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曲最繁盛的时代，是元代（1279年—1368年）。散曲是在金末时期于北方民间流行起来的一种新的文学样式，故又称北曲。根据其结构的不同，它主要分为小令和套数两大类，次有介于二者之间的“带过曲”。小令体制比较短小，一般是单支曲子；套数又叫套曲，沿自诸宫调，是由两首以上同一宫调的曲子相联而成的组曲。元代是散曲的鼎盛时代，其作家有200多人。其作品据今人隋树森所编《全元散曲》统计：现存小令3883首，套数477首。散曲作家成分十分复杂，因此也就形成了不少不同的流派，其作品风格也就各不相同。散曲内容多为歌唱山林隐逸和描写男女风情的作品，在鄙薄功名利禄、藐视封建礼教的同时，带有逃避现实的消极情绪和追求色情等低级趣味，部分作品接触了社会重大问题，反映了人民的痛苦，揭露了元代统治的残暴。还有一些写景咏物的小令，清丽生动。散曲创作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著名作家有关汉卿、马致远、白朴等。他们同时也多为著名杂剧作家，其散曲作品有较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朴素豪放的风格，同时也带有士大夫的消极情调和小市民的庸俗作风。后期主要作家有张可久、乔吉等。他们的作品远离现实，词句典雅华丽，其消极思想更加突出。但睢景臣和张养浩也有一些优秀之作。关汉卿现存小令57首，套数14套。代表作［南吕·一枝花］《不伏老》，通过生动的比喻和泼辣的语言，描写一个书会才人的生活道路，同时也流露了作者及时行乐的思想和滑稽、放诞的作风。白朴幼年经过金亡的丧乱，深怀家破国灭之恨，其作品表现了他抑郁和不满的情绪。马致远是前期遗留作品最多的散曲作家，计小令104首，套数17套。多写怀才不遇的悲哀，歌颂隐逸生活，描写自然景物。其愤世嫉俗的感情后来却发展成了否定一切的虚无思想。他那描写自然景物之作，颇能代表他的风格。被前人称之为“秋思之祖”的［天净沙］《秋思》，通过对旅途秋天傍晚景物的描写，烘托出了萧瑟苍凉的意境，并以“小桥流水人家”的幽静气氛，反衬出天涯沦落人的彷徨与愁苦，堪为“深得唐人绝句妙境”之作。马致远是散曲创作中最有影响的一家，他在为散曲题材内容的开拓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其风格豪放洒脱，语言本色清俊，带有较多封建文人的气息，是散曲从勾栏演唱逐渐向文人自我陶写之作转化的产物。张可久和乔吉的作品，多为啸傲湖山和嘲弄风月之作，也偶有怀古伤今或托物寓意、对现实不满的作品，如张可久的［卖花声］《怀古》等。瞧景臣的代表作［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套曲，撕开了统治者尊严的外衣，揭穿了他们无赖的本质，对其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和鞭挞。张养浩历经30年的宦海沉浮，洞悉仕途的险恶。他的部分作品抒发了封建文人的矛盾心理。同时，由于他目睹了人民的苦难，也写了一些优秀之作。［山坡羊］《潼关怀古》中“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一句，揭示了人民在无论怎样改朝换代的封建社会中都是不可能摆脱永远痛苦的命运的。全诗感情沉郁，气势雄浑，结语尤为警拔。刘时中有名的［正宫·端正好］《上高监司》，其陈述饥荒的一套不但描写了灾民的悲惨遭遇，而且愤怒斥责了富豪大商趁火打劫的罪行，展现了元代社会严重的阶级压榨。元代散曲具有口语化、字数不定、用韵灵活、多用直陈白描的赋笔等特点，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古典诗歌形式的解放和发展。明清之际也有人创作散曲，但它主要不过案头之作，仅供阅读而已。
最早的诗歌总集
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诗歌总集，是春秋时代记录史前口头创作的《诗经》。它收集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多年间的305篇诗歌。它在先秦典籍中，只称为“诗”或“诗三百”，因汉代以后儒家将其奉为经典，才被称为《诗经》。全集各篇都是可以合乐歌唱的，根据音乐的不同又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即十五国风，有诗160篇，是15个地方的土风歌谣；“雅”分“大雅”和“小雅”，有诗105篇，是周王朝统治地区的音乐；“颂”分“周颂”、“鲁颂”和“商颂”，有诗40篇，是宗庙祭祀用的舞曲。“国风”和“小雅”中的部分诗歌，今人认为系周王朝在诸侯国的协助下采集并命乐师整理、编纂而成的；雅诗和颂诗大都可能是公卿列士所献。
“国风”保存了不少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具有浓厚的民歌特色，它不但表达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和他们对社会生活的认识，而且显示了他们卓绝的艺术创造才能。它以鲜明的画面，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处境，表达他们对剥削压迫的不满和反抗以及追求美好生活的信念。其中，有的讽刺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充分体现劳动人民对剥削者的鄙弃和愤慨；有的描写兵役、徭役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以及由此引起的征夫与思妇间的怀念；大量的是恋爱婚姻的主题，感情真挚，有笑有泪，写得真切大胆。“国风”是《诗经》中的精华，是我国古代文化宝库中一块晶莹的珠宝，是我国最早的现实主义诗篇。“大雅”大致是记述周族历史，歌颂祖先功德的作品，但在客观上提供了周的兴起及周初的经济制度和生产情况的若干历史资料。“小雅”内容除一部分宴会乐歌外，其余多系政治讽喻之作，不少篇章对周王朝统治的危机还作了深刻的揭露，反映了西周王室对东方各族诸侯国被征服人民的严重榨取，揭示统治阶级上下层之间的劳逸不均和尖锐对立，批评社会政治的黑暗与混乱。“颂”诗大多是贵族统治者祭祀时用的乐歌舞曲，多为歌功颂德、鼓吹“天命”、“神权”思想的作品，但也保存了比较重要的古代社会经济史料。
