歼灭第一三五旅后，西北人民解放军迅速撤离羊马河战场，进入山区，隐蔽休整。胡宗南军主力又经过几日“游行”，数度扑空，携带的给养耗尽，疲惫饥困，不得不回到蟠龙基地进行休整补充。此后不久，国民党军的飞机侦察，发现有解放军部队东渡黄河进入晋绥地区（其实只是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一部分工作人员东渡）。根据这个错误判断，蒋介石要求胡宗南以主力沿咸榆公路向绥德挺进，并命令榆林邓宝珊部南下配合，企图封闭黄河渡口，乘机消灭渡河中的解放军。4月26日，胡军主力9个旅从蟠龙、永坪分两路向绥德北进，邓宝珊部由榆林向米脂、佳县出动策应。
密切注视着战场情况变化的彭德怀，认为良好的战机出现了，立刻在4月27日将这一情况报告毛泽东，并提出：“我野战军本日隐蔽于瓦市（引者注：指瓦窑堡）东南及西南，拟待敌进逼绥德时，围歼蟠龙之敌。”毛泽东在28日6时收到这份电报，立刻复电批准，并且告诉他：“计划甚好，让敌北进绥德或东进清涧时，然后再打蟠龙等地之敌。”
蟠龙是胡军的重要补给基地，工事坚固。守军整编第一师第一六七旅，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连同地方部队，守备兵力达七千人。这一仗关系西北全局，很可能是个硬仗，和前两次的伏击不同。因此毛泽东采取十分审慎的态度。30日，他又致电彭、习：要他们“经过精密之侦察，确有把握，方可下决心”。
蟠龙之战能否成功的关键在能否于胡宗南援军赶到前取得从事攻坚作战所必需的时间，而这一点又决定于援敌的距离，胡部主力距离蟠龙越远，所需时间就越有保证。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善于用兵的彭德怀立刻做出周密部署。他以第二纵队的三五九旅为主，又从其他各旅中每旅抽调一个排，伪装成野战军主力，沿咸榆公路同胡军保持接触，缓缓后撤，并在沿途遗弃一部分军需物资，造成狼狈溃退的假象，使追击的胡军敢于放胆北进（到蟠龙战斗打响后，这支伪装主力的部队又可以转过来担任对胡军主力的阻击任务）。野战军主力则隐蔽集结在蟠龙周围，进行攻坚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发动攻击。
5月2日，正当胡部主力占领绥德，兴高采烈地庆祝“胜利”之际，蟠龙战斗突然打响了。激战到4日24时胜利结束，全歼守军6700余人，活捉旅长李昆岗，缴获大批粮食、弹药和其他物资。当放弃绥德仓皇回援的胡部主力在8日赶回蟠龙时，解放军主力早已不知去向。
在主动放弃延安后的一个半月中，西北人民解放军以不足3万人的兵力，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蘑菇战术”，同比自己多达10倍的国民党军队从容周旋，三战三捷，消灭胡军1.4万多人，拖住胡宗南军这支蒋介石的战略预备队，有效地策应了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并为西北战场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3倚靠人民的铜墙铁壁脱险
毛泽东的车队经飞机场、桥儿沟在第二天凌晨到达延川县永坪镇西南的刘家渠。接着的几天中，又经过子长县的徐家沟、高家岭、任家山，在25日到达子长县的王家坪同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会合。在这里，毛泽东从任弼时那里听到了山西文水县年仅15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在敌人面前英勇就义的事迹，深受感动，挥笔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8个大字。
27日，他就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的问题同刘少奇等交换意见后，在当天致电晋绥的贺龙、李井泉，告诉他们：“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28日，周恩来去晋西北布置后方工作，毛泽东、刘少奇等率一部分机关人员转移到清涧以北石咀驿附近的枣林沟，于29、30日在这里召开了一次中央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工作；刘少奇、朱德等到河北平山，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担负中央委托的任务。随后，4月11日，又决定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率中央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到山西临县，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
枣林沟会议后，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工作人员以及警卫部队共800人组成4个大队，统归“直属司令部”指挥，由任弼时任司令，化名史林，陆定一任政委，化名郑位，毛泽东、周恩来分别用李德胜、胡必成的化名，表示解放战争必胜，中国革命必成。“直属司令部”以“九支队”为代号。
