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资产阶级兴起了改良运动，梁启超等人提出的“诗界革命”，是这次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最早从理论到创作实践给“诗界革命”开辟道路的却是黄遵宪。他既是“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又是继龚自珍之后一位最杰出的爱国诗人。他作为一名外交家和改良派的积极活动家，努力向西方寻求真理，力图改革腐朽内政，挽救民族危机，写下了不少新派诗。他在《酬曾重伯编修》中说：“废君一月官书力，读我连篇新派诗。”他主张“我手写吾口”，表现“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凡“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他的诗歌，反映了新世界的奇异风物和新世纪的思想文化，开辟了诗歌史上从未有过的广阔领域，其中既有火车、轮船、电报、照相等一般题材，也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美国总统竞选等重大题材，给诗界带来了新鲜气息。特别是那些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大题材，暴露和批判了帝国主义侵略的罪行和清政府统治集团的腐朽无能，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严重危机和主要矛盾，尤其是反映了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改良政治的要求。他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时时发狂疾，痛洒忧天泪”，表示要“荷戈当一兵，吾亦从杀贼”，并且有组织地写了一篇长诗——《出军歌》、《军中歌》、《旋军歌》计24首，提倡尚武精神，鼓舞抗敌情绪。《幼稚园上学歌十章》和《小学校学生相和歌十九章》，教育少年儿童树立爱国思想。《冯将军歌》，热情地歌颂了冯子材大败法国侵略军的功绩。《度辽将军歌》，揭露了湖南巡抚吴大澄在中日战争中畏敌失败的可耻罪行。在甲午战争失败后，诗人万分悲愤，写下了《悲平壤》、《哀旅顺》、《台湾行》等长篇叙事诗，记录了这次战争的重要战役。这些诗歌，表现了他始终不渝的反帝爱国思想，也无情地讽刺了满清官吏的贪生怕死和腐朽无能。其中的《台湾行》，还歌颂了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他的诗长于古体，形式多变，语言亦较通俗。他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系统而具体地记录了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他的诗歌不仅在国内而且在日本和东南亚各国，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国学术界还有研究黄遵宪的专门学问——黄学。
最有代表性的现代派诗人
最有代表性的现代派诗人，是戴望舒（1905—1950）。浙江杭县人。曾在上海大学文学系学习，1922年开始诗歌创作。抗战爆发后去香港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理事。香港沦陷后，1942年曾一度被捕，在狱中表现了坚贞的民族气节。他曾留学法国，受法国象征派影响颇深。因他常为《现代》杂志撰稿，故被誉为“现代派”最有代表性的诗人。现代派的诗是象征派诗的发展，是纯然的现代诗，“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诗形”。现代派反对新月派的格律诗，主张自由的诗歌形式，注重意象的显现，诗意朦胧、晦涩。戴望舒的诗歌充满了沉郁、颓废、虚无和幻灭的感伤情调，曾风靡一时，影响颇大，特别是在不满现实而又找不到正确出路的知识分子中，曾引起强烈的共鸣。他于1926年发表的代表作《雨巷》，用一种不可捉摸的感觉、飘忽不定的内心状态、模糊朦胧的艺术形象，表达作者徒劳地追求丁香般美好理想的孤寂、迷茫的感觉和空虚惆怅的情绪。其诗颇富音乐性，叶圣陶赞其替新诗的音节开了新的纪元。其暗示、意象和回环往复的词语，构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堪称现代派诗歌中运用暗示抒情最为成功的典范。《雨巷》的问世，不仅使作者个人赢得了“雨巷诗人”的雅号，而且给现代派诗歌增添了耀眼的光彩。抗战期间，戴望舒在香港主编报纸副刊，曾被日寇逮捕入狱。在狱中，他写了《狱中题壁》等具有爱国主义内容的诗篇，表现了他高尚的民族气节和崇高的爱国精神。
最有代表性的十四行诗人
最有代表性的十四行诗人是现代诗人冯至（1905—）。原名冯承植，字君培，河北涿县人。他于1941年写了27首十四行诗，每首都没有题目，按一二三？？的顺序排列，总名为《十四行集》。它是作者学习意大利彼特拉克十四行诗而创作的。除他以外，写十四行诗的还有卞之琳等人。该诗体又称“商籁体”，属欧州一种格律严谨的抒情诗体。冯至的《十四行集》出版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广田和朱自清都写了文章给予了肯定。朱自清认为：“这集子可以说建立了中国十四行的基础，使得向来怀疑这诗体的人也相信它可以在中国诗里活下去。”冯至作诗善于抒发感伤、哀婉之情，故又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
现代最早主张诗体解放的人
现代最早主张诗体解放的人，是学者胡适（1891—1962）。原名胡洪骍，字适之，安徽绩溪人。他在《谈新诗》一文中，提出了诗体解放的主张。认为诗体解放应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打破五言七言的格式，二是打破平仄，三是废除押韵。同时主张以白话入诗。胡适主张既出，便致力于尝试，首先写了不少新诗，并出版了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胡适的诗歌主张和创作实践，对当时的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此作诗的人也越来越多。尽管胡适的这些主张所强调的还囿于诗歌形式的改革，忽视了思想内容的革新，但它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开创意义和推动作用却是显而易见的。
最早提倡写散文诗的人
最早提倡写散文诗的人是现代诗人刘半农（1891—1934）。他在1917年5月1日的《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上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一文，明确提出“增多诗体”的主张，特别是英国那种“不限音节不限押韵之散文诗”。他不仅积极提倡，而且努力实践，在他的《扬鞭集》里，就有1/4是散文诗。他发表于1918年5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的散文诗《卖萝卜人》，揭露了富豪的暴行和劣迹，为贫苦无告的人鸣不平。《E弦》和《血》，是作者饱含哲理和真理的代表作。特别是《E弦》，它用拟人的手法，通过“G弦和E弦的对话，向“五四”运动落潮以后的退潮派提出了警告，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是一首优秀的散文诗。同时，作者还译介了印度泰戈尔和俄国屠格涅夫的散文诗12首。在刘半农提倡和实践下，中国散文诗应运而生，使中国诗坛又增添了一种新的富于生命力的文学形式。