《诗经》的形式以四言为主，但也有二言、三言、五言、六言、七言和八言的句子；多数为隔句用韵，押韵灵活多变，多用反复重叠的方式，富有音乐性和节奏感。在表现手法上，普遍运用赋（直接陈述铺叙）、比（譬喻）、兴（托物起兴）的方法。其语言准确、朴素、优美、富于形象性，音节自然和谐，多用双声、叠韵、叠字词语，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
《诗经》是我国文学光辉的起点，它的出现以及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成就，是我国文学发达很早的标志，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极高的地位。它对中国2000多年来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广的影响，特别是其中民歌部分所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文学影响最大，它推动了不少的诗人、作家去关心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而不要视文学为流连光景、消遣闲情的东西。它不仅奠定了我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的基础，成为了我国现实主义诗歌乃至整个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源头，而且是世界文学宝库中极为珍贵的古代史料，在世界文学史上将永远闪烁着不灭的光辉。
最早的文人诗歌总集
最早的文人诗歌总集，是西汉刘向（约前77—前6）辑的《楚辞》。它是继《诗经》之后我国古代的又一部诗歌总集。书中辑录了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和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仿效屈原辞赋的作家淮南小山（刘安）、东方朔、王褒和刘向本人的作品共16篇。东汉时，王逸为之作注，加进了自己所作《九思》1篇增至17篇。它是以屈原为中心所集成的集子。其中屈原的作品数量最多，成就最高，其《离骚》、《九歌》、《天问》、《九章》等构成了《楚辞》的主体，其他人的作品，不仅作风上仿效屈原，而且内容上也多半是对屈原的悼念和追思。由于这类诗歌的形式“楚辞体”，是楚国诗人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加工创造而成且多引用楚地风土物产和方言声韵，具有浓厚的楚国地方色彩，所以篇名曰《楚辞》。《楚辞》作品首开我国文学的浪漫主义创作道路，为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直接开启了后来的赋体文学，并影响了历代散文的创作。
《楚辞》如同《诗经》一样，它那光辉灿烂、千古不朽的诗篇，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我国诗歌史上常以风（指《诗经》）骚（指《楚辞》）并称，南朝沈约曾用“莫不同祖风骚”来说明我国诗歌发展的源流。它们共同开辟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2000多年来，一直为我国优秀作家所继承和发扬。
最早的诗文总集
最早的诗文总集，是西晋文学家杜预（222—284）所编《善文》。全集共50卷，但早已亡佚，只在《隋书·经籍志》中尚有著录，并入集部。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是《昭明文选》。
现存最早最大的诗文选集
现存最早最大的诗文选集，是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501—531）选编的《文选》。世称《昭明文选》。全书选录了先秦至梁代的135位知名作家和少数无名氏的诗文辞赋700余首（篇）。共分37类，60卷。其中许多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赖此才得以保存至今。
萧统在文学上主张文质并重，认为文章应该“丽而不浮，典而不野”。他在选文时，把那些善用典故成辞和善用形容比喻、辞采精巧华丽的文章作为入选的标准。他力图划出文学与非文学作品的界限，故不选“经”、“子”之类的作品，对史书也仅精选其论赞部分，而辞藻华丽、声律和谐的楚辞、汉赋和六朝骈文却占了相当的比重。它既是古代影响最大的诗文选本，也是研究中国梁代以前文学的重要参考资料。早在唐代，就产生了“文选学”一词。唐以后的文人，往往把它当作学习文学的教科书，宋人已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说法。现存《文选》最好的一部，是唐代李善的注本，它集前人之大成，对后世影响颇大。
最完美的唐诗总集
