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场大论战，台湾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参加了，《文星》、《政治评论》和《世界评论》等刊物连续多期用全部篇幅发表论战文章，作者范围之广和写文章论战的“积极分子”之多，都是空前的。许多报纸和刊物郑重发表社论，组织座谈。后来发展到“党国要人”（如“副总统”陈诚）、政团领袖、大学教授、企业家等名流纷纷表态。支持李敖者也有，但人数有限，几乎不足两位数，绝大多数是反对“西化”的。
胡适虽然素来号称修养好，毕竟也具七情六欲，也难于抑制心头的愤懑与烦忧，不久又因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医院。可围攻他的人们并没有因此停歇，谩骂和指责继续朝胡适和李敖头上喷来。
胡适在病床上拿起圆珠笔指着围攻他的那些文章对身边的人说：“你看，这说的什么，这样的轻佻浮薄！再看这儿，简直瞎闹。这还算是捧我的一篇！”胡适一面说，一面用笔把他批评的地方画出来，“他们要围剿我胡适，你说，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懂，我胡适住在台北，与他们有什么坏处！”
风烛残年的胡适，在“围剿”与“反围剿”的硝烟中再一次被无情地棒打。他做不到“大笑拂衣去”，只有一头扎进中央研究院的日常事务中，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挖土不息。
李敖评价胡适：“别看他笑得那么好，我总觉得胡适之是一个寂寞的人。”这句话一语中的地点破了胡适晚年的心境，而各方的攻讦与喧闹，令胡适备感孤寂。
无限伤心事，何处话凄凉？他只是一个寂寞的老人。
世间已无胡适之
胡适公园距胡适故居中央研究院不远，就在中央研究院大门对面的小山坡上。仿佛这位院长驾鹤西去之后，依然日夜关注着中央研究院。走过拱形大门，就看见“胡适公园”四个大字。对于当地的居民来说，这里首先是一座“公园”，而后才是胡适的“墓园”。
雨后的公园游人稀少，十分幽静，公园的门不大，入口处是一座地标式的喷泉池，在路边，除了一个很平坦的小区域之外，迎面就是一座小山坡了，背后则是绵延的山脉。
缓步来到安葬胡适的小山坡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斜放在通往墓冢台阶上的一块黑色大理石墓碑，上面镌刻着胡适学生、思想启蒙先驱者毛子水所写的墓志铭：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胡适生前喜爱白色，所以胡适墓园就以饱满圆润的白色鹅卵石铺面，四周则辅以白色正方形廊檐，墓碑正面的围墙上悬挂一块白色大理石，上书蒋介石亲笔题写的“智德兼隆”四个金字。墓园前两侧，伫立着两棵松柏。中间置一花台，可摆放祭奠的鲜花什物。没有宗教信仰的胡适，其墓园显得浑朴自然。胡适墓碑上镌刻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先生暨德配江冬秀夫人墓”几个大字，是于右任所书。
站在胡适墓前，我突然感觉无所适从。至此，我巳经追寻完了先生一生的足迹，他从山中走来，在动荡不安的尘世里完成了他锦绣的一辈子，看穿浮名后抽身而去，可谓是洒脱之极。而我此时却忍不住泪如夜露，朦胧了眼前的路。
年10月，江冬秀终于依依不舍地告别美国麻将牌友，回到孤苦伶仃三年半的老胡适身边。胡适欣喜异常，提前把寓所靠近盥洗室的那间房腾出来，用去污粉把浴缸擦得干干净净，然后把身边的四个工作人员召集起来说：“我太太要来了，她很节俭。在中国，节俭是一种美德。我结婚时，家里欠了债，但不到两年，不但还清了债务，还有节余。这全是太太的功劳，是她省俭的结果。”
日上午，胡适亲自去松山机场接江冬秀。下午四时，中央研究院全体同仁、眷属在蔡元培馆举行“欢迎胡夫人茶会”。胡适真情流露地致辞说：“我是奉命，奉太太之命说话的。太太来了之后，我的家确实温暖了，不像过去那样的孤寂了。”的确，自从江冬秀到台湾后，胡适屋子里的气氛显然有所改变，老两口有说有笑。一天早晨，胡适吃完了点心，梳一梳头发，觉得这次病后头发白得多了。江冬秀在旁说：“你打扮打扮，年纪轻得多，也很漂亮了。”胡适笑着说：“江冬秀小姐，我从来没听过你说我漂亮，从来没听过你说我漂亮的话呀！”江冬秀却不修边幅，她刚回台湾，应酬多，不打扮就出门。有一次围一条长围巾，穗子都拖到了地面上。胡适笑着说：“太太，你就这样一幅打扮呀？”胡太太反问：“不好看吗？”胡适连说：“好看，好看！”
