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知道，安娜平安无事地度过了她的英国之旅。经过一些紧凑的参观行程以后（有些有钟斯相陪，有些没有），安娜于一个月后回到家里。接下来几年（战争、革命和缓慢重建的几年），她的生活就像其后来的精神分析师事业的彩排。不过，她成为一个弗洛伊德主义者的路途是迂回曲折的。她受的是师范教育，通过了考试，在20多岁时成为了女子学校的老师，但她注定是不会当一辈子老师的。
她日后回忆，少女时代她喜欢坐在父亲上坡路19号家的图书室外面，“听他与访客的谈话，这对我相当有裨益”。直接阅读父亲写的东西对她的裨益就更大了。1912至1913年冬天在美拉诺疗养期间，她写信告诉父亲，自己读了他的“一些”作品。“你不应该为此感到惊异的，”她带点自卫性的姿态说，“毕竟，我现在已经长大，会对它们感兴趣是不值得奇怪的。”她的阅读一直持续，有时会请父亲解释一下诸如“移情”之类的术语是什么意思。1916年，她到大学旁听父亲有关精神分析的导论性课程。这些精神分析的教育，强化了她继承父业，成为一个精神分析师的野心。次年，她在旁听父亲的讲课时，在座的还有海伦娜·多伊奇，后者穿着医生的白袍，帅气十足，让安娜印象深刻。回家后，她向父亲表明自己打算以精神分析为目标，并且准备投考医学院为这个志愿做预备。弗洛伊德没有反对她的远程计划，但却反对她读医，这不是弗洛伊德第一次（或最后一次）劝有志从事精神分析工作的人不必进医学院。
自此以后，弗洛伊德把安娜带到他的专业大家庭去的次数越来越频繁。然后在1918年，开始对她进行精神分析。同一年，安娜应邀参加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国际精神分析师大会，但她因为教学工作的羁绊，无法成行。两年后，当大会在海牙举行时，她终于能够抽出时间，陪伴为爱女自豪的父亲一起出席。她的信件也反映出，她的精神分析技巧越来越老练了。有多年时间，她都会把她最特别的梦境（主要都是一些吓人的梦境）写信告诉父亲，现在她更是进而自己去分析它们，而弗洛伊德则对她的分析加以评论，她也成了少数能够首先读到弗洛伊德最新作品的人。她曾参加精神分析的会议，而且不限在维也纳的范围内。在1920年11月从柏林写给父亲的信中，安娜对父亲的同仁提出了一些有见地的评论，并且毫不隐瞒自己对一些已经开始分析儿童的同仁的妒意。“你看到了，”她带有自责意味地补充说，“任何人都有能力比我做得多。”此时，她已经辞去了教职（她对此事有着矛盾的心情），准备好要成为一个精神分析师。
她的头两个“病人”是外甥恩斯特和海内尔，也就是她姐姐苏菲的两个遗孤。1920年，安娜在汉堡与这两个小孩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她特别关心的是已6岁多的恩斯特，他受到父亲的宠爱，远不如赢弱的弟弟海内尔。为了赢得恩斯特的信任，安娜跟他分享了很多自己的奇思怪想，又告诉他小婴儿来自哪里和死亡是怎么一回事之类的“秘密”，这使得恩斯特愿意对她说出心里话。恩斯特有一个毛病就是非常怕黑，但根据安娜分析，这是他妈妈的一个警告（更严格来说是威胁）所带来的后遗症：苏菲曾经对恩斯特说过，如果他继续“玩自己的小东西，就会生重病”。由此可见，就算是弗洛伊德的子女，也不是每个都恪守他有关教育子女之道的训诲的。
安娜并没有满足于这种儿童精神分析的初步尝试，她开始分析其他小孩的梦，并在1922年春天写出了一篇精神分析的论文。她期望，此文会让她获得加入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资格。她告诉父亲，这个会员资格是她梦寐以求的。5月底，她的愿望成真了，她那篇论鞭打幻想的论文，部分是以她个人的心理状况为基础的，不过这种主观性并未让此文的科学贡献失色。“我女儿安娜在上星期三做了一个很好的讲演。”弗洛伊德在6月初欣慰地告诉钟斯。两星期后，安娜成为了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拥有全面资格的成员。
