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阳光很好。饭后，我们又在路顺简陋的宿舍里，谈起一本名为《长线》的民刊。在这本诗刊上，我读到了一位名叫管党生的诗人在这本刊物上发表的一组关于他跟春树的诗。那组诗的每一句都说自己和春树怎么怎么的，诗句直白而戏谑，有的地方暖昧而下流。当我向余怒读出这些诗歌时，他哈哈大笑，不置可否。
“要□语诗不要□水诗。”路顺说道，他显然对写这样诗有些不满，但那时的他并不知道这两者在概念上应如何区分，只是因为年轻，他总试图说出诗的意义所在。而一旁的余怒似乎并不打算要用什么新名词来否定这样的写作，他只是在告诉我们，要学会如何去表达，表达才是写作的关键所在。
工业化进程正深刻地改变着我们身边的这座小镇，室外是新建小区的工地，巨大起重机的轰鸣声充斥于我们耳边，田野被荒弃一旁。余怒凝视着窗外的景物，喃喃自语道：“诗歌要具备现代意识，要生活着，而不应虚空着。”我忽然发觉他的声音有些异样，但异样在哪里，我也不知道。
3
他独自一人坐在那里，埋头抽烟，带着一丝桀骜的神情，周围是一帮诗人，各自兴奋地谈着跟诗有关的事。他显然并不关心这些，只偶尔插上一两句话。
那天晚上，余怒请客，在安庆风韵酒店，来的人除了旧友还有周边县里的诗人。我坐在他的身旁，不时打量着他。我当时跟他不熟，虽然很喜欢他的文章。
我很奇怪于他的孤傲，只记得晚饭后我曾特地向沙马打听，是否他平时也是如此？得到的答案却是否定的。
他叫苍耳，我跟他相熟以后，喜欢喊他苍耳兄。其实，他的年龄跟我的父辈相差不了多少。
在新近出版的理论集《陌生化理论新探》一书里，他这样写道：“从事理论研究和写作就像啃骨头。骨头上面有肉，但大都被别人啃掉了；剩下来的肉不是很难啃，就是筋绊绊的，可谓‘食之无肉，弃之有味’。而我做的工作便是啃别人啃过的骨头，或者吸里面的一点骨髓。十多年前我有这样的意志……这种梦游式的探险，注定了我会成为一个‘迷途的孩子’。”
这位自称迷途的孩子，因为看似孤傲，朋友似乎一直不很多，仅有的一些，大多跟他很投缘。
其实，生活中的苍耳非但不孤傲，甚至有时和善得令人有些不习惯。
有一天，他忽然打电话给我，说我们一道去打兵兵球吧。我当时一愣，待到回过神来，居然有些紧张，因为球技有限，生怕被约后，一试球技，遭人耻笑。后来，还是他主动做出解释，说自己的球技也一般，我才乐呵呵地跑了过去。一试，果然彼此在伯仲之间，不由哈哈大笑起来。
我和苍耳在一起聊天，常是绕着市内公园的湖边散步，带上两瓶水，兴趣来时带上一包烟，边走边聊。苍耳的洞察力极深，判断力极强，表述也极有条理性。我们在湖边常常胡吹海聊，当然，偶尔也会论及身麵友的艺术成就。
散步，是最好的休闲方式之一，也是艺术的一种。我们谈陈独秀，谈郁达夫，谈他们共同的嗜好——逛窑子。旧书上说，安庆色艺最优，所谓的色优，无非说的是安庆旧时娼风极盛。
苍耳说，其实逛窑子也是艺术，它比革命，比诗歌更富有生命力。
他说着说着，就走到我前面去了。
4
“把传统神圣化与把反传统神圣化一样，陷在了思考不足的泥潭里。”在新华社安徽分社四楼的一间办公室里，陈先发一边抽着烟，一边盯着闪动的电脑荧屏对我说道：“比如，反传统，反的是什么？传统的表现手段还是价值观？许多东西尚未理清。简单拒绝皆因自身未立。阿莱桑德雷讲，传统与反传统是同义词。当今写作者最大的问题在于思考不足。”
他欠了欠身子，向我递出了一根烟，春日的暖阳打在他的脸上，显得格外柔和。他并不急于表达，但说的每一句话都非常精确。
他的办公室简约而自成风格，一个书架、两台电脑、几部话机，待客桌子上摆放着一个古旧的瓷瓶，墙上挂着是一幅已逝的台湾画家赠给他的字。