年11月26日，胡适起来后觉得呼吸急促，气也喘起来，咳嗽时发现痰中有血丝。因为这天是星期天，江冬秀在台北福州街二十六号临时住宅打牌，不在南港。胡适不愿意惊动人，就喝了一杯白兰地，服用了一颗心脏病特效药片后躺在床上看书，看着看着，居然睡着了。
中午，胡适被送进了台大医院特一号，医生发现胡适有心脏衰竭的现象，于是为胡适接上氧气瓶，同时注射强心针。
月15日是江冬秀的阴历生日，胡适为夫人准备了珍珠耳环和手镯作为生日礼物。“中央研究院”的摄影人员来替胡适夫妇照相，江冬秀坐在胡适病床边的凳子上，摄影师按了快门，拍了胡适夫妇最后一张合照。
第二天是胡适71岁的生日，江冬秀将一只携着“寿”字的金戒指戴在胡适的手上，作为生日礼物。而好多前来祝寿的客人，却被胡适的秘书胡颂平拦在了门外，说医生不许打扰先生。客人们便在祝寿册上签了名，然后离去。看了祝寿册上245位签名的名单和许多人写的寿序后，胡适说：“每篇寿序都使我看了脸红。”
年1月10日，胡适出院，医生嘱咐胡适每天上午只能办公一个半小时，与客人谈话最好不要超过十五分钟，饮食要照住院时的规定，不要吃得太多。不吃肉，少吃油，多吃鱼。
但胡适的做法恰恰相反，他特别爱吃红烧肉里的肥肉，通常安排在晚餐吃。每天客人不断，胡适的态度是来者不拒。会客室小，常常是后来的人挤走先来的人。有时也留下两三个人吃饭，除平时的四盘菜之外，再加一盘炒鸡蛋。当时担任行政院副院长的王云五对胡适说：“健身之道，每天饭后要走三千步。”胡适偏偏不爱走路，几乎没有一天超过一千步。有时饭后刚走几步就借故返回，说：“冷了冷了，赶快回家。”
月8日，胡适夫妇应邀拜访蒋介石士林官邸，蒋介石夫妇为胡适补办生日暨新年宴会。临回时宋美龄还送了江冬秀一些年糕与咸肉。在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中，胡适也正式提出了自己的退休请求。他还专门写了一幅“大腹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此公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的对子。
年2月24日，胡适离开福州街，去南港中央研究院主持将在蔡元培馆召开的第五次院士会议。这天，他心情颇愉快，因为这次到会的院士比较多，在国外的吴大猷、吴健雄、袁家骝等也都陆续到达。
下午五时，酒会开始。胡适走到麦克风前面说：“各位朋友：今天是中央研究院迀台十二年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院士会议。令人高兴的是海外四位院士也回国参加这次会议。”又神情得意地说：“我今天还可以讲一个故事。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起行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时，吴健雄还对吴大猷说：‘我高一辈，你该叫我师叔呢！’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最后胡适说：“今天因为太太没来，我多谈了几句话。现在要将这个会交给李济等几位先生，请他们说说话。”
李济起身发言，说到中央研究院的未来任重而道远，不免有些悲观：“科学研究，今天究竟在这里占了一个什么地位？是否没有地位？我感到科学思想在中国生根不成，是最大的问题。”吴大猷听言赶忙代表回台院士劝李济不要悲观，他说：“我们要把基础栽培起来，绝对没有捷径。像杨振宁、李政道这样的天才，尚需八九年的训练才能成熟。一个国家更得加倍努力的时候，要20年才能有个标准。我觉得李济先生不必悲观。”
两人的发言触动了胡适，胡适再次起身接过话语权，直接从科学说到民主自由：“我赞成吴大猷先生的话，李济先生太悲观了。我们中央研究院从来没说过什么太空、迎头赶上的话。不幸的是几十年的政治变动，8年抗战，10年戡乱，使我们的好多梦想未能实现。
