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指示我们租他的地面卫星站，这样主权就算我们的了，然后再租给美国和世界记者用——大家都不用给钱，你不收我的钱，给你用我也不收你的钱。”这样，美方将图纸给了中国，中国方面按照他们的要求，不到一个月就在机场附近修了一个卫星站。美方来了一架专机，装好设备，这样美国方面每天都能看到传出的新闻画面，这个大问题总算迎刃而解。
尼克松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邓小平从“半退”到“全退一九八六年夏，为进一步推动干部年轻化，中央在党内提出了“老同志全退下来”的方案。聂荣臻立即在中办送来的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表示赞成。
七月三十日下午，王震突然来到聂荣臻的住处。聂当时住玉泉山，秘书陈克勤陪着他。陈秘书热情地把王震让进客厅，聂和王震寒暄几句，王震就把此次到访的意图讲了。
原来，王震是为“十三大”的人事安排而来的，他是中央指定的十三大人事安排的五人小组成员之一，受中央委托，特来征求聂的意见——那就是，邓小平提出：
“十三大”上，他也要全退。王震说：“老帅，你拿个意见，我去报中央。”
这是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聂荣臻异常慎重，沉默了好一阵，才开口缓缓说：“我认为，现在是过渡期，局面还不稳，小平暂时还不能全退，他可以不参加常委会。他全退了，不当军委主席，一旦有事，怎么号令全军？只有他能镇得住，他在，军队就不会乱。所以，小平还不能全退。”王震频频点头。
交谈一阵，王震就离开了。据陈克勤回忆，王震走后，聂荣臻起身到院子里散步，一语未发，只是沉思。散完步回到客厅，聂说：“还是写个正式的意见吧，说得准确些，让王老带到北戴河去。”
陈克勤遂根据聂的意见，连夜起草好了《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里，聂荣臻说：“现在，我们党实际上的领袖就是小平同志。他是众望所归，自然形成的，无论党内外、国内外，一致公认他是我们的领袖。
“因此，在当前形势下，小平同志不是退的问题，应该是继续进。他的健康情况，也允许他再领导大家奋斗几年。由于我们现在没有党的主席职务，那就在政治局常委中仍然保持小平同志的重要的领导地位……
“当然，我们的事业还需要更多的新生力量，在政治局常委中再增加两三位年轻一点的同志也需要……人们对包括小平同志在内的政治局常委的充分信赖，正是构成我们今天建设事业发达的重要因素。
“关于军委主席一职，还是由小平同志兼一个时期好。当前大仗是一时难打，但自从宣布军队整编，裁军百万后，基层思想并不稳定。如此时小平同志再退出，”
确实对稳定军心不利。”
这份《备忘录》，后由王震带到北戴河，正式向中央进行了汇报。不久，王震那里传过话来：聂老帅的意见给中央报了。小平说：“这个聂老总，考虑得真周到！”
据说，聂荣臻的这个意见，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央后来决定，党的“十三大”
上，“四老全退，三老半退”。“四老”是指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三老”是指邓小平、陈云、李先念。
自一九八九年九月邓小平向党中央递交了《辞职信》后，他一直在说服不同意自己退休的一些中央领导。十一月九日是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的最后一天，全会将对邓小平的退休问题进行表决。
上午九点多，办公室主任来到邓小平身边，向他讲述了正在召开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情况，通过汇报，小平得知许多中央领导逐渐理解了他请求退休的决心和意义，他如释重负地说：“总之，这件事情可以完成了！”
下午三点，出席中央全会的代表们表决，通过了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请求。随后，邓小平也乘车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在休息厅，他首先与刚从会场过来的中央各位领导握手。
邓小平的心中也很不平静，作为一个为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马上就要离开工作岗位了，他稳步走到话筒前，满面笑容对大家说：“感谢同志们对我的理解和支持，感谢全会接受了我退休的请求。”
稍停片刻，他再次表示：“衷心感谢全会，衷心感谢同志们。”接着，他来到代表中间，与全体代表合影留念。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上午十时整，身穿深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站在门口屏风旁迎接来访的一九八九年度“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
宾主落座后，邓小平笑着对日本客人说：“我们都是老朋友，欢迎你们。多年来，你们在中日合作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尽了很大努力，非常感谢你们。”停了一下，他说了一句出人意料的话：“你们这个团，是我会见的最后一批正规客人。”还是熟悉的浓浓四川口音，还是那明快平和的语调，但邓小平却在告诉世人，这将是他正式会见的最后一批外宾。
