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是采取强抑制手段。由于一体化社会结构内部三个子系统结构具有相对独立性质，所以它们在相互作用过程中便产生矛盾，形成对整个结构稳定性的威胁。例如土地自由买卖可能导致土地高度集中，土地高度集中可能导致农民极端贫困化，农民失去土地一方面无法养活官僚国家从而对国家形成经济危机，而农民逃避山林聚众起事会对国家造成恐怖；另一方面，土地高度集中，可能使地主经济向领主经济退化。而退化的结果一则可能削弱国家的经济实力，二则可能造成政治割据从而威胁王朝的存在。不但如此，而且从战国以来的工商业发展如果不再加以控制，势必会使商品经济发展严重冲击自然经济基础，从而导致整个封建制度的崩毁。在文化方面，如果文化意识结构偏离儒家正统出现混乱，则不但封建帝国会失去它的组织力量即官僚的来源，而且会引起治国方略的混杂从而使整个国家无所适从难以保持和谐一致。所以，三个子系统结构对于总系统的任何偏离都会引起一连串连锁反应，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通过政治力量来对各种偏离的状态进行抑制便成为整个社会结构保持稳定的必然要求。中国历史上，国家正是通过权力力量来实现这种调节的，首先是意识形态实行严格控制，从官方办学到罢黜百家，从尊孔读经到科举制推行，都是这种控制的反映，而封建后期的文字狱、党锢运动，则是它的极端表现。在经济上，不但国家控制着土地的最后支配权，而且不断通过法律实行“限田”、“均田”，控制土地高度集中；而对于工商业，国家则一面实行“重农抑商”
国策，另方面则主要实行官办，把科学技术视为天下之末技而予以鄙视。
但是，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发展及其相互冲突，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冲突导致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偏离是不可避免的，而当偏离达到一定界限时，就会造成社会结构动摇乃至被分解的可能，于是一体化社会结构就通过两个环节来实行调节。
首先是由上层实行变法或改革。所以变法不只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也是社会结构内部运动规律发展的结果和要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诸如王安石那样的伟大变法，也只在改善统治阶级与农民阶级矛盾的意义上是有功绩的，而从根本上说，则是维护了一体化的社会结构。而当变法无效时，社会便会引起大动乱，即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农民起义在反对封建地主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意义上是革命的，但它的结果却是对社会结构偏离的消解，从而回复到适应状态，因而农民战争不是社会革命，无法完成社会结构的更新工作。这正是农民战争被地主阶级利用为改朝换代工具的悲剧所在。一体化社会结构依靠自身的国家政权力量对新因素的抑制和通过变法对偏离运动的调节以及将农民战争作为补充，使自己充分发挥着自我调节手段，来保持超稳定系统的内部稳定，使其排斥了新的社会结构因素的成长，把一体化社会结构进一步凝固化了。可见，一体化结构具有极大的保守性质，它是中国封建社会最终难以依靠自身力量完成划时代变革的根本原因。
但是，一体化的社会结构在中国历史上的形成和确立，却并不尽是荒唐的，它是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必然结果。所以，它也并不纯粹是消极的东西。这样的一体化结构，由于它通过国家政治权力的力量将社会结构内部三个子系统结构统一起来，所以，它就同时又获得了“多元型”社会结构所无法获得的特点和优势，它依靠统一的力量，将社会组织成一个融汇了多民族的统一整体，保持了民族的团结和稳定，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形成；它依靠统一的力量，建立起高度文明灿烂的古代文化，在同时期的世界上，是任何民族所无法比拟的；它在自身需要的前提下，使国家的组织和管理能力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历史经验；它在全国统一支配的权力领导下，使中国工商业和科学技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一直走在整个人类的前列；中国封建时代的发展水平，从整体上说来，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可与之媲美。它是强大的、独立的，对整个世界是有吸引力的，而这一切都与中国一体化的社会结构有着无法分割的必然联系。
所以，我们既不能站在近代的立场全盘否定它，也不能站在古代历史的角度一味肯定它，社会结构是历史的产物，它即不是美酒，也不是苦果，所以从天堂和地狱的角度来评判它首先在方法论上就是站不住脚的。
社会是应该而且必须朝前发展的。但是问题在于，一个社会的未来，是在已经存在的各种可能性的社会结构中进行选择的结果。社会历史传统犹若母体，尔后的一切发展都包含于其中。我们所能够做的，只是在研究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的基础上，探寻其走向未来的各种可能性。