科学的发展，要从头做起，从最基本的做起，决不敢凭空地想迎头赶上。我去年说了25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讲到自由的话题，胡适突然激动起来，声调也有些走样。突然他煞住了话头，停顿片刻，又接着说：“好了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吧，谢谢大家。”
胡适站在刚刚讲话的地方，含笑和一些告辞的人握手，正要转身和谁说话，忽然面色苍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下……站在不远处的钱思亮、凌鸿勋连忙伸手来扶，但巳经来不及了。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胡适的后脑碰倒桌沿，然后重重地摔倒在冰凉的磨石子地上。一代博学硕儒溘然长逝。
噩耗传出，台岛震动，学界同悲。蒋介石闻讯，当晚亲笔泼墨挥毫，写下了“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挽联，以示哀悼。第二天，宋美龄专程赴胡宅看望了处在悲恸中的胡适夫人江冬秀，劝其节哀，保重身体。2月26日，蒋经国一早赶来吊唁，表示自己“前天在南部听到胡先生的噩耗，内心好像突然受到了重击。胡先生这样去世，就如一个大将死于沙场一样，不仅光荣而且伟大，永垂不朽。”3月1日，蒋介石亲自前来吊唁。
出殡之日，台湾各界有30万人为“我的朋友胡适之”执绋，以国民党旗盖棺。国民党要人、学界名流、生前友好、同事前往送行者不计其数，整个送葬路上人山人海，车马难行，形成无涯之海洋。其规模之大，盛况之隆，前所未有，可谓备极哀荣。最令人称奇的是，这些人中除了庙堂之上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以外，还有不少布衣白丁。他是一位“能使庶黎哀伤的伟人”。面对如此壮观浩瀚、涌动不息的人潮，江冬秀于悲恸中对她的长子胡祖望说：“祖望，做人做到你爸爸这样，不容易哟！”
治丧委员会收到各界人士送的挽联挽幛八百余件，其中三幅最能代表胡适一生的功绩：
微老夫子，倡白话，此日儿童，仍须皓首穷经，从字纸堆中，去埋头嚼句。
无新文化，主改革，长兹华裔，安能小心求证，到科学园里，来植树生根。
先生去了，黄泉如遇曹雪芹，问他红楼梦底事？
后辈知道，今世幸有胡适之，教人白话做文章。
孟真死于闹，今公死于闹，行在纵多才，何堪如此？
共党既骂之，国人又骂之，容身无片土，天乎痛哉！
傅斯年在演讲后猝亡，胡适也终结于此，这莫非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一个文人最好的归宿？那么，下辈子再也不要做那风浪尖头的水手，只知大声疾呼，而当风浪袭来时，躲闪不及的水手。
一世风情，全作一场空白，红袖烛影，徒添一抹悲凉，一丝血刃的无情。只怕被风雨搁浅淡淡的痕，残留着往日的碎影。
人生不满百，对于无穷的历史时空来说，实在微不足道，但在百年的生理生命结束之后，犹能被怀念，被记取，传为不朽的，就应该被尊崇为伟大的人了。胡适就是其中的一个，先生锦绣的一生，如同一张柔软的白纸，铺在丝缎般的江面上，等待饱蘸墨汁的笔触。然后，一切覆盖下来，曾经想像过的一切在发生的同时开始永远的失去。
那搁浅的梦想，成了唯美的墓志铭。
我忽然不自主地挪动步，正中，对着先生的墓，弯腰，深鞠三躬。
花台上放着三捧鲜花，不知谁放的。
这灰色的硬石之下，其实脚步巳触着先生安息的土地。两颗心巳离得很近，我仿佛听到了只字片语的真切的痕迹。只是，在这个真实的时空里，许多记忆都被浓烈的城市光源所吞噬，留下无尽的思念与伤痛，像个找不着回家的路的哭泣的孩子。
转身离去时，我黯黯回眸，微风吹过，墓旁的松树微微颔首。绿，此时却显得这般宁静与安详，它淹没在脆弱而泅涌的雾白里，得到了某刻单纯的栖息。我却听到了空气中无数花开又花落的声音，是那么的无奈与伤悲。只在这，在石栏边，看里面冷冰的花岗岩，便手足无措的发冷。
出了园门，阳光突破阴霾，透了出来。只是，世间巳无胡适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