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时期中，毛泽东下大力气对财政经济工作进行了研究。他在致谢觉哉的信中写道：“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首先是发展农、盐、工、畜、商各业之主要的私人经济与部分的公营经济，然后是输出三千万元以上的物产于境外，交换三千万元必需品入境，以达出入口平衡或争取相当量的出超，只要此两点解决，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此两点的关键，即粮盐二业的经营。”
“今年之仅仅注意公业投资未能顾及私业投资，是由于等着公营事业救急的特殊情况，由此产生的害则是与民争利(垄断)及解决不了大问题。明年决不能继续这个方针，仅有盐业投资是明年应该继续的，而其他公营的农、工、商业则只当作必要的一部分继续下去。”要把盐作为例外，因为边区北部盛产食盐，盐的收入是边区政府除公粮外的最大收入，盐的外销占边区对外出口的90%。“盐的第一个好处是解决出入口平衡问题。出入口问题一解决，则物价、币价两大问题即解决了。”
为什么要实行这些政策？毛泽东这样回答：“首先是根据于革命与战争两个基本的特点，其次才是根据边区的其他特点(地广，人稀，贫乏，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等)。”“边区有了今年经验，明年许多事都好办了。”
为了统一党内的思想，中央政治局委托毛泽东找林伯渠、谢觉哉、任弼时、朱德等谈话，沟通意见，解决分歧。毛泽东采取“先做个别商讨，然后再开会议，较为有益”的办法，做了许多耐心细致的工作。
林伯渠、谢觉哉都是党内德高望重的长者，深受毛泽东的敬重。为了说服这两位老同志，毛泽东多次登门拜访，常常谈至深夜。凡是这两位老同志提出的问题，毛泽东都要请边区中央局去核实情况，做出答复，林伯渠、谢觉哉也非常信任毛泽东。谢觉哉说：“毛泽东同志从不轻臧否人”，所以愿意同他谈心里话，单在1941年7、8月间，谢觉哉写给毛泽东的信就达数万言。对林伯渠、谢觉哉的每一封来信，毛泽东都“过细地读了”，并且及时写了回信。
他在一封信中说：“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对下情搜集亦然，须故意(强所不愿)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经验，用此方法，很多时候，前所认为对的，后觉不对了，改取了新的观点。客观地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与此一致，盼加发挥。此次争论，对边区，对个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还说：“事情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求达‘和为贵’之目的。”毛泽东曾恳切地向林伯渠表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找他，说：“我虽不能为你分忧，但人事调整方面可多少帮你的忙。”
无论在谈话或书信中，毛泽东对解决边区财政经济的几个具体问题都坦率地讲了自己的意见，并十分注意听取林、谢二位老同志的意见。他在给谢觉哉的一封信中，恳切地说：自己提出的论点，“如你及林老觉得有错误，即祈毫不客气，一一指正，以归一是”。
关于党内在财政经济问题上产生争论的原因，毛泽东认为主要是由于缺少经验，对没有做过的事，谁也难以说有十足的把握，因此应该加强调查研究，多掌握第一手材料。他说：“凡人(包括共产党员)都只能根据自己的见闻即经验作为谈话、做事、打主意、定计划的出发点或方法论，故注意吸收新的经验甚为重要，未见未闻的，连梦也不作。”他要求负责起草财经纲领的陈正人多听取边区政府银行行长朱理治、财政厅厅长南汉宸、建设厅厅长高自立、八路军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叶季壮及粮食局、贸易局的意见，因“他们是实际经手人员，从他们收集各方面确实的材料与意见，起草的东西方更准确”。毛泽东还为高克林的《鲁忠才长征记》写了按语。高克林采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等人后所写的这个调查报告，记述了城关区第一次运盐的经过，讲到不少过去不曾遇见过的新情况和新经验。毛泽东号召大家向高克林学习，“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
8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所提方针：“根据革命与战争两个基本特点，边区应从发展经济与平衡出入口，以解决人民生活与政府财政两方面问题。规定：发展经济应以民营为主，公营为辅，平衡出入口，增加盐的运销，以官督民运为主，自由运盐为辅。”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还强调，在革命与战争的环境下，部分的强制性负担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毛泽东这些细心观察并研究了实际工作中积累的新经验后提出的意见，终于基本上统一了几个月来党内对如何解决边区财政经济问题存在的不同认识。
2、遭百姓“埋怨”
