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论争中的“西化论”者的毛病与“国粹论”者一样，他们都是文化观上的一元论者，认为似乎世界不同民族的发展只能有一条道路、一个模式，要么“复兴儒学”，要么“全盘西化”。这种绝对化简单化的认识方法曾经给人们造成不少思想混乱，它是与多元文化发展观格格不入的。所以，建立在历史发展的一元性与多样性统一基础上的现代中国精神文明战略目标模式，既不同于“国粹论”，又有别于“西化论”。
总而言之，现代中国精神文明的基本构架，一方面针对传统中国的精神文明，并且是对它的否定；另方面又建立在工业化社会要求这一大背景下。它高举自由、民主、平等、科学和人权的旗帜，集中表达了这个历史阶段的所谓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
为了实现我们的现代精神文明战略目标，我们必须认真选定实现它的突破口。这一突破口不应是所谓形式化的“五讲四美”之类，而应该将引爆点瞄准在传统精神文明的弊端上。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积百余年的历史经验，决不可以忘记两个最主要的手段，这就是近代以来一直步履维艰的文化开放与学术自由。这两条人们谈论得已经不少，但问题在于能否在实践上真正实行，是否有推行的法律保障。
传统的精神文明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它已经无法起死回生，重新成为振兴民族的精神力量，现代的精神文明尚处在重建之中，人们在现实中感受到的不仅支离破碎，而且新旧混杂，这构成民族文明史上的断裂现象，导致文化心理的失衡。离开传统在心理上是苦痛的，但在历史上却是必须的；走向未来在历史上是解放和舒展的，但在心理上却是不很自然的。我们无法在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中玩弄心理游戏，世界潮流的冲击昭示我们的惟一道理是，顺应历史，才能走向自由。
角色转换：知识分子面临选择
1.1989：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价值观全面崩溃的历史纪年
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公元1989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它的含义，也许只有未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才能更深刻地领会到和把握住。
在此之前一百余年的岁月里，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整体式地肩负着救世兴邦的沉重使命，鸦战以降，先有一批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学子毅然走上求学西方之路，接着便是维新上书、辛亥义举、五四浪潮时至中国解放，乃有五七言论、文革反省、各类学潮，如此等等，几乎每一次都是从个体责任承担与理想追求出发，表现为群体参与，它是整体的，因而也就构成类。这一方面体现了在价值层面上的治国平天下的千年传统，又无疑地表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态度。它既进一步确证了我泱泱大族文化精神的恢宏与执着，因而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做出了不少的贡献。但又毕竟更加表现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所以从现代文明构架的立场去检讨，又发现它终究反复体现和确认着思想领先、观念第一的原则和方式，所以它又总是传统的、一元化的，给整个民族国家迈往现代化的征途留下了许多遗憾和困扰。
1989确是一个界碑，它把知识分子以意识形态化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式在现实中掀向峰巅，再一次证明其空洞性。历史翻过这一页后，知识分子便面临新的选择。
2.无可奈何的奈何：知识分子生命存在方式的大转换
这种选择在严格的意义上，并不是觉醒后的自觉，而毋宁是无可奈何的奈何。所以选择不是观念自觉意义的，而首先是行为的，是生命存在方式的改变。
以前，知识分子读了书就想做官，做不了官也想参与，总之是想围绕权力来运动。于是造就了下述的格局：大多数人站在权力中心的外围，却时时关注权力中心关注的问题，“国家该怎么办”成为人们共同的思考焦点。这固然说明了知识分子的人生胸怀，但却也说明知识分子的角色认同太单一化了。
知识分子单一的行为和思想动向是一元化的社会形式决定的，所以越是在一元的社会结构中越是容易造成社会整体化的运动。一个接一个的群体参与、群体运作的浪潮中，个体便难于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现在，一元的社会结构已经松动，多元的社会格局在新的世界潮流影响下已呈现出来，于是知识分子依照传统的方式参与社会便失去了主要依据，所以重新选择是不可避免的，它对知识分子构成了挑战。
3.社会自身向知识分子发出登记表：现实在筛选和淘汰着每类角色
在以前，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实质上受到组织上的引导；现在则由社会自身向他们发出登记表。