这之后，安娜在弗洛伊德密友间就声誉鹊起。甚至早在1923年，宾斯旺格就告诉弗洛伊德，他已看不出安娜与父亲之间有任何风格上的分别。1924年底，艾廷冈、亚伯拉罕与萨赫斯也从柏林写信给弗洛伊德，建议他应该把安娜视为核心分子的一员，让她参与重大事务的讨论，而不是像多年来一样，“只是充当父亲的秘书角色”。这个建议固然不无取悦弗洛伊德的用意，但它仍然反映出，安娜在他父亲密友心目中的分量已提高至何种程度。
弗洛伊德既毫无保留地鼓励女儿从事专业上的追求，也不遗余力地介入她的私生活。安娜对生活和友谊的热爱是滥于言表的，他父亲看得出这种需要，并努力去促成它：弗洛伊德曾在1921年底邀请莎乐美到上坡路19号做客，主要就是出于安娜的考量。在一封写给艾廷冈的信上，他指出：“自从英国的丽奥、匈牙利的卡达和你的蜜拉相继离去以后，安娜对女性友谊的渴盼是可理解的。”丽奥·康恩（一度是钟斯的情妇与弗洛伊德的病人）已经回英国去了；卡达·列维已经结束了她在弗洛伊德那里接受的分析治疗，回到布达佩斯；而费伦奇的太太蜜拉现在与丈夫同住在柏林。“令我欣慰的是，她仍然年轻漂亮而开朗，”弗洛伊德在信上补充说，“但我只希望她能尽快找到一个可以比她的老父持续更久的对象，以凭依附感情。”而在另一封写给英国侄儿的信中，谈到安娜时，他慨叹说：“她在各方面都相当成功，唯一遗憾是欠缺能找到一个适合她的男人的好运气。”
弗洛伊德撮合安娜与莎乐美友谊的计划，成功得超乎他的最高期望。1922年4月，安娜到哥廷根探望莎乐美，待了很长一段时间，重拾两人上一年在维也纳私密而近乎精神分析式的深谈。这种亲密关系有着一圈神秘的氛围：安娜声称，如果不是有莎乐美“奇异而神秘”的帮助，她根本无法写出那篇论鞭打幻想的论文。弗洛伊德对自己计划的成功大感高兴。1922年7月，他写信给莎乐美表示感激，感谢她愿意用“爱护”的态度去对待一个“小孩”。他在信中告诉莎乐美，安娜想与她有进一步的深交已经有好些年，又说如果安娜“想要有所成就的话，需要的是来自一些符合高标准的朋友的影响与扶持。由于受到来自我这一边的抑制，她已鲜有男性的友人，而在女性友人方面，她又一向运气不佳。这使她的成长变得缓慢，而她比同龄女孩子显得小的地方，也不只是在外表一处。”信中，他也毫不隐讳自己的矛盾心理：“有时我会极渴望她找到一个好对象，但有时又会因怕失去她而畏缩。”安娜和莎乐美虽然年龄悬殊，但却有两件事情是情投意合的：一是对精神分析的兴趣，一是对弗洛伊德的仰慕。没多久，她们就互相以“你”相称，而她们的亲密友谊也持续了一辈子。
尽管为女儿找到了一个好朋友，但安娜始终独身这事情却让弗洛伊德不能释怀。在1925年写给撒缪尔·弗洛伊德的信上，他再一次谈到这个话题：“安娜——最小的却举足轻重——值得我们为她骄傲，她已经成为一个儿童精神分析师，专门治疗顽皮的美国小孩，赚到不少钱，而且也慷慨地用这些钱来资助穷人。她现在是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成员，受到专业同仁的尊敬。然而，她已经过了30岁生日，却没有一点打算结婚的迹象。谁又知道，目前那些她赖以获得快乐而将转瞬即逝的兴趣，是不是在她的父亲过世后仍然可以让她获得快乐？”这是个好问题。
安娜总是不厌其烦要让父亲知道，他在她的心目中有多重要。“你一定不能想像我对你的思念有多么持续不断。”她在1920年的信中写道。她会带着母亲般的关怀——更精确地说是妻子般的关怀——担心他的消化系统或他的胃。1922年7月中，她从一些微弱的线索中敏锐地看出，父亲可能正处于身体不适中。“你正在写的两篇文章是关于什么的？”她问道，然后就立刻把话题转移到她主要关心的问题：“你心情不好吗？还是说这只是我从你的来信中得到的错误印象？是巴德·盖太恩不如从前漂亮了吗？”她的直觉一点都没有错，因为她写这信的时间，正是弗洛伊德私下向兰克透露自己健康似乎出了问题的两星期前。“别让病人折磨你，”她力劝父亲，“就让所有的百万富翁继续发疯好了，反正他们没有别的事可做。”从1915年开始，也就是她接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前一年，她的梦境变得更加充满焦虑。“现在大部分时间，”她在1919年夏天告诉弗洛伊德，“我在梦里都会看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有谋杀的、有枪击的，有关于病危的。”她一次又一次梦见自己变成了瞎子，这让她惊骇莫名。她也梦见自己为了保卫一个属于她和父亲的农庄而拔出佩剑，但却发现剑是断的，使她在敌人面前困窘莫名。她还梦见陶斯克医生的新娘子租了上坡路20号（位于弗洛伊德家对街），目的是伺机开枪射杀弗洛伊德。所有这些梦，都反映出安娜对父亲的安危焦虑不已。不过，最能反映这种焦虑的，却是一个她在1915年夏天所做的梦——其直接性有如儿童的梦境。“最近我梦见，”她在信中说，“你是个国王而我是公主，而人们为了分开我们，发起了政治阴谋，这个梦让我不愉快和非常焦躁不安。”
