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希腊，是一种民主奴隶制，它没有出现诸如东方的统一君主的王朝，而是以各自独立的城邦为标志的。这些城邦，既是手工业和商业的中心，又是古希腊民主奴隶制的国家形式。这些城邦国家，各自独立发展，商品经济、殖民事业、对外扩张、航海贸易，一下子都勃兴起来，古希腊诸如天文、气象、数学等自然科学在需要中产生发展，为哲学的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而城邦之间、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矛盾斗争，又为哲学发展提供了阶级基础。事业的发展和科学的发现，极需要理论给以说明，这样，产生了种类繁多丰富绚烂的哲学派别和哲学思想，对于启迪人类智慧产生了重大影响，被称为“希腊文明”。
西方进入封建时代，是公元五百年以后的事，比中国晚了近一千年。西欧中世纪，在破坏古代城邦的基础上，庄园制普遍建立起来，形成许多分散的封建王国。这个时期，天主教会成为西方的巨大国际中心，凌驾于王权之上，垄断着中世纪西方精神文化生活。哲学的独立性丧失了，完全成了为神学论证的工具。虽然，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有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但毕竟是单调贫乏的。西方中世纪，成了欧洲哲学史上最黑暗的时代。
然而，即使在中世纪，西欧各封建小王朝之上，并没有形成强大的“皇权至上”的统一封建王国，相反，却是“神权至上”的政教合一的国家形式。这样，历史上形成的，在中世纪保留的各个城邦及在其中生活的市民阶级，便有可能在夹缝中发展壮大。
事实正是如此。公正14世纪到16世纪，随着工商业城市的重新崛起，形成了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商品经济刺激冒险行动，从而导致了新大陆的发现和环球航海的成功。
失宠千年的商业殖民事业，以更强的欲望得以复活。同时，新大陆的发现又刺激了工商业和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市民阶级代表新的阶级力量，要求挣脱天主教会和封建的羁绊，他们高减“回到古希腊去”的口号，打着“人文主义”的战旗，兴起了着名的“文艺复兴”运动。这个运动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摧毁了宗教神学的黑暗统治，迎来了西方的现代文明，也为西方哲学的复苏和繁荣创造了科学条件和思想前提。西方哲学便随着时代的进步从漫长的中世纪沉睡中觉醒起来、繁荣起来。
西方哲学史的发展脉络表明，西方哲学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具体说，它是与西方以城邦或城市为中心的民主制同命运相联系的。因而，也就形成了两头大、中间小的历史特点。在西方，奴隶制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是哲学的繁荣期。
与西方不同，中国的哲学产生从时代角度看比较晚。春秋以前的殷周时代，中国哲学与传统的上帝创造说，与占筮巫教纠缠在一起，没有得到独立的充分的发展，作为哲学体系，是从春秋末年才开始形成的。1840年的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从此，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阶段。中国社会处在封建主义和外国列强的内外夹击之中，无法也不可能使资本主义得到充分的发展。中国资产阶级从西方学了些不伦不类的东西，又与传统的中国哲学参合在一起，没有形成完整的哲学体系，历史便一晃就过去了。同奴隶制和近代相比，中国封建社会的哲学倒是得天独厚地得到长足发展，与西方比，它不像中世纪那么贫乏黑暗，相反，处处闪耀和凝聚了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的智慧之光，这在世界哲学史上是仅见的，成为中国哲学的独特风貌。中国哲学两头小、中间大的特点，与西方哲学两头大、中间小的特点，相互衬映，互为补充，组成世界哲学发展史的重要环节。
有人看不到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这一不同之点，要么盲目崇拜古希腊和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否认自己的思维成果，妄自菲薄；要么只看到自己封建时代的哲学，认不清我们过去的迟钝和现代的落伍，固步自封，可见，这两种见解都是偏见。
西方古代和近代的哲学，受制于商品经济、商业殖民、航海事业对科学的追求，着眼点集中于自然现象方面，注意观察事物。他们在进行哲学概括的时候，主要依据自然科学所积累的材料，因而使哲学具有一个鲜明特点，即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紧密结合。相反，中国哲学从产生时候起，就面临着社会如何治理，人心如何维系的紧迫问题。中国哲学在其漫长的发展中，又直接受周期性社会危机的影响，力求认识治乱之源和治世之道，所以它着重以探求“人道”为主要内容。因此，中国哲学表现出密切结合社会现实，旨在探究社会与人的格局。西方哲学的追求目标是宇宙之源，中国哲人则把全部心血用在“胶固王道”上，中西哲学形成了大相径庭的历史特色。
在中世纪，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情况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