4月中旬，“九支队”从青阳岔转移到了靖边县王家湾。这是一个紧贴在半山坡上、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都住在薛如宪老汉腾出来的两间半的窑洞里。
1947年，毛泽东在转战陕北期间。薛老汉60开外，是刘志丹领导陕北闹革命时的老赤卫队员。他把三个儿子都送去支前了，自己承担起极其繁重的庄稼活。毛泽东十分赞赏薛老汉对革命的忠诚和热情，经常跟他聊天拉家常。由于毛泽东化名“李德胜”，薛老汉怎么也想不到这位李首长就是声名显赫的毛泽东。
5月的一天下午，天气很热，毛泽东、周恩来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到窑外的柳条棚子里乘凉。放在瓮盖上的无线电收音机，正在播送新华广播电台关于蟠龙大捷和真武洞祝捷大会的消息和评论。
女播音员热情奔放，慷慨激昂的声调，深深地吸引着每一个人。薛老汉也笑呵呵地跑来了。毛泽东高兴地向他打招呼，搬凳子让坐。老汉从来没有见过收音机，一见这个方匣子里有人说话，惊奇得不得了。他半弯着腰，双手按着膝盖，左看右看，半晌才奇怪地说：“这是什么东西，里头有人？”
这一问把警卫人员惹得哄然大笑。他们告诉薛老汉：里面不是有人，而是一个收音机。
过了一会儿，收音机里广播员以高昂的音调报告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毛主席还在陕北！”薛老汉一听高兴得叫喊起来，连连说：“毛主席还在陕北！毛主席还在陕北！”这天，他走遍全村，逢人便说：“你们知道吗？毛主席还在陕北，不打败胡儿子他是不走的！”
从延安撤出时，周恩来、朱德和任弼时等都从保证党中央、毛泽东的安全考虑，再三提出请毛泽东率领党中央解放军总部转移到黄河以东的解放区去。毛泽东反复思索后说：“我不能走，党中央最好也不走。我走了，党中央走了，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部投入到其他战场，增加其他战场的压力，我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别的地方就能好好地打胜仗。”大家觉得毛泽东的话有道理，又总觉得这太危险，有人提议增加部队保卫毛泽东。毛泽东不同意。他说，陕甘宁边区手掌大的一块地方，敌我双方现在就驻有几十万军队，群众已经负担不起，若再调部队，群众就更负担不起了。毛泽东就是这样，处处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在王家湾居住的日子里，为了适应转战陕北时的长途行军，毛泽东经常利用休息时间练习骑马，有时一出去就是十几里地。王家湾离敌人盘踞的瓦窑堡只有70多里路，敌人的密探常常四处活动。所以毛泽东一走远，警卫班的同志们总不放心，常暗地里派几个人，走在前边。
有一次偏被毛泽东看见了，便问：“那边山上是不是你们的人哪？”
跟随毛泽东的警卫员被问住了，又不好说谎话，吞吞吐吐地说：“我们怕……”
毛泽东说：“怕什么呢？我们有老百姓嘛！现在农活多忙，你们不多派几个人去生产，都跟着我干什么？”
警卫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说什么才好。毛泽东看他们为难，便温和地说：“我们要相信群众。敌人头上虽没写‘反革命’几个字，可是群众心里是有底的。一有坏人，老百姓马上就会发觉，用不着我们动手，老乡就会把他抓起来！你们应该多做群众工作。”
说到这里，毛泽东突然问大家：“你们听说过我们机关的‘六多’么？”
一个警卫员说：“老百姓说我们背盒子枪的多，骑马的多，电线多，妇女(指报务员)多，手电多，驮骡多。”
“这是我们这支队伍的特点啊！”毛泽东微笑着说，“可见老百姓是很有分析能力的，恐怕我们的同志，还不一定知道这个特点呢！不过，你们要告诉群众，注意保密。如果敌人得到这样的消息，我们就住不长了。”
毛泽东说着，把目光投向四野，仿佛千百万群众就在身边。毛泽东回过头来，深情地对警卫人员说：“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只要我们认真做到这一点，群众就会永远和我们站在一起，做我们的铜墙铁壁，任凭刀山火海摆在眼前，也绝不会离开我们。”
从此，警卫员们就改变了做法，抽出更多的人上山打柴，帮助老乡种地，把群众工作与警卫工作结合起来搞。后来，每当警卫班的同志从山上背回一捆捆柴木，跟在毛泽东身边往回走时，毛泽东就笑着问：“又去放哨了吗？”大家也会心地笑了。
6月间，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力打到陇东分区的庆阳、环县一带去了，距毛泽东、党中央所在地王家湾700多里。胡宗南因连遭惨败，恼羞成怒，决定乘解放军主力远在西线之际，派刘戡亲自指挥4个旅，从延安、安塞经蟠龙镇、龙安镇向王家湾一带扑去，妄图一下子消灭毛泽东中央机关。
毛泽东根据情况判断胡的企图有三个：第一，要把我们消灭在这里；第二，要把我们赶过黄河；第三，要把我们赶到沙漠里上饿死。但是我们坚决不让敌人消灭，也坚决不过黄河，我们一定要在陕北坚持下去，拖也要把胡宗南拖垮。敌人往东来，我们向西去，敌人向北，我们就向南走；敌来我走，敌人走了我们就住下来。不久，刘戡所带部队迫近王家湾，中央机关开始组织转移，老乡们也紧张地进行坚壁清野，准备和敌人在山里周旋。