这些年间，有大量证据可以向弗洛伊德证明，安娜之所以迟迟找不到一个适合的对象，跟她对父亲毫不隐瞒的依恋有离不开的关系。在还没有正式对安娜进行精神分析以前，弗洛伊德对女儿梦境的分析，都显得漫不经心，甚至几乎可以说是草率。不过，这些梦境所透露的信息，已越来越让弗洛伊德不能忽视女儿对他的依恋。也因为这样，弗洛伊德才会在1919年向艾廷冈提及，安娜有着“恋父情结”。不过，他的语气仍然是轻描淡写的。这反映出，尽管弗洛伊德是个家庭政治学的大师，但仍然无法完全了解自己在安娜不情愿结婚一事上，扮演着多重要的角色。旁观者要比他看得清楚得多。1921年，当弗洛伊德的美国“弟子”们谈及以安娜“这样迷人的一个姑娘”为什么会仍然小姑独处时，其中一个人——卡迪纳说：“看看他父亲不就得了，这是个极少男人可以达得到的高标准，如果她嫁给一个低一筹的男人，就会感到屈就。”要是弗洛伊德曾充分认识到自己对女儿笼罩性的影响力，只怕就会对是不是要为她进行精神分析踌躇再三了。
弗洛伊德和安娜都一定知道，这种父女间的精神分析是非常不合常规的，那也会是一个冗长的过程。它开始于1918年，持续了超过三年才结束，然后到了1924年又再恢复。对于这个分析的内容，弗洛伊德只对极少数的人透露，从未公诸大众，而安娜的保密程度也不遑多让。她不断跟父亲诉说她的梦境以及许多恼人的白日梦，但她同时又保持自己的这些秘密。1919年，也就是开始分析之后一年，她有一次和好朋友玛格丽特去巴伐利亚的乡间度假，无意间对她倾吐了这个秘密。“我告诉她，”她跟父亲报告，“我正在接受你的精神分析。”莎乐美自然也知道分析的秘密，艾廷冈也知道。稍后，知道的人又多了一些，但仍然是屈指可数。总之，这始终是一件具有高度保密性的事情。
这一点不足为奇，弗洛伊德一直强调，分析师应该设法驾驭病人的移情和自己的反移情。但现在，他却决定要为女儿进行分析，这不啻是对他自己有力而清晰地制订的那些临床规则的蓄意破坏——最少在别人眼中是如此。1920年，当卡达·列维的分析治疗结束后，弗洛伊德曾写信告诉她，他对于自己现在“无须再隐藏我对你的诚挚友谊”，可以说一些知心话，感到满心欢喜。而两年后当琼恩·李维叶找他当分析师，并透露自己曾与钟斯发生感情后（她之前是钟斯的病人），弗洛伊德马上写了一连串怒冲冲的信给钟斯，责备他行为欠妥。“我很欣慰你并未跟她发生性关系（你信中的一些话曾让我有过这样的怀疑），”弗洛伊德写道，“但你在她的分析治疗结束前与她发生感情，则毫无疑问是一项临床技术上的错误。”
那么，弗洛伊德在为其幺女进行分析治疗期间，所犯的技术错误又是哪些呢？弗洛伊德显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违规的地方，事实上，在精神分析的早期岁月，他所宣示的那些规则，并不是那么被认真遵守的，违规的情形比比皆是。在那个时候，分析师与病人之间应该保持距离的想法，也还是处于未完全定形的状态。因此，例如荣格就尝试分析过自己太太；葛拉夫分析过儿子小汉斯；弗洛伊德分析过艾廷冈和费伦奇；而费伦奇也分析过钟斯。尤有甚者，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也就是弗洛伊德已经在他论临床技术的论文里宣示过精神分析师应该像外科医生一样铁石心肠以后，梅兰妮·克莱因（儿童精神分析的先驱）仍然不避讳地以自己的小孩为分析对象。当意大利精神分析师怀斯的长子打算继承父业，要求父亲当自己的分析师时，怀斯曾征求弗洛伊德的意见。回信中，弗洛伊德称这样的分析为“棘手的事务”，说它能不能成功，要看两人的关系而定，又说对弟弟进行精神分析也许会比较容易，但以儿子为对象的分析则会碰到特殊的问题。不过他却补充说：“我对我女儿的分析倒是有不错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