欧洲中世纪，在封建城邦王国之上，没有驾驭一切、主宰一切的“皇权”，相反，天主教会则成为强大的统治力量，“政教合一”是它的历史特点。与此相适应，哲学被宗教所吞噬，成了神学的“婢女”。什么哲学，不过是论证上帝存在的呓语罢了。中国的封建时代，不是神学控制一切，而是宗天神学的理论化、哲学化。有人认为，中国哲学是宗教化、神学化的哲学，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不可否认，从孔子之前开始，中国哲学便包含有神学的因素，因而，它才有可能在西汉发展成为“神学目的论”。然而，中国哲学的旨趣并不在于研讨那在中国统治阶级看来离得较远、不好捉摸的宇宙本源问题，而是有更加紧迫的社会问题等待着哲人们去发微。正因为如此，尽管在魏晋隋唐，曾一度佛教入境，但毕竟不合国情，出现了儒、佛、道合流的趋势，最后归结为具有传统世俗特点的宋明理学。同时不可否认，在整个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过程中，神学是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哲学的。但是，哲学并没有被神学化，相反，倒是神学一步一步地被哲理化、世俗化。它既那么符合中国需要，因而它的生命力就显得尤为顽强。谁能否认，即使今日，传统的哲理化的神学的影子业已扫除尽净了呢。
前边说过，西方哲学是随着古希腊民主奴隶制和要求个性解放的近代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而发展的，因此，西方哲学与政治权力的离心力较强，学术思想比较自由，哲学的独立思考成为可能，哲学表现出独立发展的态势。所谓古希腊“智者”作风和近代“人文主义者”的自由民主风格，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培育出来的。中国哲学则大不一样。在先秦，哲学是为新制度作论证；秦以后，是为封建制度的永恒性找根据；近代，则是给社会如何改良提供依据。这样，中国哲学始终与政治紧紧相连，表现出哲学对政治的极大向心力。在中国哲学史上，政治是主，哲学是从，哲学成为政治的婢女，是政治的工具。如果说，先秦的诸子百家，还体现了哲学的独立思考，那么，在西汉王朝的“大一统”国策实行后，这种独立思考便被淹没了。先秦时期的墨、名两家，最讲抽象推理，然而在秦以后不长时间里，便销声匿迹了。尤其墨家逻辑思想的被湮没的悲剧命运，是中国政治制度束缚哲学发展的一个有力佐证。中国哲学这种缺乏独立自由发展的情况，是与西方哲学大大不同的。
毛泽东曾经指出：“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9页)这一理论很快被人们所接受。但是，当人们讨论中国形而上学问题时，却常常与西方哲学史上的形而上学相提并论，这就不对了。
中国的形而上学，除了毛泽东提到的“天不变，道亦不变”表述外，还有一个完整的结构，就是所谓“中庸”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基本内涵是讲“允中”、“执中”、“和而解”、“合而归一”。它承认矛盾，但认为解决矛盾的态度和方法必须求“和”、求“一”，从而走向形而上学。
这种形而上学的“中庸”哲学思想体系，是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法律观念相一致的，它反映了中国封建时代的本质。
根据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理解，西方的形而上学则是近代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和体系，它的特征是“孤立地”、“静止地”、“割裂地”看待事物和解决矛盾。
两相比较，反映的时代本质不同，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它们的共同点是静止地看问题，不同点，在中国是从整体上把握事件，强调“中庸”，“统一”；在西方是从局部上研究，是割裂。因此，在哲学史上，中国的形而上学与西方的形而上学是不一样的，我们在研究时应加以严格区别，不可用现代概念和西方话语裁判中国哲学。
事实说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各生长于不同的历史土壤，发端于不同的经济基础，体现了不同的民族精神，代表了不同的历史时代，因而表现出不同的历史风貌，形成各异的历史特点。只有从各自的实际出发，才能认清各自的特殊本质。假若我们只是简单类比，机械套用，或用现代观点去要求古人，以普遍性掩盖特殊性，就必然犯简单化和教条主义的错误。
三
中国哲学何以会形成那样的历史特点？恩格斯指出过：
不论哪个国家，“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文学的普遍繁荣一样，都是经济高潮的结果。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的最终的支配作用，在我看来是无疑的”，又说：“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形式，而且这一作用多半也是间接发生的，而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则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那么，让我们循着经典作家的指示，深入到中国历史自身发展过程中，来考究一下中国哲学特点的所以然吧。
众所周知，哲学思想的产生是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的产生相联系的。从时代上考察，中国第一个阶级社会即奴隶制度，产生于殷，发展于周，结束于春秋战国。然而，中国哲学的真正形成，却在春秋之末。在此之前，只有哲学胚胎、萌芽。这就是说，中国奴隶制时代几乎没有什么严密意义上的哲学。这原因，完全是由于中国古代奴隶制的性质所决定的。
