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家的掌上明珠
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山清水秀，四季如春。
云南有个宣威县，因经营火腿而闻名遐迩。
宣威，是与金华齐名的中国两大火腿产地之一。
1916年4月的一天，宣威县一名实业家的家里，带着一声啼哭，一个女婴呱呱落地了。她，就是云南着名的“火腿大王”浦在廷的小女儿——浦琼英，后来改名为卓琳，成为邓小平的妻子。
卓琳是浦在廷的第七个孩子，也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她有三个哥哥、三个姐姐，从小生长在一个殷实的家庭里。
她，过多地继承了父亲浦在廷的遗传基因，因而，长相多随父亲。她有着健康红润的肤色，圆圆的脸蛋像阳光下的苹果，红亮、光滑。两道又黑又浓的长眉，弯弯地镶嵌在额下。长长的睫毛下面，闪动着一双大大的，清澈动人的眼睛。
尤其是当她笑的时候，那无拘无束，天真烂漫的模样，十分讨人喜爱。她的音容笑貌和她在家里排行老幺的位置，使她得到父母特别多的宠爱，成为他们的掌上明珠。
卓琳的父亲浦在廷，这时是宣威火腿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在他的惨淡经营之下，公司的业务蒸蒸日上，生意愈来愈红火。
火腿，自古以来云南人就会腌制。然而，把它加工成罐头，制成一种商品，发展成一种工业，在海内外进行商业销售，则是从浦在廷开始的。
浦在廷年轻时心高胆大，倔强精明，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他看到宣威盛产火腿，味美而淳香，但只是一种农家食品。埋没于乡间，并且体积硕大，不宜长期保存，很难贩卖，因此动起了心思。忽有一日，他心萌一念：如果能够把这些火腿加工成罐头，那样，既可储存，又可贩卖，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浦在廷邀请宣威的一些人士共同商议，集资办厂。不久，第一批宣威火腿罐头问世。从此，浦在廷从一个单纯的商人，发展为一个实业家。
浦在廷从青年时代就致力于经商做买卖，思想比较开明。同时，身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员，他很容易地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主张。
他为蔡锷的护国军筹集粮款，并积极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孙中山为感谢他的支持，曾写下“饮和食德”四字相赠。
后来，浦在廷弃商到广州做官。他的火腿罐头工业日益衰弱，再也不复昔日的光彩。
20年代初，小小年纪的卓琳，跟随母亲，辗转千里到广州，见到了久日不见的父亲。后来，又随父母到昆明，与哥哥、姐姐们团圆，重新开始了大家庭的生活。
卓琳从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无忧无虑。
上有父母的偏爱、庇护，下有兄长们的呵护和姐姐们的陪伴，这使她从小养成了一种开朗、活泼、乐观、豁达的性格，以至后来身处逆境时，仍能保持乐观、爽朗的良好情绪，这是与她早年的家庭环境分不开的。
从北平到延安
时光流逝，岁月催人。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卓琳出落成一个漂亮、矫健的少女。
15岁的卓琳，在学校成为一位短跑好手。
1931年夏，她有幸被选为云南省的选手，参加在北平召开的全国运动会的少年组60米短跑比赛。
去北平参加比赛，是卓琳第一次远离家门。
她非常兴奋。这次出远门，也成为她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个楔机。
不久，她随代表团上路了。
当他们从昆明出发，刚刚抵达香港时，适逢“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占领了我国的东北三省。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运动会开不成了，云南代表团只好中途折返。
然而这时的卓琳，心中自有打算。她原本想通过参加运动会，走出家门，走出云南，到北平去念书。没想到刚走到香港就要返回，她实在心不甘，情不愿。于是，她下定决心，不回云南。
借着落日的余辉，卓琳仓促地给哥哥写了一封信，要求去北平读书，并表示了不回云南的决心。
卓琳的父亲，青年时代就开始经商、做买卖，漂流过海，周游四方，有丰富的阅历，思想比较开通，曾经接受过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主张。卓琳的一个哥哥，曾经留学日本，受到进步思潮的影响，参加过一些进步组织，从事过爱国活动，归国时，还带回了许多革命书籍和宣传共产主义的小册子给卓琳和她的两个姐姐看。
书籍和小册子中的革命道理，虽然她们不全懂得，但读了之后，却感到有一缕温暖的阳光，照耀在心灵深处。在父亲和哥哥的影响下，追求自由，追求妇女解放，追求个性解放，追求革命的思想，早就深深地扎根在卓琳的心里。
不久，卓琳收到家里的来信，答应了她的要求。
卓琳欣喜若狂，高兴地跳了起来。
几天后，她坐上了开往上海的客船。
到了上海，卓琳按照哥哥的吩咐，找到了他的留日同学郑易礼。
在郑易礼的安排下，卓琳到了北平。从此，郑易礼每月从上海往北平给她寄生活费。
由于云南文化水平和北平有一定的差距，卓琳先经过几个月的补习，然后于1932年考入了北平第一女子中学。
女子一中是北平一所着名的女校，校风淳正，师生思想活跃。卓琳很快就适应了这个新环境，生活得十分愉快。