略论近代中国工业化运动的得与失
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炮口威胁下，被强行拖上了工业化的道路。所以，从一开始，中国实现工业化文明的历程，就带着悲剧色彩。研究这一颇带悲剧色彩的工业化历程对于理解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走向是很有意义的。
一
太平天国的英雄们是怀着对封建压迫和剥削的深仇大恨然而却是自发盲目地登上了政治舞台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虽然不能说本身就是中国近代的工业化运动，但它的行动却在客观上揭示了农民土地问题这一历史课题。太平天国不能提出可能的社会方案，百万起义大军惨败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之中。太平天国不仅极大地动摇和打击了腐朽的封建统治，而且使封建统治的矛盾更加得以暴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天国的冲击加速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一批不甘心于现状希冀中国强盛起来的有识之士，开始放眼世界，学西洋办工业，近代中国的工业化运动正式开启。
在国民党统治中国之前，近代中国在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一共经历了三次大的历史运动，即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这三次历史运动各有其爆发的条件和背景，有其解决的主要问题和局限，不断展示了国民党统治中国之前近代中国工业化运动的深入发展过程。
洋务运动是以创办军事工业开其端的。这些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曾为清廷立下战功的洋务官僚们实际地感到了洋枪洋炮的威力，于是他们便决定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办军工是为了“自强”，但“强”与“富”是联系在一起的，“必先富而后能强”，于是洋务派开始创办民用工业。无法掩盖的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由中国人自己开始兴办近代工业，虽是洋务运动的产物。但这一运动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启发和胁迫下，开始不自觉地从农业方式中摆脱出来，走上工业的历史道路。虽然洋务运动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开始了工业活动，并以“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作为自己的纲领，但是，在洋务派看来，中国封建社会的“文物制度”才是“郅治保邦”
之“本”，而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科学技术和法律制度不过是“末”。他们认为，“取外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
仅具“治标”性质，目的还在于固“本”，说明洋务派所说的“变法”，主要是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不仅排除了仿效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改革封建专制主义体制的内容，而且，“师彼之长”的目的还恰恰在于巩固清朝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洋务派变法的指导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全部目的，也正在于此。这种形式的而不是本质的，枝节的而不是全面的对西方的学习和借鉴，由于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统治，所以尽管从外在看，从单纯生产力的发展看，洋务运动兴办了中国第一批近代工厂企业，但并不能使中国摆脱封建的羁绊而走向工业文明，相反的是，在整个封建制度不变革的前提下，中国第一批工厂企业也难以生长和发展，此诚如郑观应所论：“我国创一厂，设一局，动称官办。即督办，又有总办，更有会办，提调诸名目，岁月正款以数百万计，其中浮支冒领，供挥霍者不少，肥私囊者尤多。所以，制成一物，比外洋昂率过半，而又苦于无机器，以至窳劣不精，难于销售”。封建制度不仅压抑着民族工业的发展，封建时代的腐朽风尚也摧残着它的发展，所以，总的情况是，“二十年来到处无成”。中国近代工业化文明改造运动在洋务派的倡导中只是以孤立表面的方式被提到了日程，但它并不能胜任这么艰巨的使命。洋务派遭到维新派的尖锐指责：“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严复则更批评他们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
