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态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文化系统和文化环境，即研究文化环境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调控途径，利用生态学及系统论的理论与方法对文化系统内外环境各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研究，以提高其整体效益和可持续发展。以此为基础，文化生态学同时要研究文化的系统、文化的资源、文化的环境、文化的态势和文化的发展规律。
首先，文化生态学要研究文化系统。生态学是建立在系统论、系统工程的基础之上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生态学就是文化系统论，就是文化系统工程。一方面，文化生态学要研究文化系统与自然和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文化生态的自然和社会系统是指影响文化产生、发展的自然环境、地域传统、科学技术、政治经济、社会组织以及价值观念等等所构成的完整体系。另一方面，文化生态学要研究文化系统的整体与文化系统的各要素之间，以及文化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其旨归是要使文化系统与自然和社会系统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使文化系统的存在和发展形成良好的功能态。
其次，文化生态学要研究文化环境。它是研究文化的存在和发展的内部及外部环境的科学，它不仅要研究文化与外部经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也要研究文化的内部各种不同形式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把“环境”纳入到文化研究之中，是文化生态学研究对象的显著特点，也是文化生态学应用自然生态学理论和方法的主要方面，是文化研究的崭新视角。由于文化环境是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现实的社会空间，文化环境必然成为文化生态学主要的研究对象。最概括地指称文化环境，可以用二分法将其划分为“物质文化环境”和“精神文化环境”，而广义的文化环境，则通常包括人文地理环境、传统文化环境、地域人口环境、政治经济环境、思想道德环境、民俗风化环境以及教育、宗教等等要素或方面。从文化环境的角度看文化生态学，它是从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出发，研究文化的产生、发展及其变异规律的文化学科。
再次，文化生态学要研究文化资源。这也是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文化问题的主要体现。文化资源是文化的客观存在，是文化的已有条件，是文化的传统和特征，有的属于文化的优长或珍宝。文化资源的特点是既有有形资源，又有无形资源；既有历史资源，又有现实资源；既有有限资源，又有无限资源；既有有价资源，又有无价资源。生态学对于资源的保护，早就有了较为成熟的理论和方法，使人们对于自然资源的重要性的认识已经成为共识。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以文化资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对于保护文化资源，对于合理地、有效地开发利用文化资源，具有重要的意义。
复次，文化生态学要研究文化生态的态势。生态的字面理解，就是生存和发展的状态，文化生态就是文化的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从动态来分析文化状态，也包括文化发展的趋势，本书称之为文化生态的态势。“状态是反映事物或系统动态（演化）存在的哲学范畴。”[9]文化生态就是要研究文化形态和文化动态，它要从文化存在的现象、过程、时空层次、结构功能等变量以及量与质、运动与静止、形式与内容、历史与现实、生产与再生产、输入与输出、继承与变化等关系中，多方面研究文化的状态和趋势。文化生态的态势是衡量、评价、预测文化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方面，也是文化生态学应用性、可操作性的体现。
最后，文化生态学要研究文化的生态规律。任何一门学科只有上升到对研究对象的规律性的认识，才是科学的、成熟的。文化生态学也要研究和总结文化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文化生态学是从文化生态的角度来研究其规律，以此形成学科的个性。例如，文化生态学要应用生态世界观的生态系统理论，从整体与要素的关系中寻找出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动因；文化生态学要应用生态世界观的动态平衡理论，从结构与功能的互补中寻找出文化的存在与发展的良性状态；文化生态学要应用生态世界观的系统生命理论，从熵与负熵的矛盾中寻找出文化存在与发展的能量依据。认识和掌握文化生态的规律，是文化生态学的任务，也是文化实践的最为重要的理性指导。