卓琳生性聪颖，活泼开朗。学习起来，轻松自如。课余时间，喜欢社交活动，先后结交了一些朋友，如电影演员张瑞芳、陈云的夫人于若木、胡乔木的夫人谷雨等等。
到周末，她常和几个云南老乡一起出去郊游，或者去茶馆喝茶，去戏园子听戏，生活得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然而，北平的生活，对卓琳来说，是并不平静的。这时，中华民族已经遭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每一个热血爱国青年，都会涌起爱国御侮的豪情，卓琳也不例外。1935年，日本侵略者对南京国民政府不断胁迫，凭借着《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五省，加紧制造所谓的“华北自治”。
在国土进一步沦陷的危急关头，在“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形势下，北平的学生，再也沉默不下去了。
1935年12月9日，北平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声，响彻北平上空。
卓琳也加入了抗议的洪流。这时，她19岁。
她和同学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走上街头，以明心志。
当局张皇失措，起来镇压学生的爱国运动。
军警们用高压水龙头向学生队伍冲去，用警棍向爱国青年的头上挥去。
卓琳和她的同学们被军警的高压水龙头冲散了。游行示威的学生，有30多人被捕，数百人被打伤。学生们的正义斗争，唤起了举国上下更加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
12月9日这天北平爆发的学生运动，后来称作“一二·九”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许许多多北平学生的斗争觉悟和水平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提高，他们之中的一大批人，从此便奔赴抗日战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对卓琳来说，是一次灵魂的洗礼，使她的思想觉悟发生了质的飞跃。她那颗纯洁的心，从单单追求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追求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上升到了追求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的更广阔的领域。这为她不久以后走上抗日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
1936年，卓琳中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
北京大学，是中国着名的高等学府，是“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发祥地，是中国新思潮、新文化的活跃之地，也是各种着名学者和新人物风云际会之地。
当时，学习理工科，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是一些进步青年的理想所在。所以，卓琳报考了北京大学的物理系。她聪明好学，也比较用功，考取北京大学，对她来说，颇具纪念意义，毕竟她是全云南省第一个能够考上北平名牌大学的人。
不久，卓琳手夹书本，跨入了位于东城区沙滩附近的北京大学理学院。
进入北京大学学习后，卓琳发现，这里，是一片新的，与外界不同的世界。在这里，除学习生活之外，政治气氛也极为浓厚。校园里，活跃着受共产党影响的青年进步组织——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卓琳受进步思想的影响，也参加了这个组织的外围活动。
这一年，有一件令卓琳意想不到的高兴事情发生。这就是，她的两个姐姐浦代英和浦石英也千里迢迢来到北平。三姐妹相见，欢聚一堂十分兴奋。从今以后，她们能一起在北平读书、学习了。
然而，好景不长。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了。
7月下旬，北平陷落。
北平城内一片混乱、恐怖。北平是再也呆不住了，卓琳和两个姐姐决定离开。
卓琳的大姐浦代英，到北平后已经加入了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这时首先做出决定，奔赴当时中国进步青年共同向往的延安。
继大姐浦代英之后，卓琳和二姐浦石英也踏上了去延安的旅程。由于道路不通畅，她们姐妹俩从北平先到天津，从天津坐船到青岛，再从青岛坐火车到济南。几经辗转，最后到了西安，找到驻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
通过考试，姐妹俩考上了延安开办的陕北公学。
几千里的路程，总算没有白跑。她们高兴极了，兴奋得几乎彻夜未眠。
随后，她们与一队青年学生一起，步行前往延安。
一路上，他们日夜兼程，离延安越来越近，心情也愈发激动。从小在生活条件优裕的家庭长大的卓琳姐妹，还没有经历过艰苦生活的磨炼。
如今，为了实现抗日革命的理想，不顾山高路险，艰难困苦，连生死都置之度外了。她们只有一个心愿：不到延安，不死心。
经过七天七夜的艰难跋涉，她们终于到达了日夜思念的革命圣地——延安。
这时，已经是1937年11月了。
秋日的延安，阳光依然暖人。
一眼望去，高高的山顶上耸立着一座雄伟、挺拔的宝塔。宝塔下，是清澈透明、缓缓流淌的延河水。延河之滨，到处可见身着八路军服装的军人，有的在行走，有的在交谈，有的在操练。