中国古代奴隶制，是亚细亚型的生产方式，不同于古典的“古代”希腊那种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的土地所有制情况，诚如《小雅·北山》所载，“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一种王公所有的土地国有制，有别于古希腊土地私有制。
中国的古代城市也随着奴隶制的产生而逐步形成。但是，它不同于古希腊的城邦。它是“宗子维城”，是宗法式的，而不同于古希腊经济意义上的城邦。中国古代城市的出现，是从宗法意义上才形成的，并不是由于土地地域化的私有经济发展的产物。
中国古代奴隶制的政治形式是一种以氏族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这与古希腊的以地域私有经济城邦为基础的民主奴隶制判然有别。
这种中国奴隶制的历史特点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殷周之前氏族公社制的传习力量，中国原始制度的解体与中国古代奴隶制的形成，表现出旧形式、新制度，“旧的拖住新的”的特色，如史书所说，是“唯人求旧，唯器求新”。
与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一致，文化领域也是被王公贵族所独霸，所谓“学在官府”，正指的这状况。
这样看来，中国古代奴隶制从一开始，就带着家长式的、封闭型的、专制主义的特征。
中国古代社会这一历史特征，严重地束缚着民族智能的开掘，扼杀了作为思维形态的哲学思想的独立发展。从时代意义上看，中国哲学的晚出和早期贫乏的原因正在于此，中国哲学形成所谓伦理化的格局的原因正在于此，中国哲学个性得不到充分发挥的原因正在于此。
治中国哲学史的同行，万万不能忽视、小视了宗法制在其发展过程中对中国哲学史的基本格局所产生的巨大重要的作用。诚然，我们并不否认，经济关系在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史发展进程中的最后的决定的作用，但是，如果仅仅如是观，我们就会犯大毛病的。关于这个非常重要之点，经典作家曾一再提醒。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历史上贯彻始终、在前期以氏族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和在后期以家族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及其宗法观念对中国哲学所产生的重大而十分明显的直接影响。从这个思路深入下去，加以认真研究，必然会对中国哲学史的独特的伦理化的格局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宋、明时期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和萌芽，出现了代表这一萌芽的市民阶层。这在时间上与欧洲差不多，但是，在欧洲，随着以“个性解放”为标识的文艺复兴运动发展，促进了这一萌芽的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作为先进的生产关系的代表登上政治舞台，把欧洲社会引向了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在中国，则没有类似欧洲的“文艺复兴”，新兴的市民阶层，没有形成强大的阶级力量。在国家“重农抑商”的政策打击下，资本主义不可能得到发展，长期的内战外扰，在一定程度上，又破坏了这一因素的壮大。因而，中国在宋明至清的漫长时期内，资本主义一直处在一种自生自灭、极为缓慢的发展状态中。1840年，帝国主义的坚炮利舰给中国以极大震撼，资本主义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发展起来。但是，帝国主义侵华的目的，并不是要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相反，是想变中国为其殖民地。又由于中国封建势力的强大和本身资本主义力量的薄弱，因此，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便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史称“近代”。中国社会的近代是匆促的、短暂的，它面临的政治任务压倒一切，社稷国家存亡安危大事，成了突出的尖锐问题，时势不容许人们去过细思考。许多问题，刚一提出，就陈旧了。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便始终没有比较成熟、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哲学体系建立起来，中国近代哲学是贫乏的、不成熟的。
中国古代奴隶制的状况和中国近代社会的状况，决定了中国古代奴隶制哲学和中国近代哲学的状况，同欧洲比，便显示出两头小、中间大的历史风貌，所谓中国哲学史，在其真正的意义上，主要指中国封建社会哲学史。
中国封建社会比欧洲早出现近一千年，又迟结束几百年，竟那么长，是世界发展史上所罕见的。
中国自从秦统一后，便形成强大的封建帝国，经西汉，至隋唐，是它的大发展时期，至此，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艺术等各方面，都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为世界各民族所瞩目。环顾全球，那最明亮的光辉正发自世界的东方。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王朝更迭，风云突变，发展曲折，丰富复杂。它有时帝王操政，时而宦官篡权；它有时集权于一身，时而又大权旁落；它有统一稳定，又有藩镇割据；农民起义，对外战争，犬牙交错，纠缠不清。中国封建社会的复杂性，斗争的尖锐性、多样化，都是称着于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