粮食问题，这时是边区经济工作中最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最初，边区各部门的用粮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征粮，征收的对象主要是地主和富农，中农负担很轻，贫农全无负担；另一个是靠边区政府拨款采购。1940年，外援断绝后，边区政府已没有足够的财力购粮，只能全部依靠征粮。1940年所征收的公粮，供应到1941年3月时，在部分地区已出现断粮现象。不久，各地粮食供应普遍发生恐慌。政府先后买粮一次，借粮两次，才勉强支撑下来。为了保证1942年的供给和归还1941年的借粮，中共中央与边区政府经过再三研究，决定1941年征粮20万担。这当然是不得已的，但比1940年征收的公粮9万担增加了一倍多，是抗战以来边区征粮数字最高的一次。群众深感负担过重，普遍出现不满情绪。
1941年6月3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小礼堂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这天，电闪雷鸣，大雨滂沱。突然一声重雷，震耳欲聋，雷电径直穿入会议室内，到会人员都受到巨雷震动，头晕目眩，慌忙奔向室外。延川县代县长李彩荣，因触电过重，经抢救无效，不幸去世。
这天正逢集市，南关市场上人群熙熙攘攘，十分热闹。一位50来岁的安塞老乡拉着毛驴也来赶集。不幸遇到大雨，他拴在木桩上的毛驴也被雷电打死了。老汉气得又跺脚，又骂娘，还呜呜地哭了起来。他边哭边数落着：“老天爷瞎了眼，为甚不让雷公打死毛泽东，偏要打死李县长，打死我的毛驴……”周围的老乡们一听，都吓了一跳，有人赶紧上前劝他，制止他又哭又骂。
然而，老汉的话像长了翅膀，很快就传遍了延安城。顿时，街头巷尾，传言四起，有反对的，有同情老汉的，也有借题发挥的。
消息传到边区保安处，有人提议把那个老汉抓起来，也有人建议要及时汇报党中央，请示毛泽东。
毛泽东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雷电击死人，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灾害，没有什么奇怪的。可街头为什么那么多传言呢？有人说：“这是老天爷对人间的惩罚，是一种报应，是大难临头的不祥之兆。”也有人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八路军抗战，是为了咱老百姓能过好日子，可也不能不管咱们的死活呀！”一时间，议论纷纷，毛泽东觉得里面有问题，他立即打电话，要保安处来人谈谈。
边区保安处的小吴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
毛泽东望着小吴，用一种极其亲切的语调说：“听说你非要拘留那位老乡，为什么呢？”
小吴激动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说：“他在大庭广众下侮辱您。”
“是吗？他是怎样侮辱的，你说给我听听。”
小吴情绪激动地报告了事情的经过，还接着说：“李县长是中了雷电死的，与主席有甚关系。他自己死了驴，心里有气，竟然迁怒于您，而且在延安最热闹的市场上，指名道姓地骂您。我认为这是一桩严重事件，所以应该马上拘留审讯他。”
毛泽东听罢爽朗地笑了，说：“他骂了我毛泽东，可没有犯法呀！”
“不。您是人民的领袖。骂您，说明他不是汉奸特务，就是土豪劣绅，我们拘留审讯他是应该的。”
毛泽东又笑着对他说：“你想过没有，真的特务汉奸敢在光天化日下骂我吗？”
小吴一怔，张着嘴不知说什么好。
毛泽东起身走到小吴身旁，用温和的目光看着他，问道：“小吴，你知道人民群众为什么拥护我们，热爱我们？”
小吴痛痛快快地回答道：“因为我们为老百姓打天下，谋幸福呗！”
“这就对了。”毛泽东赞许地点点头，接着说：“人民拥护我们，热爱我们，是因为我们这个队伍是革命的队伍，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工作中有了缺点错误，不管什么人，不管他采取什么方式提出批评意见，我们都应该接受嘛！你说对吗？”
小吴还想辩解，说：“可他不是提意见，是骂人。”
毛泽东轻轻一笑说：“骂人也是一种提意见的方式嘛！”
小吴不再吭声。
毛泽东拍拍他的肩膀说：“小吴同志，我建议你，不要拘留那位老乡。但是请你帮我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看他究竟对我有什么意见，行吗？”
小吴爽快地答应了。
小吴走后，毛泽东陷入了沉思，作为农民的儿子，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时时牵动着他的心。老乡究竟有什么情绪及不满，以至于当众骂人呢？原来问题出在边区政府内部。
当时，根据地正处于最困难的时期。日寇实行“三光”政策，对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同时，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层层包围封锁，另外，从1939年至1941年，边区每年都遭受水、旱、虫等自然灾害的严重袭击，这就给边区增添了困难。几年中，边区军政人员明显增加，全边区非生产人员相继增加到10万多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军队和政府机关的需要，边区群众的负担逐年加重了。负担过重，伤害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也损害了党和群众的关系，以至出现不少牢骚和怨言。
几天后，小吴到毛泽东那里汇报这些情况。毛泽东紧皱眉头，听小吴接着说：“抗战初，边区群众的救国公粮只有1万石，1939年是5万石，去年是9万石，可今年猛增到20万石，群众嫌负担过重，对政府有意见，那位老乡就是对今年分配的20万石救国公粮不满才骂人的。”
