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低层次文化因子对高层次文化因子的作用。俗话说，“万丈高楼平地起”、“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低层次文化对高层次文化也有极大的影响，其作用在于，高层次文化是对低层次文化的反映，是对低层次文化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凝结和升华。高层次文化的性态往往可以在成为其基础的低层次文化中找到原型和根据。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最高层次的文化形式就是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总结，不断地“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由广大群众的生动的实践，不断上升为理论，最后成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产生的第一次飞跃，就是在群众的实践中产生的。我参加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其中关于农村调查的章节是我撰写的。这一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时期，而这一时期也是毛泽东调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最为重要的时期。我提出，毛泽东调查研究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一个同步过程，调查研究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基础和保证，是认清中国国情的根本途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飞跃”的前提。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的成果，广东改革开放的探索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实践基础。我在《邓小平理论系统与实践——珠江三角洲的启示》一书中，引述了邓小平1992年7月在《对中共十四大报告送审稿的意见》中说过的话：“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报告中讲我的功绩，一定要放到集体领导范围内，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珠三角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和“试验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珠三角人勇于探索和创新，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以实践的坚实基础证明了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性，邓小平亲自圈定设立经济特区，关注着以深圳、珠海为代表的珠三角社会经济的发展，把珠三角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前沿地区，使之成为全国的样板之一。邓小平将珠三角改革开放的经验，上升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理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是将群众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其中也包含了广东经验、珠三角经验。广东是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诞生地。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全党智慧的结晶，也是他对党的建设长期思考的理论成果。早在1999年秋冬间，他就通知广东，将到广东一个县（或县级市、区）作党建调研，并作县级“三讲”动员。2000年2月19日至25日，江泽民考察广东。根据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陈弘君副主任撰写的《江泽民在广东发表“三个代表”重要讲话的历史考察》（《岭南学刊》，2002年第4期）一文，江泽民这次在广东的所有调研活动，都是围绕着我们党如何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来展开的。他到高州的农业生产基地，深圳、顺德、广州的企业着重调研的是如何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问题；到高州冼太庙、瀛洲公园、深圳的虚拟大学园区和南岭村等地，着重调研的是如何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问题；到高州农村、深圳南岭村等地，着重调研的是如何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问题。而在许多场合（如召开几次座谈会等），他反复向各级领导特别是群众提问，征询对党的看法和要求，就“三个代表”的几个方面进行了调研。因此，可以说，江泽民是在经过长时期思考的基础上，于2000年2月在广东的调研活动中，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的完整的理论。这是珠三角、广东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上不同凡响的盛事。广东经验证明只有“三个代表”才能保证党的先进性。正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指出的：“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加入世贸组织，给我国经济社会带来深刻影响。”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奔小康时期广东人遵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杀出一条血路来”，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为邓小平理论提供了实践基础和证明，那么，广东人在实现小康后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探索中，仍然是勇于探索，大胆实践和创新，在各个领域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提供了实践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国际国内社会经济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由于广东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领风气之先”，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在国内“领先一步”，对由此而带来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都是率先“吃螃蟹”，许多实践属于创新式的探索。例如，在党的建设和政治改革方面，广东全面落实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加强了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率先在党政机关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并在深圳推行“行政三分制”的试点，等等。特别是在抗“非典”的无硝烟的战争中，广东的各级党组织起到了战斗堡垒作用，党员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赞誉。广东党的建设的坚强有力，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在广东成为非典首发区和重灾区，笼罩在病魔的恐怖之中的关键时刻，胡锦涛亲临抗非第一线，视察广东，在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同医务工作者座谈，发表了重要讲话。真正体现了尊重科学、以人为本、实事求是、公开透明的精神和作风，体现了我们党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自始至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思想。2004年12月，胡锦涛考察广东，他先后到珠海、中山、佛山、广州等地，深入珠海摩天宇航空发动机维修有限公司、珠海南方软件园、广东美的集团和广东威创日新电子有限公司等企业车间，到中山市港口镇，视察了中山食品水产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水产养殖基地，到广州市视察了猎德污水处理厂、东山区大塘街社区服务中心，同干部群众亲切交谈。在这次重要的视察中，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加快发展关键在创新以及建设以民为本的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广东的经验充分证明，党的指导思想是全党的智慧，是全党意志的集中体现，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这正是党的群众路线与党的指导思想的有机统一。
