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毛泽东说：“抗大不断扩大，学员数量成倍地增加，学校要办，又缺少经费，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只有一个办法，叫做‘艰苦奋斗’。不得已而为之呀！你们吃的、穿的、住的、烧的、用的东西很多，大量的服务性工作由谁承担呢？可以不可以调一些战斗部队回延安，代替抗大的学生担负这些日常的劳动？如果那样去做，是增加抗战的力量呢？还是减少了抗战的力量？办抗大是为了抗战，减少抗战力量的事情，咱们能不能办？”
毛泽东入情入理的分析，深得人心，很快解开了一些抗大学员思想上的疙瘩。抗战八年中，抗大先后办了八期，总校和分校共培养出20多万干部，大多在各条战线上成为骨干力量，对争取抗战胜利，对以后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2、依法惩治“老革命”
毛泽东虽然非常爱护抗大的党员干部，但是对他们也严格要求。如果他们中间有人犯下不容赦免的大罪，不管过去有多少斗争历史，一定严惩不贷。
1937年9月，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的抗大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未遂而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案发后，毛泽东认为应该对黄克功处以极刑。他写信说：“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
1937年9月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刚刚成立后的一个月，在延安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凶杀案。这就是当时在延安轰动一时的“黄克功案件”。
毛泽东为严肃法纪，教育群众，审慎而果断地解决了这宗棘手的案件。
杀人犯黄克功，是井冈山时期的红军老战士，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虽年仅26岁，却是身经百战。1937年进驻延安后，担任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
被害人刘茜，只有16岁，山西定襄人，是陕北公学女学生。她年轻貌美，能歌善舞。七七事变后，刘茜由家乡奔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十五队学习。当时，黄克功正是第十五队队长。刘茜崇拜黄克功这位长征红军，对他产生好感，不久，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
相处久了，初恋时的浪漫情感渐渐淡化，而两人生活情趣、习惯爱好等方面的差异却日见明显。
黄克功行伍出身，耿直爽快，带有一板一眼的工农干部作风。
刘茜是生活在城市的女学生，多情浪漫，渴望丰富多彩的情感生活。她嫌黄克功古板、单调，为此常常苦恼，终于另觅新欢。
黄克功为此痛苦极了。
初秋的一个夜晚，黄克功独自到陕北公学找刘茜，约她到延河边散步，作最后的“谈判”。
秋风阵阵，繁星闪烁。两人却无心欣赏这美丽的夜景，只是默默地走着。
黄克功终于打破沉默：“刘茜，你太不忠贞了，我们明明确立了关系，你怎么又跟别人好上了。”
刘茜沉默了半晌，开了口：“我觉得我们之间出现了裂痕，感情不投，还是分手好。再说，在未正式办理结婚之前，我有权另找对象。”
黄克功急了：“你难道不知道我对你的感情，你这么无情无义？”
刘茜毫不相让：“我有这样的自由！”
两人越吵越凶，黄克功被激怒了。他拔出手枪，对她威胁：“你要不和我恢复关系，就别怪我不客气！”
刘茜盯着手枪说：“你敢——”
“你看我敢不敢！”
黄克功完全失去了理智，怒火万丈，不由自主地扣动了扳机。
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响，刘茜倒在了血泊之中。
黄克功踉踉跄跄，没有报案就回到了学校。
第二天，人们在延河岸边一块大石头旁发现了刘茜的尸体。
案情很快得以侦破，黄克功被逮捕收审。
这件骇人听闻的案件使人们议论纷纷。
毛泽东对此事异常气愤。如此性质恶劣的事件也使他陷入沉思。陕甘宁边区政府刚刚成立，百业待举，怎么出现这样的事情呢？毛泽东多次指示，要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抗日的及政治民主的模范区域。特别要以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其干部无私忘我的工作和廉洁勤俭的作风，赢得人民的信任。因此，边区政府一成立，便先后公布了《关于坚决清洗腐化分子的通知》和《惩治贪污条例》等，着力加强廉政建设，强调“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强调“对于那些触犯刑律法纪，确实已经腐化了的坏分子来说，党龄、地位、功劳、职务等，都不得成为他们‘赦免’，开脱的借口”。
虽然三令五申，可如此严重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消息传到西安后，国民党报纸大肆宣传，说什么“延安出了桃色事件，红军干部枪杀女学生”等等。
究竟应该如何处理这一事件，众说不一。当时在群众中有不少人认为黄克功身为革命军人，共产党员，强迫未达婚龄的少女与其结婚，已属违法，达不到目的，竟下此毒手，实属革命队伍中的败类，理应严惩，以平民愤。也有人为黄克功求情，说黄克功少年时加入红军，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战功卓着，而刘茜三心二意也有责任，应该给黄克功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毛泽东亲自到抗大研究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意见。他神色严肃地说：“我们正从全国各地吸收大批知识青年来延安学习，黄克功的行为有极大的破坏作用，一定要审判处决，严肃法纪。”于是，边区高等法院组成了以雷经天为审判长的合议庭，审理此案，经过调查审讯，决定判处黄克功死刑。