这是三月的一天，我坐在他的办公室里跟他海阔天空地聊着诗歌。陈先发喜谈传统，对反传统也有一定的兴趣。他的烟瘾很大，但酒量一般。因为家乡同属安庆地区，并且都有过农村生活经验，我们的交流并无障碍。
第一次见到陈先发，是在2008年5月。那时，我因往省城出差而萌生了想见一见他的想法。去之前，我预先让一位和陈先发相熟的诗人联系了一下，希望能够见上一面。陈先发很快有了回复，说欢迎我们到来。第二天晚间，陈先发便事先安排好了聚会的地方，但人却迟迟未到。直到快开饭时，他才匆匆而来，腰间夹着一个公文包，人很精神，平实而温和，一面连声说抱歉，一面主动地伸出手来跟我握手。原来，当天适逢合肥大学生因奥运火炬传递事件而发起了抵制家乐福活动，而在党媒供职的陈先发自然有着重要的任务在身，因而一时不能脱身。晚间席间所谈无非诗歌与时事，陈先发在言谈中表露出对学生的抗议活动深切的同情。虽然他明白这种徒手的请愿本身意义不大。
第二次会面，已是2009年的春天，那是在《新安晚报》社举办的一次诗歌沙龙活动中，陈先发是应邀的首席嘉宾。那次诗歌会上，陈先发劈头便说出诗人要有批判意识，要对政府保持应有的批判。那次活动后来显得有些聒噪，一位供职于合肥工业大学建筑系的诗歌爱好者，似乎并没有听懂诗人的发言，他用正确的废话，发表着自己对诗歌的种种偏见，而坐在一旁的陈先发，只得默默地忍受着他的聒噪。而我正坐在陈先发的斜对面，看到他受窘的样子，不由暗暗发笑。
诗人在自己的时代里，发言总是困难的！
晚上，陈先发用车载我们回住处。路上，他忽然饶有兴致地跟我讲起段子来。他谈到自己小说《拉魂腔》里七姑喜欢自己的男人粗暴地轮奸她而获得的快慰，他觉得在特殊的癖好里能识见人生美的一种，他还提到《金瓶梅》和《水济传》里的种种轶事。只不过，他对这样的人生徒有了一番慕想。
5
2005年的某个夏日，我在杭州的购书中心二楼拐角处翻阅新书。突然为其中一段文字所触动，那是刘春写余怒的一个细节：“……余怒平和、稳重而热情，某个深夜，他不顾众多朋友的劝解，一定要陪我们这些酒棍喝得个七零八落。不知什么时候，我从洗手间跑出来，看见他正摇摇晃晃地走出包间，我以为醉意沉沉的他要回宾馆休息了，没想到他一把拽住我，反复地说着同一句话：我的兄弟某某某在桂林，你一定要多帮帮他。在那一刻我感动得几乎就把自己当成了他的那个兄弟。”
在和余怒的交往中，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带上妻儿来我工作的地方玩。那时，我还在安庆城区近郊的一所私立高中教书。学校靠近山边，环境优雅，风景优美。余怒来了，骑着一辆大摩托，简单而朴实。我们就在我那所简陋的宿舍里谈起了诗歌，他的儿子正读小学，在一旁尽兴地玩着我的电脑，而妻子则在一旁静静龄听着我们的发言。他拿起我书架上一本王家新和沈睿编译的《当代欧美诗选》，跟我聊着写诗的艺术，我对他独特的诗歌见解有着浓厚的兴趣，不断应和着他的发言。
之前，我们在网上曾经历着一场论战，我那时的网名叫hy2004，因为年轻，并且厌恶一些知名诗人的沽名钓誉，我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余怒对知识分子诗人的＂网络讨伐”。那时的我，似乎并不在意这样的发言是否有损自己的形象，只梦想着要打倒权威，而这正应了余怒自己的品性——蔑视权威，忠于自我的诗歌理想。他觉得，真正的诗人应该像钉子一样刺向萎靡不振的中国诗坛，尖锐而锋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