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毛泽东到山西兴县蔡家崖对晋绥解放地区的土地改革进行实地考察，并委托任弼时对此地的工作作深入细致调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于4月1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将土地改革的基本方针和政策高度概括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即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5月，毛泽东又根据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对新解放区的土地工作作了新的指示，指出新解放区在解放后的相当时期内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口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毛泽东的题词。政政策，不要立即实行分浮财、分土地的社会政策，以集中一切力量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在一两年甚至三年以后，在大块根据地上，国民党反动派已被消灭，环境已经安定，群众已经觉悟和组织起来，战争已经向遥远地方推进，那时就可进入像华北那样的分浮财、分土地的土地改革阶段。这一个减租减息阶段是任何新解放区所不能缺少的，缺少了这个阶段，我们就要犯错误。就是在华北、东北、西北各大解放区的接敌地区，亦须实行上述同样的策略”。总之，毛泽东在领导土地改革运动中，始终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促进了土地改革运动的顺利发展。
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健康地向前发展，取得了重大成果。到1949年6月，在拥有27亿人口、面积约230万平方公里的解放区(内蒙自治区等除外)，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约有15亿人口，其中农业人口12亿人，分得土地的农民约1亿人，所分得的土地面积约37亿亩，中农也有50％的人获得经济利益。广大农民除在经济上翻身之外，在政治上也获得了解放，广大农民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他们努力生产，踊跃参军，掀起了支援人民战争的高潮。土地革命的胜利，为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为决战作准备
1制定城市工作方针和政策
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毛泽东认真研究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独特的中国革命道路，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党的工作重心在广大农村，而不是在国民党力量强大的城市。但是，毛泽东在领导人民革命力量在广大农村开展斗争的同时，并没有放松、忽视城市工作，而是在已经掌握或控制的城市中采取了正确的政策。
在全面内战爆发前，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指出必须注意城市工作。“我们已得到了一些大城市和许多中等城市。掌握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工业、商业和金融业，成了我党的重要任务。为此目的，利用一切可用的社会现成人才，说服党员同他们合作，向他们学习技术和管理的方法，非常必要。”
全面内战爆发后，毛泽东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制定了以运动战为主的作战方法，并明确指出暂时放弃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的胜利。人民解放军根据毛泽东的部署，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放弃了张家口等城市。在毛泽东的英明指挥下，人民解放军越战越勇，1947年下半年转入战略反攻，把战争引向了国民党统治区。同时在解放石家庄等大城市中，积累了解放大城市的经验，提高了攻坚战术。
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到1948年，占领了越来越多的城市。之前，人民解放军占领城市后，往往采取惩处反革命分子、开仓济贫等措施，以扩大人民解放军的影响。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采取以往的政策显然是不行的，因为此时人民解放军占领城市不是临时的，而是长期的，如果仍采取上述措施，将不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根据迅速发展的形势，毛泽东总结了以往接受和管理城市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完整的城市工作方针和政策。
城市工作的方针是建设城市，而不是破坏城市。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将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夺取和控制越来越多的城市，党的工作中心将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因此，城市的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是属于人民的，必须妥善加以保护和处理，如果随意拿、占物资，搬拆机器，将不利于中国共产党在城市开展工作，恢复城市的生产生活秩序，促进城市工作稳步发展。人民解放军刚开始占领城市时，由于缺少经验，采取了一些妨碍社会秩序稳定的做法。这些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1948年4月5日，人民解放军第二次攻克豫西重镇洛阳，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明确指出：“城市已经属于人民，一切应该以城市由人民自己负责管理的精神为出发点。如果应用对待国民党管理的城市的政策和策略，来对待人民自己管理的城市，那就是完全错误的。”并要求“一切作长期打算。严禁破坏任何公私生产资料和浪费生活资料，禁止大吃大喝，注意节约”。这就从根本上确定了城市工作的方针是建设城市。因此，中国共产党就必须和城市人民群众一起保护城市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为恢复和发展生产，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创造有利的条件，并强有力地从物质上支援人民解放战争，改善人民生活水平。
另一方面，又要学习管理和建设城市的知识，争做内行，对负有重要责任的“市委书记和市长必须委派懂政策有能力的人担任。市委书记和市长应该对所属一切工作人员加以训练，讲明各项城市政策和策略。”在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时，这一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二中全会上对此作了深刻的论述，要求各级干部“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毛泽东的这些指示，有力地促进了城市工作的发展，纠正了一些错误做法，他提出的接管城市的基本出发点——建设城市，为城市工作政策的制定奠定了思想基础。