情况越是危急，毛泽东越是惦记着老百姓。他一再叮嘱大家说：“敌人从东边来，我们要有计划地组织老乡撤退，不能让老乡受损失。把我们的行动方向告诉村干部，让他们带领群众跟着转移。”
当时有人担心这样会暴露中央机关的行动方向，提议让老乡向其他方向转移。毛泽东知道后，严肃地批评了这种想法，指示一定要让老乡跟自己的部队一起撤退，这样可以减少损失。现在军民已凝成一体，就应该对群众负责到底。已经向东走了的群众，要派人追回来。直到夜间，毛泽东才率党中央转移到小河村。毛泽东热爱人民，处处想着普通百姓，他的深情得到了回报，人民也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他的爱戴。
毛泽东在陕北农村，同农民一起吃饭。直到毛泽东离开了王家湾，薛老汉才听人说，住在他家的那位名叫“李德胜”的首长就是毛泽东。薛老汉既惊异，又高兴，总是观赏抚摸着毛泽东用过的东西。
说来也巧，国民党军刘戡率部来到王家湾以后，司令部就设在毛泽东住过的窑洞里。但村里的群众个个守口如瓶，毛泽东和党中央机关的行踪，他们半点也没得到。可是刘戡部刚走，老乡们马上就把他们丢在炕洞里的文件拣来，交给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由于群众对党中央的掩护和对敌人的严密监视，使我们对敌人的行动了如指掌，而敌人则像瞎子一样，到处扑空，到处挨打。
当时，中央机关驻地附近一个村里，有个小学教员是国民党党员。此人善于投机、钻营，心术不正。老百姓都回避他，将消息封锁起来，什么也不让他知道。毛泽东、党中央撤离王家湾后，这个家伙果然投到国民党军那边去了。然而当国民党官兵问他毛泽东在哪里，他张口结舌，回答不出，结果被吊打了一顿。
国民党军占领王家湾后，薛老汉经常下山来侦察敌情。一次，不幸被国民党士兵发现，抓回村子。士兵们对他严刑拷打，逼问毛泽东的下落。老汉斩钉截铁地说：“毛主席还在陕北！”说完闭上双眼，任凭怎样毒打，死也不漏一个字。即使被打得晕过去好几次，但醒来还是那句话：“毛主席还在陕北！”
刘戡率部队在王家湾、高川、青杨岔、石湾一线未找到毛泽东和中央机关，就停留在这一带的山头上、山沟里，设法侦察他们的去向。当毛泽东发现刘部正在狐疑不定、徘徊观望的时候，就决定假意从小河向西，转移到20余里外的天赐湾一带，造成一种假象，使他们误认党中央、毛泽东是向西南的保安、吴起方向投奔解放军主力部队去了。
毛泽东率中央机关走了一段路程，天已黑下来，并且下起了雨。当他们正顺着山梁往上爬，忽然山下响起了一阵零落的枪声，同时发现左边山沟里，一派火光，看不见头，望不到尾，一个火堆接着一个火堆，遍山沟里，都被火光照得通红的。原来，刘戡的部队就在山脚下。任弼时立即下令：不许打手电，不准抽烟。为了防备万一，警卫部队立刻派一个排，带着3挺机枪，朝左侧山下，布置警戒。天亮时，他们爬到山梁顶上，进入天赐湾，离国民党军队只有10多里。毛泽东说：“就在这里休息，做好行军战斗准备。敌人来了，我们立刻就走；敌人顺沟过去的时候，我们就住下。”同时往山下望了望，判断敌人可能往保安方向去了。果然，刘戡按毛泽东的“指挥”，率部队顺沟往保安方向去了，始终没有找到共产党中央机关的踪迹，只好垂头丧气地退回延安。
五、领导中国革命过山坳
1召开“小河会议”
随着战略进攻号角的吹响，直接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已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形势的发展，促使毛泽东除继续指挥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外，必须进一步思考和研究建设新中国有关的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
1947年6月9日，由于刘戡率部搜索到了毛泽东和中央机关的栖息地——王家湾，于是当夜毛泽东带领中央机关冒着大雨迁移到小河村。小河村坐落在靖边县城东南约30多公里的地方，依山傍水，绿树掩映，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小山村。但是两天后，刘戡部又来到小河村，毛泽东不得不率中央机关离开小河村，躲避在西北方向的小山村天赐湾。7天后，他们见形势稍缓便在6月17日重返小河村。7月21日至23日，毛泽东在小河村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常被称为“小河会议”。
会场就在河滩的大石窑院子里，为了首长们开好会，警卫员们事先用木料、树枝在院里搭起一个很大的凉棚，几乎把整个院子都遮住了。远远看去，很像一个枝叶覆盖的大葡萄架。凉棚下摆了不少从老乡家借来的桌椅板凳。
一看此景便知会议的规模还真不小哩！
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员贺龙第一个到了，接着，陈赓司令员也来了。毛泽东迎出门外，亲切地与他们握手问好。随后，彭德怀、习仲勋、林伯渠、杨尚昆、王震、马明方、贾拓夫、张宗逊、张经武等军政领导都陆续到了。大家欢聚一堂，院子里顿时热闹起来。在如此紧张的战争环境中能集中这么多党的负责人确是很不易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