洋务运动既不能在对外的抗争中使中国“自强”，也不能使中国在新的工业活动中“致富”，只好伴随着戊戌维新运动的浪潮涌起而销声。维新运动作为社会改革运动，它的起因是针对洋务运动不能救中国而兴起的，他们把洋务派的做法归结为治表不治本，割裂体与用，因而认为洋务派的一套是很片面和表面的。在他们看来，有牛之体即有牛之用，有马之体亦即有马之用。体与用是统一的，不能分割，不能说有牛之体却有马之用。因而他们认定，保存中国传统封建之体，却想获得西方科技之用，是不可能的。从而他们首先从思想学术入手，大力宣传介绍西方的民主制度、进化论、天赋人权论等等，掀起声势浩大的思想启蒙运动。以此为指导，他们联系中国社会实际，主张变革中国社会的封建制度性质，建立起资产阶级新世界。所以戊戌变法正是一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夺权斗争，它无疑是在汲取了洋务运动的教训之后，在走向工业化文明社会的道路上坚持了正确的历史方向的。但是问题在于，一方面这么严峻的夺权斗争他们主张采用和平改良的方式，另一方面他们不明白这一历史方向跟人民大众的关系，从而他们无法跟下层人民站在一起，当然也就没有人民的支持。热闹而激烈于一时的戊戌变法只好惨败在自我封闭的孤立和软弱温和的天真幻想之中。
新兴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以和平改良自上而上的方式反对封建主义，实行社会变革，结果被封建主义一举扑灭。戊戌维新运动除了在思想文化领域内起到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外，它又以自己的实践表明了改良的道路同样不能解决中国工业化问题。封建专制主义的反动统治严重地束缚着中国的前进步伐，革命派于是在汲取改良维新派的教训中独树一帜，掀起了推翻帝制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以推翻帝制结束了两千余年中国的封建专制为历史功勋而彪炳史册，但是一则由于辛亥革命没有触动农村，没有动员更为广泛的农民群众参加革命行列；二则因为它天真地寄希望于帝国主义来发展中国工业，善良地寄希望于清廷和旧臣和衷共济治理国家，结果是实业计划无法实施，国民政府无法保存，到头来辛亥革命也以失败而告终。推翻帝制之后，事实正与孙中山的良好愿望相反，紧接着的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二
从工业化文明的创造角度看，洋务派运动只是从片面和孤立的方面加以理解，因而实际上只是搞起了第一批工厂企业，并没有找到在中国实现工业化文明的正确方式。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摈弃了孤立地理解工业化文明的狭隘性，开始注意从政治制度结构和文化意识观念两方面解决问题，但是由于它们各自的历史局限，所以中国工业化文明的道路仍没有找到。
那么，在中国，实现工业化文明的正确方式究竟是什么呢？
中国工业发展史为此提供了有益的启发。由于中国传统的一体化社会结构与资本主义相绝缘，因而大机器生产方式依靠中国自身的条件难以确立。中国只好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干预下，开始自己机器工业生产的发展历程。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1850年至1860年，英、美等外国资本家相继在中国投资设厂。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的发展，资本输出逐渐成为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主要形式。他们先是以政治性贷款和夺取中国铁路修筑权的方式进行资本输出，接着投资于航运业和矿业，以后又扩张到棉纺、烟草等轻工业部门。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资本输出规模更大了。据统计，从1895年到1913年，外国资本投资建立的重要厂矿有136家，投资总额1.03亿元，主要投资于矿冶、机器制造、水电、纺织等工业部门。在1930年到1936年间，帝国主义强在华投资由35亿美元增加到43亿美元。其中，英国投资10亿多美元，美国投资3.4亿美元，日本投资高达20多亿元美元。这三个国家的投资合计约占外资总数的80%左右。日本为了强化在我国东北的殖民统治，投资增长最猛。在这些新增的投资中，有80%的企业资本是用于工业的。到1936年为止，帝国主义在华的工业投资，达到中国全部工业资本的61.4%，它们垄断了中国的煤、铁、动力等重工业，垄断了中国的铁路和航运，控制了中国轻工业的主要部门，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他们利用中国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攫取了大量超额利润。但是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压制了中国自身的工业经济的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