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于培育积极文化缺乏认识，不仅在于对文化的多元性、多样性缺乏正确的理解，而且在于对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也缺乏正确的理解。人们常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越是地方的，越是有特点的。一般来说，这些话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些民族的、地域性的文化应当是积极向上的、健康无害的，如果这些文化是腐朽、低俗、有危害的，那它就绝不会成为“世界”的，也是绝不会有普及价值的。改革开放以后，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我们的一些影片可以拿到国外去评奖了，往往是反映中国陋俗的影片能够获奖。这些情况的出现，或者是由于这些奖本身就没有什么价值，或者是由于那些外国人的一时好奇，甚或是外国人用中国的陋俗来取乐。总之，靠这样的题材来争取国际大奖是没有意义的，即便是能够争来一两个奖，也是不能长久的。我认为，只有既是民族的、地域的，又是先进的、积极健康的，才是有生命力的，也可以是普世的；那些民族的、地域的文化中的虽不先进积极，却也不会对文明的进步产生不良影响的文化，是可以作为多样性之一允许保留的；而那些腐朽落后的文化，是不应当提倡的。优化的文化环境，就是要有利于积极向上的文化的发展，允许无害的个性文化的存在，而限制落后文化的滋长。
有了这样的文化环境的优化原则，我们在进行文化环境建设时就有依据可以遵循。例如，通俗文化相对于高雅文化，层次不高，突出娱乐性，但其中经常性地伴随着一些宣扬封建迷信、蒙昧主义、反人类文明和提倡伪科学之类的文化垃圾出现。通俗文化在传播经营的过程中，也容易出现不法和违规的活动。对于通俗文化，我们要发挥它的娱乐功能，满足民众文化生活和休闲的需要，但同时对于通俗文化的生产、经营中有消极作用的部分，则要严格地加强管理。由于文化产品的生产者、经营者以及相应的管理者，他们是通俗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与管理主体，对整个通俗文化的发展水平与效益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因此，增强通俗文化工作者的人文素质和责任意识无疑是提升大众文化人文质量的主体力量，同时也是优化文化环境的至关重要的环节，也就是要求通俗文化的生产者要出好的产品，经营者则应合法经营，不使各种伪劣的精神产品进入文化市场，而文化市场的管理者则要具有法律意识和服务意识，通过规范的管理活动，引导通俗文化积极健康地向前发展。
在实践中，珠江三角洲就是这样发展和管理通俗文化的。珠三角各市在发展通俗文化的同时，还特别扶持发展高雅文化，以此带动和引导通俗文化的发展，促使民众提高文化素质和水平。例如，珠海市在建设“文化盛市”的举措中就是这样做的。2004年，珠海在一年里就引进近30场高雅艺术的演出，在全市形成广场文化、高雅文化、乡村文化共同构成的立体的、城乡互动的文化体系。每年安排50万元，设立珠海文学艺术最高政府奖——“渔女奖”。而且，每年安排50万元扶持优秀文艺精品创作，30万元扶持文艺创作，20万元用于奖励优秀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成果和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每年还安排一定资金，用于扶持市的重要新闻媒体、重大宣传文化项目、高雅艺术、广场文化、重点艺术院团、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保护、西部地区和海岛的文化发展。
200并由2005年起每年举办全国教师合唱节，等等，使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相结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近年来，珠海市文化建设高潮迭起，屡屡获奖。在“广东省第七届宣传文化精品奖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第五届人选作品奖”评选中，由珠海市选送的20集电视连续剧《兼并》、歌曲《读书的女人最美》、图书《百年中国女性形象》三项荣获第五届省“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中共珠海市委宣传部荣获省第五届“五个一工程”组织工作奖；珠海粤剧团赖琼霞荣获“第五届广东省宣传文化精品奖”个人奖。这说明，珠海市致力于优化发展积极向上的文化的环境，这种文化环境的建设措施是行之有效的，也是十分正确的。
4.合作
毋庸置疑，文化具有鲜明的主体性的特点，个体创造在文化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我非常认同中山大学等高校在科研政策中保护个体个性化劳动创造的做法，让“孤独者”可以埋头于他的个人的文化劳动创造。但是，从文化发展的规律来看，合作乃是文化发展的主要方式，合作的文化氛围乃是文化发展的优良环境。优化文化环境，任务之一就是要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形成和谐共事的文化生态。
现代科技要求合作攻关，这已是人们的共识。实际上，不啻科技如此，整个文化的大多数门类、项目，也都离不开合作。首先，现代文化项目的重大性、复杂性，不是某个人就可以独立承担和完成的，往往需要团队的合作。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就动用了全国顶尖的音乐舞蹈家。其次，文化创造的时效性和文化市场的竞争性，也使得势单力薄的个体劳动无法应对时不我待的竞争形势。再次，从文化实践来看，文化的生命周期不只是创造，还应当有文化的生产、传播（流通）、消费，以及这一生态链、生态环的再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这显然也不是一个人能够做到的。最后，即便是“孤独”的文化个体创造者，也与群体合作者一样，不仅需要与外界有良好的交流，还需要有一个和谐的周边同事关系。文化界最有危害的是文人相轻，文人之间的互相恶意攻讦超出了文化批评的范围，属恶语伤人的，是极为损害文化生产力的。
