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搭建招商引资平台，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创造良好环境。在农民工金融服务中心的积极沟通、协商下，地方党政部门结合招商引资实际，在政策框架内给予了农民工返乡创业诸如简化办事程序、税费减免、信贷担保等支持措施。这些优惠政策通过农民工金融服务中心省外服务点及农民工的宣传，吸引了大批省外投资者，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一些急需转移产业的企业更是表达了强烈的来黔投资意愿。
五是引回和培养了农村创业人才，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夯实“人才根基”。返乡创业农民工通过股份合作制、股份制、合伙、独资经营等多种经济形式，创办、领办、合办企业，一方面吸引了资金及先进技术，尤其是人才等优势资源向农村集中；另一方面为农村培育并储备了大批具有市场开拓意识的创业人才，这势必会大大提高资源整合和“聚变”能力，助推区域经济快速增长。
二、主要启示与推进方向
贵州省农信社以创建“返乡农民工创业园”为依托，科学合理地引导、鼓励和扶持外出农民工返乡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以产业规模化推动工业化，加速城镇化，既是大势所趋，又是现实所需，更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有效途径。对于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矛盾、新问题，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农民工缺乏资金、融资困难是其创业就业难的症结所在。依托金融业抓好党建工作，通过信贷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是贵州省农信社的经验总结。农民工返乡一方面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在政治上也缓解了一些农村干部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困境。贵州省农信社通过搭建一个集农民工金融服务与农民工党建于一体的工作平台，在促进企业中心任务完成的同时，密切了党群关系，树立了党组织形象，巩固了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维护了社会和谐，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可谓多赢之举。
然而，安顺市农民工返乡创业工作虽取得一定成效，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少数部门和个人仍面临观念转变不够、政策扶持不力、服务环境不优、服务主体单一等问题。要真正实现农民工返乡创业工作良性发展和效益最大化，亟须建立健全相关体制机制，尤需全社会共同关注形成合力。尤其在以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推进：
一是需要进一步健全扶持政策体系，破除“政策壁垒”。对农民工返乡创业需要进一步降低创业准入门槛，建立返乡创业“绿色通道”，减少审批程序；对创业初期的企业，应允许先发展后规范，真正做到“放水养鱼”；应全面建立并落实土地使用、工商登记、税费减免、创业孵化、资金扶持等各项优惠政策。
二是需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创优服务环境。政府职能部部门应切实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坚决刹住少数部门及个人“吃、拿、卡、要”等不正之风；切实搞好交通、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改善投资硬环境，为农民工提供良好的返乡创业条件。
三是需要进一步抓好创业培训工作，增强农民工返乡创业能力。应认真落实中央及省有关农民创业培训的政策规定，广泛宣传发动，帮助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了解培训政策。积极引导他们参加培训，帮助他们合理选择创业项目，掌握创业流程，做好创业准备，努力增强他们的创业能力。
四是需要进一步营造良好的返乡创业氛围。应加大宣传力度，培育、命名一批符合示范条件的典型，借助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等电子媒介来传播信息，及时、准确地向返乡农民工宣传中央及地方优惠政策，进一步激发外出务工者返乡创业热情，吸引更多农民工回乡创业。
五是需要进一步转变观念、形成合力。政府部门应切实转变观念，立足长远，理性认识农民工返乡创业工作，并广泛宣传“服务农民工返乡创业就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理念，动员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努力营造出人人关心、人人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工作的良好格局。
第三节 考量党群关系的新课题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又有60多年的执政实践，因此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变革，出现了一些影响和削弱党群关系的现实问题，亟待破解。
一、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
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是当前群众最为关注的一对社会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出现了不协调的情形，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03年以来，我国的基尼系数整体运行在0.4的水平线以上，其中在2008年达到0.491的峰值，随后逐步回落。2012年我国基尼系数达到0.474。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0%；最富裕的20%人口与最贫困的20%人口收入之比为10.7。据此看来，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通常认为的合理限度。客观地讲，中国贫富差距的扩大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在短短的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严重、收入差距超过了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这样迅速的变化是让人担忧的。究其原因，大致有：其一，对于高收入群体缺乏合理的、必要的“限高”。本来，国家通过健全的税收制度，可以缓解贫富差距问题。但是，目前中国的税收制度不健全，如没有遗产税、赠予税等税种。根据学者的研究，近年来全国平均每年流失的关税、增值税、营业税、资源税等各类税收为数千亿之多。另外，中国的地下经济十分活跃，地下经济偷漏税流失额也数量惊人。国家税收的严重流失，一方面使一部分人的财富迅速增加，另一方面又使国家缺乏必要的再分配的能力，难以有效地援助弱势群体，从而最终加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其二，对于基础阶层来说缺乏必要的“兜底”。同经济发展幅度相比，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以及社会转移支付表现出一种明显滞后的情形。比如，中国只是职工养老保险一项的历史债务就高达两万多亿元。在这种情形下，农民、城镇的退休人员、城镇的失业人员及其亲属最有可能成为贫困者，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其三，经济领域当中存在着许多不平等的竞争。最突出的是一些部门、行业甚至是一些个别的社会成员，能够通过垄断经营，获得垄断利益或高额利润，而其他的社会群体和社会成员却不能，因此最终形成了非常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比如，一些借助国家特许经营的垄断行业就获得了暴利。在全国分行业收入的统计中，垄断性行业人员的收入稳居前几名，如金融业、航空运输业、铁路行业、邮电通信业、电力部门等。甚至有一些社会公共事业部门（如某些公共教育机构和公共医疗）也存在着利用行业垄断的地位而索取高额收益的情况。
