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毛泽东由此谈到了造就知识分子问题。他说：“我们要造就知识分子。现在我们只有很少的知识分子。旧中国留下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有十万，我们计划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毕业生和专科毕业生)。到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方面就有了十八年的工作经验，有了很多的科学家和很多的工程师。那时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所以，有人怀疑我们党能领导科学工作，能领导卫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为你就是不晓得，你就是不懂。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
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新技术的掌握，都离不开知识分子，都需要大批专门人才。但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人才基础实在薄弱，1949年全国各类高级知识分子总计才6万多人，全国各类科研机构才40个左右。新中国最初几年经过努力，这种状况有所改变，但没有根本改观。到1955年底，全国高校每年的毕业生只有几万名，在校学生每万居民中只有5人，而苏联有86人，波兰有50人，西方发达国家的比例就更高了。人才奇缺成为科技发展落后的关键原因。解决的办法有两条，一是充分发挥现有专门人才的作用，二是大力培养新的人才。后者具有长远的根本的意义。所以，毛泽东提出“要造就知识分子”。
1月20日，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讲话。更为深刻之处在于，毛泽东提出要把政治中央委员会变成科学中央委员会，这是在中国社会转变中执政党实行重点转移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关的构成以政治家、军事家为主。当中国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就面临一种全新的任务，这些政治家、军事家原来熟悉的东西大多已闲置起来了，大量不熟悉的事情摆在面前，这就要求中央领导机关的构成实行转变，把以政治家、军事家为主的中央委员会，变成以科学家、经济家为主的中央委员会。这个转变的实现，也有两种途径，一是原有的中央组成人员自身转化为科学家和专门人才，二是在中央领导机关中充实大批知识分子。毛泽东虽然没有说明这两种途径，但却已明确指出了党中央成分改变的必要性和必然趋势。
任何国家的建设都是在一种国际环境的背景下进行的，这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际局势的安定或纷乱，二是国家间的往来或隔绝。无法否认，不管处于哪种国际环境的背景，一个国家的建设都势必受到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这就要求国家的领导人对国际环境做出准确的判断，以便把握时机，做出决策。八大期间，毛泽东对国际局势作了分析。他说：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隔了二十多年，以后间隔时间还要延长，也许不是一二十年而是三四十年，或者可能根本不能打。目前的国际局势是好转了，我们估计战争是很难打起来的。毛泽东关于国际局势的判断，也反映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政治报告说世界局势趋向于和缓，“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
从国际局势，毛泽东谈到了对外交往。他说，没有战争，资本主义国家就会有经济困难，我们的门是开着的，几年以后，英、美、西德、日本都将要与我们做生意的，他们有技术，我们需要技术。他们的经济有困难，就会向我们出口技术了。毛泽东在这里谈到了资本主义国家有困难，实际上新中国同样有严重的困难，也要通过对外交往来克服困难，发展经济与文化。就外部环境而言，中国的困难更大，因为当时所有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对中国采取封锁政策，隔绝中国与西方的往来。同时，朝鲜战争使新中国再次承受了巨大的人、财、物负担，但一海之隔的日本经济却因为美国向其大量的军需订货而受到刺激和发展。一场战争结束后，中国因此而大大增加了支出，日本则发了横财。所以毛泽东说：“中国经济文化还很落后，现在刚开始搞一点工业，开办一些学校，要实现工业化，非几十年不可。因此我们需要朋友，需要和平环境。”在八大政治报告起草过程中，毛泽东就着力反映了上述思想。
最初的稿子送给他审阅时，他在“社会主义建设”部分讲商业工作时，批语说内容“没有对外商业”，后来修改时加上了对外贸易的内容。8月上旬修改稿送他审改时，他在概括国家工业化任务的内容时，加写了一句话：“并且只要有可能，就发展同世界上任何愿意和我们往来的国家的通商贸易关系。”八大期间，在一次同外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时，毛泽东形象地讲道：中国是世界和人类的组成部分，中国不能自私自利。中国是一张白纸，你们可以在这张纸上写字，你们的科学和文化可以驰骋在这张纸上。这样观察中外关系的视野更为开阔，因为它不仅是从中国自身来分析问题，而且是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提出问题了。当然，这样提出问题的目的，既是为了有利于世界人民，又是而且首先是为了有利于中国人民的。
1956年2月，毛泽东与出席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的知识界委员亲切交谈。毛泽东还谈到了民主问题。他在大会期间会见外国共产党代表团时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必须想些办法来扩大民主，当然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统一，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在短期内实现工业化，能对付帝国主义。但是也有缺点，缺点在于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毛泽东还告诉外宾：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虑这些问题。这年春天，毛泽东提出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发展科学和文化的方针，实质上也是扩大民主问题，但那时只讲了文化和科技领域的民主问题。到这时毛泽东讲民主问题，范围显然已经大为扩展了，甚至可以理解为扩大到了全社会。民主问题本来就不单单是文艺民主、学术民主，它还包括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等各个方面。但是，民主与效率之间看起来又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即使在经济发达的国家也普遍存在，在经济起步的国度里就更为突出。毛泽东看到了这种矛盾。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内，要动员大规模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无疑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实行集权统治(或叫集中领导)，这样才能保持全社会的统一意志，以有效地在不长的时间内改变落后面貌。但这会同发扬民主发生某种冲突。在某些人看来，必须牺牲民主以换取效率，取消自由以赢得发展。毛泽东虽然在这里没有提出解决矛盾的明确方案，但他却主张要扩大民主，指出了集中的消极一面，并同他的同事们在思考一条合理地解决问题的途径。
2中共八大
在经过充分的准备之后，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56年9月15日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026人，代表着全党1073万党员。59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团，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应邀列席了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会议由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在大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的建议》。大会选出97位中央委员和73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