要创造和谐合作的文化环境，首要的是要形成团队意识，而团队意识的培育、巩固和发挥作用，要靠文化管理者和文化人共同努力。比如，政府和有关文化管理部门在下达文化项目时，就要有团队意识，就要有意识地组织队伍进行集体攻关，在人、财、物方面，特别是从项目经费方面，要有利于形成团队合作攻关。另外，要重视发挥文化专家的作用，让他们当好团队的领头人。特别要重视那些掌握了绝门技艺又后继乏人的文化名人的作用，给他们配助手、建团队。团队的领头人和成员也都要有自觉的合作意识，求大同存小异，而且要从知识、性格、年龄、性别等各方面调整团队结构，使之趋于合理。这些都是形成合作的文化环境不可忽视的有效措施。
从总体上看，今生态的珠江三角洲文化具有较好的合作环境，从而保证了珠三角文化的存在和发展。珠三角的文化人具有平等的观念、平实的作风、亲和的心态，文人相轻者不多，互相拆台者罕见，团结协作的文化氛围基本形成。我曾经撰写过《广东理论界对精神文明学的贡献》一文，以范英研究员为代表的广东精神文明学的团队为例，说明团结协作精神在创立和发展精神文明学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广东学者中涌现出一大批研究精神文明学的学者，是精神文明学最早的一批创立者。1988年，现任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的钟阳胜同志和范英先生的《精神文明与社会主义》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89年，广东省委党校马中柱教授的《精神文明建设导论》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年，范英主编的《精神文明学论纲》在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1991年，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汉青主编的《精神文明学》在红旗出版社出版；1997年，中山大学博导、著名伦理学家章海山先生的《精神文明建设主体论》等“精神文明建设哲学论丛”多部由广州出版社出版；1998年，广东省委党校教授吴灿新、孙志东主编的《精神文明学概论》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近十年来，范英先生主编的“中国精神文明学大型丛书”，已经出版了16部之多。应当说，作为新兴学科，精神文明学仍然处于初创期，广东理论界出版了这么丰厚的理论成果，特别是在已出版的以“精神文明学”为名称的四部专著中，广东学者的就占三部；以此为篇名的论文，可以检索到的也是广东学者占绝大多数。其中，《精神文明学论纲》64万字，对精神文明学的形成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也是广东精神文明学的杰出典范，奠定了范英先生成为精神文明学学科带头人的地位。而且，广东精神文明学的队伍人强马壮，成果影响大。广东省成立了以张汉青、范英为首的广东省精神文明学会，这是全国惟一的精神文明学群众性学术团体，并在省社科联设立了以范英为主任的精神文明学研究室。加上挂靠在省社科院的广东省精神文明研究中心，以及广州等市的精神文明研究中心，广东省精神文明的研究机构健全，为精神文明学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组织保证。这些研究机构聚集了一大批专家学者，中国精神文明学大型丛书就吸收了几十位专家学者参加，例如《人的素质与市场经济》一书，就有40多位老中青理论工作者历时三年写成；《精神文明与市场经济》一书的作者有广东省委副书记、广州市委副书记和理论工作者100多人参加。广东省精神文明学会的学术活动也十分正常和活跃。广东精神文明学的研究成果得到社会的高度评价，取得了积极的社会效益，在全省乃至全国产生较大的影响。文章中，我还从文化生态的角度，赞扬了广东的专家学者不仅创建了精神文明学，踊跃参加到精神文明学的队伍中，而且还有更加庞大的与精神文明学相关的学术队伍，如邓小平理论与广东实践研究、岭南文化研究、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中华学研究、特区精神文明建设研究、企业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研究、高校精神文明和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而这些领域和项目，每一项都是由著名学者领衔，聚集了数十名学术理论工作者参与。广东精神文明学与这些相关领域的研究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相互促进，共同繁荣，实践和理论的环境为精神文明学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生态。这不仅说明了团结协作是广东精神文明学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也说明广东的理论界具有团结协作的文化意识和环境。在2005年，他们又组织出版了9部“广东人精神丛书”，丛书主编范英先生在首发座谈会上致辞“众人拾柴火焰高”，说明团结合作是文化事业成功的重要的内环境。再以2005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广东历史文化名人丛书”为例，也是在众多广东著名学者的参与下完成的，例如，张磊先生写《张九龄》，黄明同女士写《陈献章》，张荣芳先生写《陈垣》，胡守为先生写《赵佗》，陈泽泓先生写《惠能》，如此等等，体现了广东学者团结合作的精神，也促成了文化的大项目和精品项目的问世。
当然，珠三角的文化人中也出现少数或个别不团结的现象，例如在一流的高等学府中山大学，就有两位中国传统文化领域的学者，本来都是享誉全国甚至在国际同行中著名的领军人物，由于各种旁人难以弄清的原因，根本谈不上合作，不能不影响整个团队力量的凝聚，令人扼腕叹息。每每提起此事，我都会想起北大的两位学术泰斗张岱年和季羡林先生。萧君和任主编、我任常务副主编的《中华学丛书》，我们曾先请了张岱年先生任顾问，岱老不仅应允，而且为《丛书》题词：“促进民族团结，弘扬中华文化。”接着，我们又登门拜访季老，季老得知岱老担任了《丛书》顾问，也欣然接受了担任顾问的邀请，并题词：“中华文化光被四表，民族团结坚如磐石。”我总是这样假设，如果中大的那两位学术泰斗能够像岱老和季老那样，把力量拧成一股绳，广东这一领域的学术团队将会是一个怎样的强势局面呀！广东的现代文化、珠三角的现代文化的历史就可能改写，就可能更为辉煌。常言道，“家和万事兴”，也就是朴素地说明了和谐的文化生态内环境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