毛泽东心情沉重地叹了口气：“噢，原来是这样！”
他思索片刻，对小吴说：“看来，这位老乡确实给我们提了一个很好的意见，批评得对呀！”
小吴点点头，由衷地笑了。
毛泽东立即着手处理此事。他指示西北局组成一个考察团，深入农村进行社会调查，随后向中央作详细汇报。毛泽东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后，指示边区政府减征公粮，最后决定减征公粮4万担。
此举一出，使毛泽东在群众中的威信更高了。那个骂人的老汉也悔恨交加，连连拍着自己的脑袋说：“是俺错了！是俺错了！俺千不该万不该，不该骂毛主席！”
在减征公粮之后，边区政府还进行了大规模的精兵简政，使农民的负担减轻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也提高了。但是，一些地方救国公粮任务仍很重，有些地方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也损害了党和群众的关系。
清涧县一位农妇，丈夫死了，家中缺少劳力，生活极其艰难。家中3个孩子，大的才10岁，小的只有3岁半，还有一个瘫痪的婆母。一家人住的两孔窑洞，临近水沟，水一涨就淹了。家里没钱，也没有劳力打孔新窑洞。这几年，前去征粮的县、乡、村干部不少，有些人不顾她的实际情况，强行征粮，甚至还骂人。农妇忍不住也就大骂共产党，骂毛泽东，因此很快也被抓起来押往延安，保安处准备审讯后予以惩治。
毛泽东了解情况后指示：“把骂我们的那个妇人带来，我要亲自问问话。”
农妇十分害怕，她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命可能都保不住了。见了毛泽东哆哆嗦嗦，说不出话来。
毛泽东劝她说：“你不用怕嘛！请坐，坐呀！先吃几个枣吧。”
农妇战战兢兢地坐下来。
毛泽东亲切地询问她家里的情况。说着说着，农妇却掩脸痛哭起来。她做梦也没有想到，骂了共产党，骂了毛泽东，想不到毛泽东还亲自接见她，同她亲切地拉家常。她感到内疚，说：
“毛主席，咱不对哩，咱不应该骂政府哩……咱犯了大罪嘛……您就枪……毙咱吧。”
毛泽东正要劝她，只见她双腿一跪，求毛泽东处罚。
毛泽东连忙俯下身，双手扶起农妇，说：“你不用难过嘛！我们不会枪毙你的。我已批评了清涧的地方干部，也批评了延安的执法部门。老百姓有具体困难，不予解决就该挨骂嘛！你骂了政府，被捉来了，我今天同你谈谈，你不用害怕，要对我讲真心话。”
农妇见毛泽东态度诚恳，也就放了心，她擦干眼泪，一五一十地把实际情况说了出来。
毛泽东听罢，十分气愤，半晌不语。
农妇试探着问：“主席，咱讲完了，咱只求您，看在三个娃的份上，把咱早些放回去，行不？”
毛泽东满口答应：“行！行！”
他叫来有关负责干部，立即指示说：“这位妇女，马上放人！还要派专人护送她回家。记住，去清涧的人，带上公文，讲明这位同志没有什么罪过，这是个好人，是个敢于讲真话，为我们共产党和革命政府提了良好愿望和意见的好同志！要对当地政府讲明，对她家实行具体的特别照顾。同时，清涧的公粮问题，社会调查部和边区政府要做一次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要免，该减的要减，不能搞国民党反动派那一套——搜刮民财，不管老百姓死活！我们的组织、干部部门，也要对现行的村以上当权的官员，进行一次审查。不胜任的，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撤换下来。”
在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下，这件事得到了妥善处理。
毛泽东在责骂声中心明似镜，目光敏锐。他的这种善于从牢骚、怨言中吸取有益的东西、用以改进工作的做法，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戴。
3、视察南泥湾
为了扭转“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严峻形势，切实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党中央和毛泽东号召边区军民努力开展以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使边区的财政经济由半自给转到完全自给。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运动亦进一步发展起来。
1941、1942年，军队、机关、学校的生产受到极大的重视，公营经济获得较快的发展。其中，一二○师三五九旅开发南泥湾的成绩尤为突出，为大生产运动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
南泥湾位于延安东南，那里百年前曾是人烟稠密的地区，后因清朝政府制造回汉民族互相残杀的悲剧，再加民国后军阀横行，土匪劫掠，该地便成了蒿蓬塞路、鸟兽纵横的荒野了。朱德提出部队实行屯田的主张后，亲自到南泥湾踏勘，把它确定为部队的屯垦之地。1941年3月至1942年，三五九旅分四批开进南泥湾。部队由旅长王震率领下，在“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下，披荆斩棘，开荒种植，经过两年的辛勤劳动，就把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江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