由此，选择使知识分子在社会角度上形成分化：政界、工商界、新闻影视界、出版发行人、商人、经纪人、外资买办者，以及其他各界，要点是使传统形态的知识分子变成新人。毛泽东曾想把知识分子变成新人，基本途径是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但结果一如传统，骨子里依然故我，增添的倒是多了一些阿谀奉迎者和两面自如者流，所以改变的只是一种形式而已。
这种分化不同于分裂，分裂是由利益冲突引起的，人仍然是旧人，作派仍然是旧作派；分化则不同，可能发生在人群中间，也可能发生在人体自身，所以它是社会角色含义上的。用现代的观点看，分化使一部分知识分子将不再是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功能也与以往断然不同了。在社会角色的分化中，一个新型的知识分子队伍将在新背景下得到重构。
分化与重构对文明社会的进程而言是福音，是走出传统的奏鸣曲，但对个体却是一种痛苦。改革旧我成为新我，对每个人不一定都顺理成章，付出代价是必然的。
4.知识分子的角色转型：从给大众设计生活到自身去创造生活
分化即是角色转换。它包括两个层面：其一是社会角色的转换；其二是个体人格的转换。两者相互交叉难以分离。
社会角色的转换之突出标志是纷纷下海(离开体制)，从学人(其实更是政治人)成为经济人，从给大众去设计生活到自己去创造生活，从食税人变成纳税人。以前的知识分子是被紧紧地捆在旧体制上的，是作为工具和附属而存在的。
现在则以新角色来证明新存在。用行动创造着新体制。
个体人格的转换是人格类型上的。从前是治国平天下，是意识形态化的，是以拯救人类为已任的，人格的政治性是其突出的特征。现在则是从救己开始的，不是修齐治平，不是为政治思想的，而首先是个体利益行为上的，是生命存在方式上的。
内在地看，后者的转换更为根本。
所以，关键倒不是你在干什么，而在于以怎样的方式和身份去干。同一个知识分子，确实与以前大大不同了。
5.基本而严峻的现实：先救己，才能最终解决好社会问题和民族问题
对于走向现代化而言，转换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中国知识分子却付出了百年的代价。从政治一元化的纠缠到个体多元化的现实展现，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一个基本的现实：解决好自己的问题，才能最终地解决好社会问题和民族问题。
静止地从表面观察，首先解决好自己的问题颇带有“个人主义”的倾向，所以在操作中有不少的风险性。原有的理想主义者反倒成为最无理想的人，原来的集体主义者现在唯利是图，雷锋精神成为遥远的历史记忆，现实利益无情地在人们中树起一道隔膜之墙，民族的精神生活大大地倒退了。但不知习惯于形而上学地看问题的人们是否能从个体精神堕落中看出恰恰构成新人格觉醒的契机——一种在个体本位基础上形成的新的群体主义精神生活正逐渐悄悄开始6.知识分子队伍重构的标志：以自己的劳动与社会交换，而非什么外在恩赐
无论怎样说，在相当一批知识分子纷纷下海之际，以传播知识、批评社会和推动精神生活为己任的知识分子队伍将得到净化。
这净化不是量的减少。由此，新的现代知识分子队伍的重构工作将重新开始。
重构后的知识分子不再是五谷不分的精神贵族。他们既可能为现实的合理性作论证，也可能对现实的缺撼贡献批评，但再不是以往的“螺丝钉”。他们开始明白，自己的生活来源及其所得不再是什么恩赐，而是以自己的劳动与社会交换的结果，所以开始自己驾驶自己的命运，新人格也由此形成。
也因此，他们虽然仍是知识分子，但已与过去不同。他们是立足于现代社会分工意义上的社会角色的选择，从而是一种自觉的选择。
因为是不同，所以仍是一种转换。
7.历史的尴尬：新角色转换中的悲欢离合
但是，由于转换是在意识形态的参与失落中生成的，所以这种转换并没有表现出历史主动性。从整体上讲，中国知识分子在这种新的社会角色的选择中会出现种种尴尬状态。
在社会转型和角色转换中由于必然弥漫着争功近利的气息，所以教授学者们不再吃香；传统知识分子生活面对新的生活变迁自然会受到社会的冷落，从而心理上情绪上自然要愤愤不平；多年的理想人格自我锻铸和单调封闭的生活，使得转型中的个体在走向社会之际显得特别笨手笨脚和多余；离开知识圈的失落感和走向大社会的陌生感使传统学人进退两难；困惑与难堪使这一转换运动变得光怪陆离，叫人难以把握，无所适从。
然而，转换从文明进化的意义上，却是不得不进行的事。“不得不”成为一种激流，一个趋势，一个运动，成为一种力，所以是不可避免的。选择中的悲欢离合构成了新时代知识分子的变奏曲。
8.后遗症：社会批评力量的整体减弱
历史地看，从功能和作用上讲，转换运动确实是为社会作出的贡献。知识分子以往的以整体方式席卷全国的参与的减少，使社会运行受到了冷静与理性的保障，大概也许会更加自然。但相应的后果便是社会批评力量会因此受到削弱。
从知识分子自身讲，这种角色的转换使知识分子由于离开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轨道，使得自己有了更多的机会为社会繁荣做出建设性贡献，而知识分子便在这种贡献中成为新人。
也许，当这种浪潮历经数十年的冲击之后，原本的知识分子才会有机会反过来检讨这一无奈的历史。
中国知识分子在这种艰难的选择完成之后，才能真正成为现代文明社会中的合适成员。
“不争论”一说使“真理愈辩愈明”的传统命题暴露出生理缺陷。
本文只想为可能感悟到的人提供一点感悟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