（二）文化生态学的进展
文化生态学是新兴学科，它的历史很短，而且在以往的岁月里进展也并不十分迅猛。在近年来，由于文化的冲突和危机成为世界性的难题，文化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与文化相关的交叉学科也逐渐地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文化生态学开始成为人们瞩目的“新星”。
1.文化生态学的产生
最初的文化生态学萌生于美国，是作为人类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出现的，它主要探讨人类文化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20世纪上半叶，生物学家们热心于将达尔文理论衍生解释环境压力下的生物多样性，受这一思潮的启发，人类学家试图用环境的影响来解释文化的多样性。美国许多早期重要的人类学家如F.博厄斯和A.克罗伯，在研究北美的土著民族如印第安人时，通过认真思考文化与环境的联系，研究土著印第安人的行为和文化，考察印第安人如何与其周围环境相适应，以及环境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印第安人文化，形成了所谓“文化区”的研究。这些美国的人类学家，是文化生态学的先驱，他们之中有主张“决定论”的，认为环境直接决定文化，或文化对环境起决定作用；有主张“可能论”的，即认为环境可能决定文化，把环境与文化看作互动和辩证的关系，认为自然环境对文化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机会，由文化历史与特殊习俗等组成的文化决定了其对环境适应的方式，这就为文化生态学开辟了道路。
1955年，克罗伯的学生、美国人类学家J.斯图尔德（JulianH.Steward，1902—1972）发表了他的《文化变迁理论》（TheoryofCultureChange），阐述了文化生态学的基本理念，标志着文化生态学的诞生。在他那里，文化生态学是人类学与生态学的交叉学科，主要研究的是环境对文化的影响，由此研究不同种族、宗教的地域环境制约因素。这部著作的出版被普遍认为是文化生态学正式诞生的标志。斯图尔德是20世纪中叶著名的新进化论者之一，他提出了生态环境决定生产活动再决定生活方式的理论，其本质就是既承认文化与自然环境是互相作用的，同时又认为自然环境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它不仅允许或阻碍文化发明的运用，而且还往往会引起具有深远后果的社会适应，并指出，文化建构具有生物性和社会性的双重功能，认为：“尽管最初曾使用过生物集的概念，但生态学的概念自然要扩大到包括世界绝大部分地区生命网的一部分人。但是，人不仅仅作为体质上与其他有机体有关的另一有机体进入生态学舞台，他还引进了超有机体的文化因素。”[10]斯图尔德还提出“文化内核”的学说，针对文化“变迁”的过程和原因，试图解释历史和环境为文化的变迁提供的选择机会，认为文化变迁就是文化适应，环境和文化之间在形成文化变迁的过程中有着互动作用。因此，文化生态在文化的变迁中尽管不是惟一的，也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文化生态学就是要研究环境对文化的影响，认为特殊类型的文化生态不仅决定了文化的变迁，也决定了作为文化载体的人的特征。他主张通过分析技术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分析用特定技术开发特定地区的行为方式以及确定环境开发中行为方式影响文化其他方面的程度等途径，检验文化核心的环境适应，依此解析文化的差异或相似，并试图概括文化规律、文化变迁的原因。其理论核心是环境、技术与社会制度的因果关系理论。[11]斯图尔德对“文化内核”和“文化变迁”的研究，被普遍视为最早为文化生态学奠定了明确的基础。采用生态学的观点来观察人类文化，从文化生态系统的整体、环境的关系及其规律的深度去研究文化，成为一个新的学科领域。斯图尔德首次将生态学原理引入文化研究中，发现了文化与环境因果关系并系统论证了其对于人类社会组织的作用、类型与意义，具有重要的实际指导意义。不过，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所研究的文化与环境的关系，主要的是指自然环境，他被评价为著名的新进化论文化人类学家，也是文化生态学的鼻祖。
在斯图尔德的影响下，20世纪60年代末有三部重要的文化生态学著作问世，即R.内廷的《尼日利亚的山地农民》（TheHillFarmersofNigeria）（1968）、R.拉帕波特的《献给祖先的猪》（PigsfortheAncestors）（1968）和J.贝内特的《北方平原居民》（NorthernPlainsmen）（1969）。他们属于第一代受斯图尔德影响的美国人类学家。20世纪70年代，霍利对赞比亚的多加人（Toka）继承模式的变化进行研究，得出了对生产力影响最大的技术是决定继承模式的最重要的影响因子。哈里斯提出“文化唯物论”，认为技术、居住条件、宗教信仰和礼仪等都是与环境相适应的，例如印度教吃牛肉的禁忌，就是源于牛在农业生产力的地位的确认和保护。这些文化生态问题的成果，大大地深化和拓展了斯图尔德的研究。
