老赵遁去，建德县随即被收复。
不久，陈友谅部主力占据了龙兴路（江西南昌一带），这几乎标志着西系红巾军在自己的东线扩展至最大范围，因为接下来就是和最难缠的朱元璋部接壤了。
六月，由谢再兴（朱文正、徐达的老丈人）率领的朱家军一部在池州附近与一股陈友谅军遭遇，两军随之展开激战，结果陈军数员将领及部卒四百余人被擒。
依当时的情况看，朱、陈两部争夺江西已是未来的大势所趋，只是此刻，这里还暂时没有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当时，陈友谅正忙着篡权，巩固自己的后方，忙着打造战船、编练水师，而朱家军也在忙着攻打浙江，所以尚无暇他顾。
不过，以陈部占据上游且兵员众多的形势看，朱家军争夺江西的难度要远大于江浙。朱、陈双方势均力敌，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江西战场上的拉锯局面。
不会叫的狗才可怕
有句俗语道：“会叫的狗不咬人，咬人的狗不会叫。”德国谚语亦道：“不会叫的狗才可怕。”
会叫、乱叫的狗，就好比是处在明处的敌人，你完全可以根据它的叫声来判断它的情绪、意图、位置，可以随时提防着它；但是不会叫的狗就不行了，它就好比是躲藏在暗处的敌人，你对于它的一切都很难有效判断，所以也往往容易受到它的突然攻击，以至令人防不胜防。这就是它的可怕之处。
有人就要教朱元璋做这样一只不叫的狗，他就是徽州名儒朱升。只是这位老先生在历史记载中有点神龙见首不见尾。
朱升本是休宁人，后来移居徽州，幼年时曾跟随当时著名学者陈栎学习朱子之学。朱先生是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他重“华夏之分”、严“华夷之辨”，坚决反对蒙古人入主中原，并认为“元主中国，天厌之久矣”。
朱先生本不想做元朝的官，但后来有所动摇。至正四年（1344年），已四十六岁的朱先生登乡贡进士第二名，五十岁时被授予池州学正一衔，但直到两年后才赴任。三年后，他罢官南还，从此隐居于家乡石门山，闭户著书不辍。时人送他一个雅号——“枫林先生”。
他的经历总体跟刘基差不多，只是“挺元派”的老刘当时显然更忙活，闲居在家也不消停，热心组织地方民团，帮助朝廷剿灭“乱臣贼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