黄克功得知后，向中央军委写申诉信，要求从轻发落。
毛泽东仔细阅读黄克功的信，读完信，他紧锁眉头。虽然黄克功承认犯罪，虽然他对革命有功，但为着个人生活问题，不顾抗战大局，目无组织纪律，违犯边区政府法令，丧失理智枪杀革命同志。这样的错误，能够原谅吗？如果不加以严惩，用什么来教育群众，用什么来树立边区政府的威望？想到这些，毛泽东更感到了案子的分量。他挥笔给法院院长雷经天写了一封信，请他在公审大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宣读。
1937年10月11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陕北公学的大院里，对此案件召开公审大会，边区政府高等法院刑庭的全体工作人员都来了。
审判长雷经天命令把犯人黄克功带进会场。
审判大会开始，黄克功站在面向法庭的位置上，发表他个人的申诉。他向法庭陈述了他的简历，毫不隐讳地坦白交待了犯罪经过，并且作了扼要的检查。
审判长问：“你有什么请求？”
黄克功说：“希望给我一挺机关枪，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战场上，不要死在自己人的法庭上。”
雷经天当众宣读毛泽东关于此案的指示信：
雷经天同志：
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每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
听完毛泽东的信，黄克功悔恨交加地低下了头。
审判长雷经天庄严宣布：“处黄克功以死刑，立即执行！”
行刑队押着黄克功走向刑场。
这件事平息之后，老百姓对毛泽东、共产党大加称颂，边区政府的威望也大大提高。
后来，毛泽东谈起这件事时说：“这叫做‘否定之否定’。黄克功枪杀了女青年，这是一次‘否定’，给共产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我们枪决了犯人，否定了他，在群众中又挽回了影响，使群众更拥护我们了。”
3、创办其他学校
随着形势的发展，来到延安的青年越来越多。一所抗大已不能满足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创办一所新的学校——陕北公学。
这所学校由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张云逸、成仿吾等人筹办，艾思奇、何干之、何思敬等着名学者任教。李维汉回忆说：“陕公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创立的。特别是毛泽东，他在繁重的工作中，还常对学校的任务、办学方针等关键问题，给予及时的指导。”
陕北公学是一所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学员来自五湖四海：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有工人，也有农民；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有红军，也有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干部；有十几岁的青年，也有年过半百的老人。毛泽东对陕公有很高的评价，他说：“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陕公是全中国的缩影，“陕公是代表着统一战线，陕公是一幅进步的缩图”。陕公前后办了近4年，培训出1万多名干部。
鲁迅艺术学院也是毛泽东倾注了不少心血的一所学校，是由毛泽东等发起创办的。这是一所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的学校，由沙可夫、李伯钊等负责。
毛泽东非常钦佩鲁迅，说自己“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1936年，中共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去工作。行前，毛泽东和他长谈了一次，嘱咐他一定要好好团结鲁迅先生。因为他是一面大旗，能够唤起民族的抗战热情。毛泽东经常用鲁迅的精神来教育青年和文艺工作者。他说：鲁迅具有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三个特点形成了伟大的“鲁迅精神”。他还说：“今天第一条是一切爱国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条才是我们自己艺术上的政治立场。”“我们并不用马克思主义来排斥别人。排斥别人，那是关门主义，不是统一战线。但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这就是鲁迅先生的方向。你们鲁迅艺术学院要遵循鲁迅先生的方向。”在漫长的八年抗战中，鲁艺培养出一大批文艺干部，创作出一大批宣传抗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作品，对发动和组织群众起了重大的作用。
1938年4月，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讲演。毛泽东还经常到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以及由他提议创办的中国女子大学等学校讲课。