最早用白话译诗的人
最早用白话译诗的人，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作家、文学理论批评家和翻译家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早年任小学教师。1919年参与组织“五四”运动。1920年参加李大钊创办的马克思研究会并访问苏联。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第三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曾参加党的机关刊物《新青年》等的编辑工作，并与任弼时等创办上海大学。1927年主持党中央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内的统治，并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1930年曾主持****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党内冒险主义路线的错误。1931年被王明等人排斥在中央领导机关之外。其后至1933年在上海和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为粉碎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和推动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33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人民教育委员、苏维埃大学校长。长征时因病留江西革命根据地。1935年2月在随军转移时被国民党逮捕，同年6月18日英勇就义。
他在上海从事左翼文艺运动期间的1933年，用最普通的白话开始了对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的长诗《茨冈》的翻译，可惜因他离开上海去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而未译完，全诗569行尚余136行。所译部分明白晓畅，一目了然。他还在译稿衬页上用拉丁拼音文字写道：这是“第一次用最普通的白话写诗的尝试”。这说明，他把白话译诗看作是对诗歌口语化的一次大胆实践。在此之前，我国译著虽多，但均系小说之类，而所译《茨冈》，却开了我国以普通白话译诗的先河。
最有成就的自由体诗人
最有成就的自由体诗人，是现代诗人艾青（1910—1996）。原名蒋海澄，浙江金华人。1929年赴法国学习绘画。后弃画好诗，其风格沉雄浑朴，调子忧郁感伤，曾自嘲为“悲哀诗人”。1932年回国。同年7月因思想激进，被以“危害民国”、“颠覆政府”的罪名逮捕入狱，囚禁3年之久。1933年诗人在狱中用艾青的笔名创作了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以及《向太阳》、《光的赞歌》等几篇不朽的诗篇。《大堰河——我的保姆》，是最优秀的一篇。诗人以真挚虔诚的心，抒发对哺育他的故土大堰河的深情怀念和热情赞美之情，以忧郁、激愤的情绪，倾诉大堰河的悲惨命运和血泪生涯，诅咒黑暗的世界，表达诗人对贫苦农民特别是劳动妇女深切的同情和对中国农村深沉的关切。全诗感情真挚、格调清新，气势磅礴，在发表之后立即轰动了当时的诗坛。以后出版了《大堰河》等诗集。他在1935年出狱，先后在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任教，在《广西时报》文艺版当编辑，在重庆育才学校文学系当主任。1941年去革命圣地延安。194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在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任教。抗战胜利后，历任华北文艺工作团团长、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副院长、华北大学第三部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人民文学》副主编，《诗刊》编委和中国作协副主席。1958年后在黑龙江、新疆农场劳动。1978年重返诗坛。他一生创作很多，有诗集19种，诗论7种，全集5卷，选集10多种。其中有几种诗集还被译成了外文在世界流行。早期诗作，多诅咒黑暗，风格浑厚质朴、调子沉重忧郁，但对生活充满希望与憧憬。抗日战争爆发后诗人“拂去往日的忧郁”，迎着“明朗的天空”，走遍了半个中国，写出了《北方》、《向太阳》、《他死在第二次》、《旷野》、《黎明的通知》、《火把》、《溃灭》、《献给乡村的诗》、《反法西斯》等诗集。这些诗集，既是作者本人也是我国抗战前期诗歌创作最为丰硕的成果。它一方面倾诉了民族的苦难和祖国的伤痛，另方面又歌唱了民族的觉醒与祖国的战斗，深切地反映了抗战的时代精神。其笔法铺陈、形象鲜明、气势浩瀚、格调昂扬，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向太阳》、《火把》是这一时期代表作品。它们以“海洋一样开阔”的胸襟和气魄，以热烈跳动的旋律和时代的最强音，礼赞太阳和光明，讴歌奋起抗日的中华儿女，唱出了诗人对全民族抗战的满腔热情和胜利信心，激励和鼓舞无数热血青年投奔革命和千百万民众一起英勇抗日保卫祖国的战斗。在革命根据地的诗作，揭露侵略者和卖国者的罪恶，鼓舞和号召人民粉碎敌人的入侵，歌唱革命和解放区的生活，歌颂新人新事，表达对人民群众以及革命领袖人物的真挚感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正如诗人自己所说，“如今灾难总算过去了，我要为新的日子歌唱”，他以极其清新的曲调，歌颂新社会新事物和新生活，歌唱光明幸福与美好，歌唱中国人民及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诗人在自由体诗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他把我国自由体诗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他为了适应激烈变动的生活内容，始终把自由体诗做为自己乃至新诗创作的主流。他以“不受拘束地表达”和写来得心应手的方式，以散文式的诗句自由的抒写。他注重诗的丰满的形象和浓烈的诗意，不拘泥于外形的束缚，很少注意诗句的脚韵和字数格式的划一，具有内在的旋律与整齐和谐的节奏。它是“五四”以后自由体诗发展的重要阶段，对以后中国新诗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艾青与时代同悲欢，与人民共苦乐，他和中国新诗一起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他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鞭挞黑暗、讴歌光明的一生。他坚持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把现实生活的普遍本质和诗人独特的艺术爱好统一了起来，以自由的诗体，将深沉与奔放、雄伟与细腻、抒情与哲理、朴实与绮丽熔为一体，为我国新诗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最伟大的革命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