一片沸腾的景象。
这一切，令两姐妹耳目一新，精神振奋。
在这里，她们进入了陕北公学。这是一所为培养干部而在延安建立的学校，1937年9月刚刚成立，专门招收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学员们要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群众运动等课程的学习。
三四个月后，卓琳从陕北公学毕业了，被分配在学校的图书馆工作。
1938年初的一天，是卓琳终生难忘的日子——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后来，她在陕北公学担任了一期十二队队长。
不久，被调到陕甘宁特区政府保安处的一个特别训练班学习，准备以后到敌后去从事抗日工作。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因为工作需要，她的名字由浦琼英改为卓琳。
简单的婚礼
1939年夏末时光，经人介绍，卓琳认识了邓小平。
卓琳和邓小平的相识颇具戏剧性。
邓小平是1939年7月回到延安的。
据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说，邓小平从太行山回延安，原来是准备参加七大，不料七大推迟召开，由于前方需要，他不能在延安多呆。
那时，邓小平没有妻子，大家非常关心这件事，于是，邓发等同志要帮助他找一个。当时延安的女同志倒是不少。抗战时期，来了很多女同志到这里追求真理，陕北公学、女子大学都有。
卓琳很年轻，也很不错，在陕北公学已经毕业了，所以就介绍给邓小平了。
当时卓琳对邓小平并不熟悉，只知道他是一个老红军战士，一位在前线的领导干部，但是，他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到底担负着什么样的责任，她却一点儿也不清楚。
革命者自有革命者的感情世界和情感生活。
共同的革命理想，共同的生活追求，把卓琳和邓小平联系到了一起。
9月初的一个傍晚，延安杨家岭毛泽东居住的窑洞前的山坡上摆出一些桌子，中共中央为两对新婚夫妇举行了一个简单的结婚仪式。两对新婚夫妇，一对是邓小平和卓琳，一对是孔原和许明。当时在延安的中央高级领导人，能来的都来了。毛泽东和夫人江青，张闻天和夫人刘英，博古、刘少奇，李富春和夫人蔡畅，还有中央秘书长王首道，相继来到婚礼现场。
婚礼非常热闹。没有什么山珍海味，桌子上摆的是金黄色的小米饭、大红枣等等，最奢侈的不过是炒了几个鸡蛋。参加婚礼的，虽然都是延安的显赫人员，却都穿着土布做的八路军军服，脚踏布履，膝上打着补丁，虽然没有燕尾服气派，但显得特别精神。
两对新郎和新娘一起照了一张相。限于当时艰苦的条件，拍出的相片有些模糊不清，但是却有永久的纪念意义。
婚礼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着。大家纷纷庆贺两对新婚夫妇，开怀畅饮。孔原在高兴之中，喝酒喝的很多，最后醉了，在新婚之夜就挨了夫人许明的数落。邓小平来者不拒，有敬就饮，一杯接着一杯，竟然未醉。
熟悉邓小平的刘英感到非常奇怪：小平过去是不怎么能喝酒的，今天如此“豪饮”，怎么能够一点不醉呢？她心里很纳闷。丈夫张闻天悄悄地告诉她：“里面有假！”
原来，邓小平喝的是白开水。婚礼上，李富春和邓发念着友情的份上，知道邓小平不会喝酒，怕他喝醉了，就悄悄弄了一瓶白水给他充酒，使得他免于一醉。
几天以后，卓琳就和新婚的丈夫、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一道启程，奔赴前方，奔向太行。这时侯，卓琳23岁。
“你得给咱胖胖起个名！”
1944年4月16日，一个男婴在太行山腹地山西辽县的麻田村呱呱落地——他，就是邓小平、卓琳的长子邓朴方。
这个孩子刚生下时，由于战事紧张，卓琳没有奶水，又加上要跟随部队转战山野，因而，被托付给一户姓白的贫农妻子哺养。一年以后，才由邓小平、卓琳夫妇抱回。由于孩子长得方头大脸，胖乎乎的，大家都叫他“胖胖”。
1945年秋季，正值平汉战役前夕，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一二九师部队驻扎在河北省涉县赤岸村。
自1938年任一二九师政委以来，邓小平同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配合默契，关系密不可分，因而两家人的关系也十分融洽。
这时，刘伯承的大儿子已经7岁，起名刘太行。卓琳看到刘司令员家的孩子，有了正规的名字，自己的儿子已经两岁了，还在叫“胖胖”。于是，她感到需要给儿子起个名字了。
一天，工作之余，刘、邓两家来到院子里休息聊天。
卓琳对邓小平说：“咱们孩子都两岁了，总叫胖胖也不行呀！该给孩子起个名字了！”
邓小平想了想，说：“我们也给他起个‘太行’，叫邓太行吧。”
卓琳说：“不行！不能都叫‘太行’呀！司令员，你的儿子占了我们的名字，你得给咱胖胖起个名！”
刘伯承笑着说：“这是政委的事情，与司令员没有关系。”
邓小平立刻接上话：“谁都知道刘邓不分嘛！你就给起个名吧！”
刘伯承笑眯眯地欣然答道：“那好！”
说罢，他拉起胖胖走进屋内，让夫人汪荣华拿出笔砚，然后提笔在纸上不断地写着、划着：胖子、胖、胖？几番思虑，满纸墨字，刘伯承终于掷下笔，推开门喊道：“嗨嗨，有啦，胖子的名字有啦！”
他告诉邓小平夫妇，他用拆字法，按照汉语拼音，把胖(pang)字拆读：p—ang；再分别组字“朴(pu)”“方(fang)”，取“朴素方正”之意，取名：朴方。在场的其他人听后，异口同声地称赞说：
“好！太好了，就叫朴方吧！”卓琳、邓小平连连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