邓小平诚恳地讲：“退就要真退，不要使新的领导感到工作困难，这次我要百分之百地退下来。我今后不再代表集体、党和国家领导人见客人，要体现真正退休。”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后又说：“今后有些老朋友来中国，不见可能不礼貌。我可以去客人住地拜访，谈友谊，谈非政治性的事情。要让党、政、军领导放手工作，我不插手。这对他们的成长和工作很有必要。”
会见结束，闻讯的记者围上来要求合影。邓小平欣然同意，并幽默地说：“好，这比会见外宾要轻松多了。”有记者边笑边说：“这也是您最后一次会见记者。”
（据《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等书）
河南百姓为何帮日军打国军
这是抗日战争历史上极为荒谬的一幕：河南的百姓帮助日本军队打国民党的军队。
我们不应去责怪那些在生死线上挣扎的老百姓；是蒋介石漠视三千万生命，才导致这一不应该发生的事的发生。这是一段很值得我们深思的历史。
一九四二年的河南逢大旱之年，数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而这样的惊天大事，在历史上居然没有留下多少记载。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实行新闻封锁，见死不救；一方面催缴军粮，致使河南百姓怨声载道。随后的一九四四年，竟然出现了河南百姓给日军送粮、汤恩伯部数万人反被缴枪的惊人一幕。
一九四二年冬，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二十四岁的天津小伙张高峰，刚从武汉大学政治系毕业，就被《大公报》派往河南担任战地记者。从陕西入河南时，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亡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
到了昔日繁华的洛阳街头，跃入眼帘的是更加悲惨的景象，到处都是“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一个个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地饿毙街头”。离开洛阳继续南行，“一路上的村庄，十室九空”。
在叶县，他看到当地老百姓吃的是花生皮、榆树皮、一种毒性很强的野草“霉花”、甚至是干柴……所有人的脸都是浮肿的，鼻孔与眼角发黑，手脚麻痛。物价已经涨到不可理喻的程度，许多人被迫卖掉自己的年轻妻子或女儿去做娼妓，而卖一口人，还换不回四斗粮食……
让张高峰愤怒的是随处可见的人祸：
拿着柳条抽打灾民的警察、强逼纳粮的地方政府、不知所踪的赈灾款项、自欺欺人的官方说辞……
于是他奋笔疾书，把此行所见所闻写成一篇六千字的报道，发表于一九四三年二月一日的《大公报》。这篇报道最初的题目叫《饥饿的河南》，张高峰愤怒地指出：“旱灾的河南，吃树皮的人民，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
张高峰的这篇报道，题目被谨慎的编辑改为不温不火的《豫灾实录》，但仍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各界引起强烈反响。次日，社长王芸生亲自撰写社评《看重庆，念中原！》将矛头直指当政者。他将逼灾民纳粮的官员比作“石壕吏”，更提出质问：
中央宣称的赈灾款项为何迟迟未能到位？
政府既然可以“无条件征发一切物资来分配分售”，为何不征发既得利益集团资产用于救灾，却对灾民敲骨吸髓“照纳国课”？
王芸生还援引了一条政府喉舌中央社发自河南的消息：“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倾其所有，贡献国家。”对这冠冕堂皇的欺世之言。王芸生评论道：“倾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这前后——通讯——社评，惹得蒋介石勃然大怒。二月二日晚，他下令《大公报》停刊三天。不仅如此，三月初，尚在河南的张高峰被国民党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并遭刑讯。王芸生为此去找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询问究竟，陈布雷告诉他：“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延缓。”
《大公报》被停刊激怒了一向为蒋介石说好话的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此前，他是蒋介石的忠实拥趸，称其为“团结的象征，人民的偶像”。这次，白修德决定和他的朋友——《泰晤士报》
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奔赴河南，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和张高峰一样，这两个外国人被河南如修罗地狱般的场面震呆了：无穷无尽的难民队伍，随时因寒冷、饥饿或精疲力竭而倒下；寻找一切可以吞咽的东西来吃的饥民，因此而失去生命；一群群恢复了狼性的野狗，肆无忌惮地吞噬着死尸……最触目惊心的是，父母将自己的孩子煮了吃；有的家庭，把所有的东西卖完换得最后一顿饱饭吃，然后全家自杀……
“没有人真正了解河南大灾的严重程度。官僚机构层层掩盖着灾荒的真相……”