城市工作的中心是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善城市人民的生活。由于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是中外反动派盘踞多年的地方，人民解放军占领城市后，必须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生产。那么，完成这一艰巨而又复杂的任务，主要依靠谁呢？进城之初，由于一些同志不能迅速适应变化了的形势，错误地认为应依靠贫民群众，甚至认为应该依靠资产阶级；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人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者认为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这些错误认识将会极大地影响城市工作的发展。
毛泽东明确指出上述认识是错误的、片面的，需要加以批判，同时他依据中国共产党的城市工作的经验教训，对这些问题做了科学的论述。他指出，我们要在城市中维持政权，站稳脚跟，就“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隐蔽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也就无从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善城市人民生活。如果我们对此问题认识不清，“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而中国共产党在城市中“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这就明确规定了在城市工作中反对谁、团结谁、依靠谁。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制定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善城市人民生活的具体政策。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必须根据革命的需要，有所侧重，并按照一定的顺序来进行。毛泽东规定为：“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同时，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对城市中的各种经济成分，必须采取不同的政策。
在城市经济中，既有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又有大量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还有众多的私营小企业。对这些经济成分，中国共产党必须采取相应的没收、接管和保护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迅速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为此，毛泽东及时制定了接管厂矿企业的政策：“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作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对于那些查明确实是由国民党中央政府、省政府、县市政府经营的，即完全官办的工商业，应该确定归民主政府接管营业的原则。但如民主政府一时来不及接管或一时尚无能力接管，则应该暂时委托原管理人负责管理，照常开业，直至民主政府派人接管时为止。对于这些工商业，应该组织工人和技师参加管理，并且信任他们的管理能力。如国民党人已逃跑，企业处于停歇状态，则应该由工人和技师选出代表，组织管理委员会管理，然后由民主政府委任经理和厂长，同工人一起加以管理。对于着名的国民党大官僚所经营的企业，应该按照上述原则和办法处理。对于小官僚和地主所办的工商业，则不在没收之列。一切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严禁侵犯。”
由于对城市工作不甚熟悉，因此毛泽东要求“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为了这一点，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中国共产党依照毛泽东制定的这一政策，以极大的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深得人心，为进一步改善城市人民的生活奠定了基础。
国民党在军事上陷于失败的同时，在政治上已彻底丧失民心，在经济上陷于严重的危机之中，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城市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饥寒交迫之中。因此，人民解放军占领城市后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就是缺少粮食和燃料。这个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就不可能使城市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
为此，毛泽东强调指出，“大城市目前的中心问题是粮食和燃料问题，必须有计划地加以处理”。但是，改善城市人民的生活必须是有计划有步骤的，由于中国共产党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战争，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主要用于支援战争，因此，改善城市人民的生活是有限度的，“必须有计划地逐步解决贫民的生活问题”，在入城之初，“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不要忙于组织城市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和生活改善的斗争”，“不要提‘开仓济贫’的口号”。至于进一步改善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则要根据形势的发展酌情处理。
因此，毛泽东指出，“在战争时期，能够继续生产，能够不减工时，维持原有工资水平，就是好事。将来是否酌量减少工时增加工资，要依据经济情况即企业是否向上发展来决定”；当我党在城市中站稳了脚跟，“市政管理有了头绪，人心已经安定，经过周密调查，弄清情况和等有妥善解决办法的时候，才可以按情况酌量处理。”毛泽东制定的这一政策，既解决了城市人民迫切需要解决的生计问题，又从人力上物力上支援革命战争，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彻底砸碎国民党的反动国家机器，但对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组织机构和管理机构则要利用、改造。毛泽东指出，人民解放军占领城市后，对国民党反动国家机器必须彻底砸碎，建立人民的革命政权，要“极谨慎地清理国民党统治机构，只逮捕其中主要反动分子，不要牵连太广”；对“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必须妥善地予以清理和登记”。这样就可迅速惩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对于旧政府的工作人员，只要没有大的罪行，经过改造后可加以利用。而对于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组织机构和管理机构可暂时利用，待条件成熟时再逐步改革。
毛泽东制定的城市工作方针和政策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工作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中国共产党迅速在城市中站稳了脚跟，恢复和发展了生产，改善了城市人民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