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最高层次的文化应当是“文化精神”。而文化精神也是从“低层次”的文化中抽象出来的。“广东人精神”就是从广东文化的方方面面总结抽象的结果，是对“广东人”内涵的深层次追索。经过广泛的讨论，“广东人精神”中，“务实求真”是普遍认同的，因为广东人的“低层文化”中，无论是经商、饮食、谋生立命、为人处事，都是如此。在珠江三角洲文化的原生态即岭南文化中，务实求真就是显著的特点。在现代珠三角文化中，务实求真得到彰显，应当上升为“广东人精神”。人们在总结广东改革开放的经验时，把坚持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优良传统和政治品格，看作是新时期广东人精神的核心。
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和“试验场”。在20世纪的80年代，广东人坚持求真务实，勇于探索和创新，创造了“五个轮子一起转”的南海模式，“以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为主的”的顺德模式，以发展“三来一补”为突破口的东莞模式以及深圳模式、中山模式、万丰模式等；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又率先进行所有制改革试点，推行混合经济，甚至提出“靓女先嫁”的方式。广东改革开放的每一步，都曾遭受非议和指责，什么“不分姓社姓资”、什么“国有资产流失”等等，但广东人有求真务实的精神和勇气，顶住了压力。广东改革开放以举世瞩目的成就，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为邓小平理论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基础，也为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性提供了现实的证明。2002年年底，从未有过的非典型肺炎疫情首先在广东部分地区出现。广东人民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实事求是，沉着应对，采取有力措施，在短时间内取得了防治“非典”的阶段性胜利，同时保证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肯定。这充分说明，“务实求真”仍然是取得“抗非”胜利的法宝。广东“抗非”斗争中提炼出来的具有广东特色的“抗非精神”，正是“广东人精神”的生动体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同志对“抗非精神”的内涵及其意义有过精辟的概括，他指出：“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全省人民在看不见的战场上，与看不见的敌人进行了激烈厮杀，展示了惊心动魄的战斗画卷，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铸就了感天动地的‘抗非精神’。这是一种临危不惧，沉着应对的精神；实事求是，尊重科学的精神；无私奉献，顽强拼搏的精神；万众一心，敢于胜利的精神。”“这种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抗非精神’，使岭南文化绽放异彩，是新时期广东人精神的充分展现，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壮丽篇章。这是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倍加珍惜，发扬光大，使之不仅成为彻底战胜非典的法宝，而且成为实现全面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撑。”在胡锦涛向全党发出“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的新号召以来，广东全省上下一致响应。省委、省政府以及广州和深圳等市委根据“求四真、务四实”的精神和新的发展观，果断地调整了GDP增长速度和初步实现现代化的进程时间表，并十分重视在尽可能快地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环境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注重广东发达与落后区域发展的相对平衡，注重保护城市化过程中农民的合法利益和1800万外省来粤民工的权益，等等。党的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优良传统和政治品格，还将以巨大的力量，推动广东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继续担当改革开放的派头兵，为全国全面实现小康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新的贡献。
4.文化因子与非文化因子的相互作用
正如人与自然环境是相互作用的，包括人对自然环境的作用和自然环境对人的作用两大方面，文化因子与非文化因子也有重要的联系，相互发生作用。非文化因子是具有联系的文化因子的外环境，而文化因子又对与其相联系的非文化因子的外环境产生影响。
（1）外环境对文化因子的作用。非文化因子对文化因子的作用，就是文化的外环境对文化的作用，也是文化生态建设要十分注重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自然环境对文化的作用。这里的自然环境是指影响文化的存在和发展的自然条件。自然环境对文化的影响有促进的一面，也有制约的一面。
文化地理学家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观，就是用生态学的观点研究文化和自然环境间的相互关系。根据他的研究，自然地理就对文化有着重大的影响。他长期观察并用文献记录下了人类利用环境即用以谋生的技术、方法、行为方式和文化，指出干旱地区的人们对于降雨形式的极大关注，意味着这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中心内容，并导致形成一种极度突出降雨和水的宗教信仰体系，而这样的文化在一个风调雨顺或实行灌溉的社会中却不大可能出现。再如，在资源贫乏的自然环境里，人类只能以最小的群体单位活动，而且分布得十分稀疏。种子采集和小动物的狩猎活动，只能是个人和家庭的单干。刀耕火种和早期旱地农业，群体合作的程度也不会很大。而开拓数量密集的资源、猎取大群的有蹄动物，以及灌溉农业则需要规模的群体合作。
地理环境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也是极为典型的例证。一般地来说，农耕民族依恋土地，尊重自然，居安思稳，保守平和；游牧民族迁徙不定，勇猛好斗，豪爽奔放；而海洋民族从事渔业和盐业的开发生产，心胸开阔，眼界开放，易于接受外来文明。我国地处地球的北温带，气候宜人，适宜耕种和居住，中华民族从总体上是典型的农业民族。因此，与世界上各古老文化相比，中华文化产生和延续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越环境，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方式与思想观念。冯天瑜先生说：“中国古文化植根的土壤——半封闭的温带大陆大河环境、农业型的自然经济、家国一体化的宗法社会。这种环境使中国人形成了特定的社会心理和民族文化，如勤谨质朴、热爱和平、自足自得、崇尚中庸，习惯稳定，尊重传统等等。”张岱年先生也认为中华文化的特质在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同时认为中华文化有等级观念、混沌思维、近效取向和家族本位的陋习，这正是自然环境对中华文化所起的促进和制约的双重作用。
珠江三角洲文化之所以得名，乃是因为它属于“珠江三角洲”的地域文化，其自然环境的影响作用不言而喻。珠三角的建筑文化中，“骑楼”是特点之一。骑楼融合了欧洲古典建筑的券廊与广州本地敞开式店面建筑的优长，楼上居住，楼下开店。骑楼建筑风格的形成，是华南地区的气候环境所致，有了“骑楼”，就可以为顾客遮阳挡雨，便于顾客，利于商家。再以石湾陶瓷艺术的兴盛为例，陶瓷艺术是随着陶瓷业的发展而发展的，宋明时期石湾陶业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一是交通便利，一是陶土比较丰富。由于官窑水道渐趋淤浅，水运交通中心不得不移至佛山和石湾。佛山与石湾相连，汾江和东平河直通广州，产品运往广州出口以及运往其他内河十分便利。台湾一带又有陶泥岗沙，取材方便。于是，本来就有陶瓷业基础的石湾，便很快发展成为岭南重要的陶器生产基地，而石湾的陶瓷艺术，也就随之发展而驰名天下。
社会环境对文化的作用。这里的社会环境是指影响文化的存在和发展的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非文化的社会因素。美国教育学家杜威说：“一个人的活动与别人的活动有了关系的时候，他就有了社会的环境。”社会环境实质上就是人与人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