最完美的唐诗总集，是宋代文学家洪迈（1123—1202）所编《万首唐人绝句》。集中收李白、杜甫等唐代名家的10000首脍炙人口的绝句诗，全诗共80余万字。它是在宋代编选本的基础上整理、增补而成，于1192年进献给宋孝宗的。书中包括边塞诗、政治诗、悯农诗、怀古诗、咏怀诗、山水田园诗、爱情诗和赠答诗等等。它是人们学习和了解中国文学并具有保存价值的珍本。明万历年间，赵宦光、黄习远又对它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与删补，共有诗10477首，尽管亦有疏漏，却基本反映了唐代绝句的概貌。
最大的唐五代诗歌总集
最大的唐五代诗歌总集，是明代文学家胡震亨（约1569—约1645）于1625年纂辑的《唐音统签》。全书卷帙浩繁、搜罗宏富，编成后未能全部刻印。《明史·艺文志》著录其为1024卷，《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其为1027卷，唯故宫博物院所藏范希仁抄补本1033卷最为完整。它以十干为纪，自《甲签》至《壬签》，按时代先后辑录唐五代的诗作及词曲、歌谣、谚语、酒令等。它是古代最大的诗歌总集、清代所编《全唐诗》的蓝本。该集中《唐音癸签》部分，共33卷，对唐诗流源变革、体制形成、风格高下、作家得失以及常用词语的解释考订，均作了详细的介绍，是研究唐诗的重要著作。
最完备的乐府诗歌总集
最完备的乐府诗歌总集，是宋人郭茂倩收集编撰的《乐府诗集》。共100卷。它辑录了由汉朝至五代的乐府诗，兼及先秦至唐末歌谣和后人对乐府原辞的拟作。分为12类，各类歌辞有总序，每曲有题解。解题征引浩博，对各种曲调及歌辞的起源及发展都作了考订。每题以古辞居前，拟作列后。“乐府”作为一种诗体，是由秦汉时期开始设立的音乐官署名称转变而来的。乐府诗，特别是其中的两汉民歌，都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之作。它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两汉人民的苦难生活和思想感情，具有高度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类民歌的最大特色是它的叙事性。诗歌中出现了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和比较完整的情节，形式上有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和杂言，表现方法丰富多彩，语言生动活泼。它代表了两汉诗歌的最高成就，对后世影响深远。
最早的断代诗歌总集
最早的断代诗歌总集，是清代康熙年间的诗文作家彭定求（1645—1719）等10人于1706年编纂的《全唐诗》。它也是中国文学史上1995年以前最大的诗歌总集，全集共900卷。以明代胡震亨的《唐音统签》和清初季振宜的《唐诗》为底本增订而成。集中收录唐、五代约350多年的2200多位作家的48900多首诗歌。其中有白居易的2000多首，杜甫的1400多首，李白的1000多首。还附有唐、五代词和作家小传，同时间有标注。它全面反映了唐诗的繁荣景象，是人们研究唐诗的重要参考资料。解放后的断句本，还附印了清乾隆年间《知不足斋丛书》中所收日本上毛河世宁所辑《全唐诗逸》3卷。
最大的断代诗歌总集
最大的断代诗歌总集，是20世纪末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宋诗》。它由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负责，以周林、邓广铭等著名学者为顾问，傅璇琮、孙钦善、倪其心、陈新、许逸民为主编，遍布全国各地的老中青专家参加编纂。拟在1986年至1998年的13年中完成。总集分为北宋和南宋两大部分。拟收录宋代11000多名作家的20多万首诗作，共60册，约4000万字，其规模是《全唐诗》的5倍。1995年底已出版发行了北宋部分，共25册，1479卷。收录了2800多位诗人的诗作。该书取材广博、编排科学、考订精审、资料详备，代表了中国宋诗整理的最高水平，是我国古代文化整理的一大丰硕成果，为广大文史工作者提供了一份丰富而完整的文学资料。南宋部分的25册，将在1998年全部出齐并在全国发行。
《全宋诗》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大基础工程的经典巨编和诗歌长卷。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高峰，宋诗则是宋代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分，但自宋至今1000多年以来，却一直没有一部宋代诗歌总集，《全宋诗》的全部问世，则将填补中国学术文化史上这一空白。
最早的一部完备的谣谚总集
最早的一部完备的谣谚总集，是清代词人杜文澜（1815—1881）汇编的《古谣谚》。书前有刘毓崧于1861年写的序。全书100卷，706000字。它引上古至明代古籍860余种，辑谣谚3300余首，加上附录（亦为谣谚）和集说共三部分。以各书所属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依序编次，并注明谣谚出处与有关版本事项。总集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古代谣谚材料，特别是出自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下层劳动人民的谣谚尤为可贵。这些谣谚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社会现实，有的体现了不同时期人民群众的斗争精神，有的则是人民群众在生产实践中所积累的智慧的结晶，它们对今天的民间文学、民俗学等领域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现存最早的古诗总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