白修德写道，“这个政府非但不作为，而且变本加厉盘剥灾民。军队征走了农民的所有粮食，仓库里堆满了吃空额剩余的粮食，军官们便通过黑市倒卖这些粮食中饱私囊。教会和清廉的官员，却要花高价从黑市上买来粮食用于赈灾……”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白修德的报道《等待收成》刊发在美国《时代》周刊。
《等待收成》在美国引起了轰动，也带给蒋介石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此时正值宋美龄在美国巡回作秀、讨要贷款最关键的时刻，这篇文章不啻一颗重磅炸弹，极有可能打碎蒋氏夫妇全盘计划。
而另一方面，白修德迫不及待想要见蒋介石。在他看来，蒋介石是被手下的层层官员蒙蔽了。后来，他见到了蒋介石，告诉他灾民纷纷饿死的惨状，官员们征税和敲诈勒索的丑行。但蒋介石“脸上带着明显的厌烦神情听我讲述”，一开始还对此矢口否认，当白修德拿出大量现场照片后，“总司令的腿开始轻轻抖了一下，有点神经质地抽搐。”
蒋介石问了照片的来历，又询问了很多官员的名字，还拿本子和毛笔记了下来，表现出要整顿这件事的决心。但之后发生的事，让白修德彻底看透了蒋介石。
“的确有人受到处分弹劾甚至掉脑袋了”，比如洛阳电报局那个将白修德的文章发往美国的发报员。
时任国民政府河南省建设厅厅长的张仲鲁，在数年之后道出了实情。一九四二年夏，河南灾情初现，蒋介石便接到了军方密报。他于第一时间赶往西安，召开紧急“前方军粮会议”。会上，蒋介石宣布：本年河南军粮配额减为二百五十万石——并没有免掉。河南省政府随即指派大员分头出发，一面督催军粮，一面视察灾情。在张仲鲁看来，他们真正的目的就是催缴军粮，至于救灾，不过是“粉饰门面，欺骗百姓”。
就在蒋介石宣布减低河南军粮配额后不久，粮食部长徐堪把二百五十万石改成了二百五十万包。一石小麦约为一百四十多斤，一包约为二百斤，这一字之差，逼死了多少穷苦无告的农民！张仲鲁回忆说：“超额完成征收军粮任务的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还受到了蒋介石的记功褒奖。”
在蒋介石看来，河南是中日军队角逐的主要战场。因此，他提出“不让粮食资敌”的口号，一面让几十万驻扎在河南的军队，军粮、草料、兵源全部“就地取材”，将河南农民搜刮殆尽；一面随时准备抛弃这三千万子民。正是沿着这样的逻辑，他才会在一九三八年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此事也正是导致一九四二年河南大灾的根本原因之一。
不过，迫于国际舆论压力的蒋介石，还是派出了中央勘灾大员张继、张厉生二人前往灾区“视察”。
据张仲鲁回忆，此二人一到河南便开会宣示了“中央旨意”：救灾、军粮是两件事，灾要救，但不能为救灾减免军粮；另一方面，不应对灾荒夸大其词、过分宣传，以免影响抗战士气、混乱国际视听……总之就是：赋税一个子都不能少，舆论上正面文章要正面做、反面文章也要正面做。
“二张回去后，把缩小了的情形报告蒋介石后，蒋介石才决定拨给河南法币一亿二千万的救灾贷款”。可就连这点杯水车薪，也被河南省政府秘书长马国琳和省银行行长李汉珍扣下用做投机倒把买卖，一直拖到一九四三年麦快熟时才买了一批发霉的麦子发给灾民。而截至彼时，河南至少已饿死了三百万人。这个数字，被当时的河南官方统计为一千六百零二人。
“（蒋介石）这畜生，牺牲了无数个中国生命。政府的勒索，已使农民的忠诚化为乌有”。从河南回到重庆的白修德，看着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内心涌起无限悲哀：“重庆谁也不相信我们，直到一年后日军在这全部的插曲内，最后加上历史性的一幕。”
“历史性一幕”发生在一九四四年春夏之交。这一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受到重创后，孤注一掷在中国发动空前规模的“一号作战”，意欲打通直通南方的大走廊。历时三十八天的战斗中，日军五万余人的兵力，打垮了四十万人的国军，豫中三十多个县城被日军占领。
日军攻克的汤恩伯部仓库中，仅面粉便存有一百万袋，足够二十万军队一年之用。为什么不分出一些来赈灾？“如果人民死了，土地还会是中国的；但如果士兵饿死了，日本人就会占领这些土地。”这恐怕就是蒋介石的心声。
可令蒋介石万万想不到的是，日本人竟然拿这些军粮赈起了灾。于是就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甚至整连整连的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
“中原王”汤恩伯恼羞成怒，这位河南民众口中的“四害”（水、旱、蝗、汤）之一，把中原会战失败的罪责推到河南百姓身上，破口大骂河南人都是卖国贼。
其实，何止一个河南，其他地方这样的事情也屡见不鲜。《剑桥中国史》就有记载：“一九四三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
对此，白修德说：“如果我是一个河南农民，我也会被迫像他们那样，站在日本人一边并且帮助日本人对付自己的军队。我也会像他们在一九四八年所做的那样，站在不断获胜的共产党一边。”
（摘自《先锋国家历史》）
长江三峡现状
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工程，在经过十四年的建设后，已基本建成。目前正在进行蓄水至一百七十五米的试验，以求达到最大的发电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