到六中全会召开时，这些院校已培养了几十万干部，其中共产党员达到25万人。在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把培养干部的问题提到更高的地位来看。他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他从抗日战争一开始，就花了这样大力气，自己动手，来抓这件事，是十分有远见的，效果也是极为明显的。
大批知识青年来到延安，也给这里带来了新的蓬勃朝气。每天傍晚，在宝塔山下，延水河畔，都会有年轻人的欢笑声和歌声。“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一曲抗大校歌凝聚着千万颗青年人的心声。毛泽东常常出现在他们中间，无拘无束，谈笑风生。
在这个时期中，毛泽东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1938年秋，贺子珍离开延安一年后，毛泽东同从上海到延安抗大学习的江青结婚。这次婚姻上的错误选择，给毛泽东后来的生活，特别是他的晚年带来极大的不幸。
三、接待访问延安的朋友
1、在延安洞里与梁漱溟坦诚交谈
抗日战争前，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封锁和“围剿”，中国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被迫处于同外界隔断的状态下。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的种种主张令人们感到耳目一新，引起国内外广泛的注意。许多人来到延安访问，梁漱溟就是其中的一位。作为中国乡村建设派的领导人，梁漱溟在南京被日军侵占后即跟随国民党政府到武汉。
在去武汉的路上，梁漱溟看到国民党的军队无心抗战，只顾逃命的情形，令他对国民党政府十分失望，也使他对抗战产生了悲观的情绪。这时，他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的问题上提出的一系列主张，特别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主张，颇感兴趣。中国抗战的前途在哪里？中国的前途在哪里？为此他苦苦地思索，希望得到满意的答案。由此，他产生了要去延安见见毛泽东、亲自听听毛泽东的意见和想法。他把自己的愿望告诉中共方面，中共表示欢迎他去延安看看。
1938年1月初，梁漱溟到达延安，先见到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张闻天。经张闻天的介绍，知道毛泽东当时是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并被告知毛泽东日常生活是昼寝而夜间会客办公，于是他和毛泽东的会见也被安排在晚间。在延安期间，梁漱溟和毛泽东进行了两次通宵达旦的谈话。
第一次谈话是在延安城的一间瓦房里进行。其实，毛泽东同梁漱溟并非第一次见面。早在1918年他们就同在北京大学工作。当时，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寄宿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杨昌济家中，而梁漱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同杨昌济关系密切，可说是忘年之交。梁漱溟到杨昌济家时，毛泽东常去为他开门。
1938年1月，毛泽东会见访问延安的民主人士梁漱溟。这次毛泽东和梁漱溟见面时，毛泽东一开头就说：“梁先生，我们见过面啊！民国七年，北京大学，你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馆管理员。你常到豆腐池胡同的杨怀中家中来聊天，每次，总是我开门。后来，杨先生病逝，我就成了杨家的女婿。”梁漱溟想了一下，说“有这回事”，并赞扬毛泽东的好记性。他们寒暄了一会儿后，谈话即转入正题。梁漱溟在交谈中，很坦率地谈了自己对抗战前途的失望和悲观的看法。向毛泽东问了“中国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等问题。
在梁漱溟谈话的过程中，毛泽东十分认真地听着。待他说完，毛泽东斩钉截铁地指出：“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随后毛泽东着重分析了国内和国外的情况，分析了敌我力量的对比、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等情况，来阐述中国必然要胜利，日本侵略者必然要失败的最终结果。毛泽东对形势、特别是对抗日战争前途的分析，用梁漱溟自己的话说：“确使我头脑开窍，一扫悲观情绪，受益良多。”
梁漱溟先生回忆和毛泽东的谈话时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样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我听过、看过多次，个别交谈也有若干次了，都没有像这一次毛泽东那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
“毛泽东这次同我谈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观点，即是不久他写成的《论持久战》一书的主要论点。由于《论持久战》这一力作的问世，在更大的范围内一扫抗战前途悲观论、亡国论的观点，其作用当然比毛本人找某一个人或几个人谈一次话，透露一些消息大得多了。”
这次毛泽东和梁漱溟先生的谈话从下午6点，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