9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为党的总书记。选举出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书记处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在毛泽东主持下的八大，胜利地完成了历史所赋予的使命，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
第一，会议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提出党在新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会议分析了当时的阶级状况，指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已在中国大陆上消灭了；原来的地主富农分子正在被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整体已基本上被消灭，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广大的农民和其他个体劳动者，已经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知识分子也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空前巩固，它的队伍扩大了，它的觉悟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国内各民族已组成一个团结友好的大家庭；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扩大和巩固了。八大在作了上述的分析后，肯定了我国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主要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因此，党的工作重点已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第二，会议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会议在总结我国建设的经验并吸取苏联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第二个五年计划，是实行以重工业为中心，工农业发展同时并举的方针。会议在关于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问题上，坚持了1956年5月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会议还根据苏联及东欧国家建设的经验，并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思想，充分地注意了妥善地安排国民经济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要求做到既保证国家建设规模逐步扩大，同时，又使人民生活得到逐步改善。
第三，会议提出了改革经济体制的任务和设想。根据毛泽东关于论十大关系的指导精神，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人民民主专政更加巩固，这使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方针，进一步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改进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以利于地方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周恩来在报告中，还提出了如何划分管理权的原则。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也提出了给企业一部分自治权的问题。陈云在大会发言中，比较系统和具体地阐明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总格式。他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的，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统一的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国家领导的一定范围内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从这里可以看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其产党人已经开始探索如何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了。
第四，会议提出了发展人民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问题。为了有效地担负起伟大的经济文化建设任务，适应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会议在进一步发展人民民主、扩大国家民主生活方面，提出了四个加强，即加强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的批评监督；加强机关中下级工作人员对上级机关的批评监督；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各级国家机关的监督；加强各级国家机关中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监督。在健全法制方面，会议提出，必须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的法制，巩固社会主义建设的秩序。国家必须根据需要，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充分地受到国家的保护。
第五，会议总结了新中国建立后执政党建设的新经验，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和措施。会议根据新形势和党的基本状况，反复论证了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是实现党的正确领导的首要保证。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根本经验时指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思想原则。”在毛泽东的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会议向全党指明：“我们的一切任务能否胜利地完成归根结底是决定于党的领导是否正确。也就是说，决定于党的领导能否实事求是，能否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革命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为此，会议要求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进行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解决实际问题；要求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都应加强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把我们的工作放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上。八大党章中重申：“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民在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从实际出发，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它的原理解决实际斗争中的各种问题，并且使它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发展。”会议强则指出，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和保证党的路线的正确，全党必须重视和加强党的建设。（一）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坚持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坚决贯彻执行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的原则，反对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反对突出个人，反对个人歌功颂德；（三）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反对和克服党内的官僚主义现象；（四）加强党的团结，反对狭隘的宗派主义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