除了人类学家外，一些地理学家对文化地理的研究，也拓展了文化生态学的研究空间，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伯克利学派”对人文地理的有关研究。一些心理学家如20世纪70年代末的“环境心理学”、80年代末的跨心理学，其中最著名的是加拿大心理学家伯里（J.Berry）等人，对推动文化生态学也起了重要的作用。20世纪70—80年代，“美国学者奥格布（Ogbu.J.U.）则将文化生态学研究与教育生态学研究融为一体，并取得较为丰富的成果。奥格布将文化生态学的假设和结构一功能主义社会学的假设结合起来，同时考虑个人层次上的认知要素和行为要素，从而提供了一个动态的研究范式，即文化一生态模式（cultural—ecologicalmodel），其目的在于将经济、政治、认知和行为结构统合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该模式的主要概念是适应（adaptation），即人们对其周围环境的适应，这被看成是人与环境之间的主要联系方式。奥格布试图运用这一模式来研究社会环境与学校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影响学习的，并力图用它将各种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联系起来，进而获得对教育过程的多层次的理解。奥格布把他的研究思路与方法称为‘学校教育的人种生态学’（ethnoecologyofschooling）”[12]。
文化生态学的形成期主要局限于美国的人类学家中进行小范围的区域性研究，致使文化生态学在大学的课堂里也只被列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而且，他们在研究中还存在许多理论的缺陷和实践的局限。例如，他们过多地注重人对环境的“适应”以及文化与环境的平衡，而没有重视人的文化与环境的不适应，人对环境的改造、破坏，在他们的眼中，人只是文化环境的被动者。他们的所谓环境，也过多地或侧重于自然环境，而对文化环境的研究相对薄弱。这一时期文化生态学对“生态”的理解，基本上局限于自然生态的意义。他们在研究文化的变迁过程时，主要是研究文化的“过去时”，侧重于利用文献、考古学著作或简单的口述历史等资源对文化历史进行研究，而对文化变迁的“现在时”、“将来时”的研究，则有所忽视。因此，这个时期的文化生态学对社会的影响有限，其缺陷也受到学术界的批评。
2.文化生态学的现状
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80年代以后，文化生态学已基本成熟，影响也相应扩大，其主要标志有四。
（1）系统论被纳入文化生态学，成为学科基础。由于从理论上分析，生态学的基础也应当是隶属于系统论，因此，文化生态学应当是以生态学的方法研究文化问题，其理论基础是系统论。拉帕波特和埃仑分别在20世纪70年代初和80年代初即用系统论研究人类学，虽然他们还没有完全重视文化问题，却提供了用系统论研究文化的启示。莫兰指出：“有一代受到生态学和系统论训练的人类学家走上现场，测量生态系统各个组成部分（人是其中一部分）之间的能量流动。”[13]系统论的纳入，使文化生态学的理论更为科学和完整。
（2）改变了以往文化生态论者机械的环境单向地决定文化的观点，而从环境与文化的双向互动中研究文化，特别是随着资源短缺和环境危机成为世界难题，自然界与文化的关系被重视，从文化的角度研究自然界和环保已成为学术潮流，生态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等成为文化研究的显学。文化生态学家们认为，工业文明在给人类带来巨大裨益的同时，已经造成了严重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问题，如工业污染、能源枯竭、物种锐减、地力退化、温室效应、臭氧层空洞等。许多人所理解的“文化生态”变成了文化中的生态问题或生态中的文化问题的研究，文化学与生态学以“自然界”这一对象为中心或纽带而联姻。例如，“伯克利学派”就把人对环境的影响列入研究对象。“伯克利学派”指的是以执教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地理系的卡尔·奥特温·苏尔（CarlOrtwinSauer，1889—1975）教授为代表的团队，他们借鉴了人类学家“超机体”的文化概念，把文化看作是控制人类行为的重要而稳定的力量。他们认为，文化、环境和人三者具有紧密的联系，人是行为者，文化是动力，而环境是改造的对象，文化的存在先于行动的人。因此，人文地理学的研究首先是考察文化的特征，在研究人是如何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行动，然后得出人怎样改变自然景观和创造出相应的文化景观。苏尔发表了《景观的形态》和《历史地理学序言》等，对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结构进行研究，他的继承者泽林斯基出版了《美国文化地理》一书，这些著作成为这一时期文化地理学的代表性著作。伯克利学派在20世纪中期影响极大，它使地理学朝研究文化景观和人的文化环境方向发展，并影响了20世纪后半期的地理学、文化学，使得“伯克利学派”直接被称为“文化生态学派”。“伯克利学派”及其发展的趋势，被西方当代文化地理学家邓肯主编的《文化地理学读本》（2004年）评述为人文地理学的“文化转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