当人们关注中国在社会公正方面的一些外在指标如基尼系数不断恶化时，更应当关注这些指标后面的事情，也就是社会公正在社会结构层面上带来的更为深刻的问题。社会公正在社会结构层面上所出现的问题主要包括：其一，从社会基础阶层层面上来看，社会主要群体出现弱势化。现在中国的实际贫困人口数量较大，而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极为匮乏，地方财政债务还在加速递增，债台高筑。在这样的条件下，基层政府难以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直接而有效的援助。工人的劳动技能水准在降低，工人中高级工的比例只有4%不到，初级工的比例则高达80%左右。许多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没能得到有效的维护，比如，我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世界其他产煤国家煤矿事故死亡总数。另外，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在弱势化的同时，也逐步边缘化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及政治地位在逐步下降。现在，工人农民对于社会事务的参与程度有所降低，表达自己意见的渠道十分有限，难以充分反映和有效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比如，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中，工人和农民代表的比例越来越小，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今天，工人、农民代表比例从将近一半迅速降到了20％以下。其二，从国家层面上来看，是公共投入优先顺序的不太合理。一方面，国家用于改善基本民生方面的资金十分有限。另一方面，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豪华性的公共投入比例过高。每年全国只是花在公务用车上的费用就达数千亿元之巨，在2008年之后陆续出台的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中，60%用于“铁公机”项目（即铁路、公路和机场建设），等等。这些项目都是重要的，但是与此同时类似于扶贫解困、社会保障、义务教育以及公共卫生等直接关系到基本民生的项目在资金投入上捉襟见肘。
社会公正在社会结构层面上的问题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渐显现，由此引发或加重其他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表明，从1993年至2003年这10年间，群体性事件数量急剧上升，年平均增长17%，由1994年的1万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增长5倍；规模不断扩大，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人数年均增长12%，由73万多人，增加到307万多人；其中百人以上的由1400起增加到7000多起，增长4倍。这些事件的组织化倾向越来越强，如冲击党政机关的事件逐年上升，从2000年2700起，发展到2003年的3700起，仅2003年发生堵公路、卧轨、拦火车的事件就达3100起。究其原因，不难发现，几乎绝大多数的群体性事件都同弱势群体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越是严重的群体性事件，越是同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直接相关。由此可见，这一类的社会风险其可能的危害程度要远远超过其他类型的社会风险。这是一件需要引起人们高度重视的事情。
总之，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现象，削弱了党的群众基础。执政党就会失去更多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因此执政党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很好地进行社会利益整合，协调平衡社会各方利益冲突，消除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既“治本”又“治标”，保持稳定的社会秩序，代表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民主滞后和权力集中
作为执政党，不仅要大力推进社会的经济发展，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的需要，而且要大力推动社会民主政治的发展，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政治民主权利的需要。因为群众民主权利的满足程度影响着群众对党的认同度和支持度。
社会的发展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方面，民主发展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基本条件，也是群众的客观要求。“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民主不仅对社会主义是至关重要的，对中国共产党也是生死攸关的。追求民主自由是人的天性，也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人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以后，就会越来越关注自我民主政治权利的实现。能否推动社会民主的发展，是群众评价执政党执政绩效高低和是否合格的一个重要标准。如果政党能够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推动社会民主政治的发展，就会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反之，如果执政党不能推动民主的发展，群众的民主要求不能得以实现，群众就会对执政党“用脚投票”，就会削弱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任务之一，就是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实现群众的民主权利，所以推进民主进程是党的历史责任。民主是中国共产党打败国民党而成为执政党的一个重要因素，而缺乏民主也是国民党失去政权、败退台湾的重要原因。同样，20世纪末纷纷垮台的那些执政党，没有成功地推进社会民主进程而引起群众不满，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后，党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致力于发展经济的同时，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旨在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而且也收到一定的效果，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丰富和发展。但总体而言，相对于经济发展，中国的民主进程是滞后的，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权力过分集中，二是以党代政，三是缺乏制度保障。权力过分集中，就是社会的权力过多地集中于执政党，并且缺乏有效的约束和制衡。本来社会是主体，群众是社会和国家的主人，人民的意志决定政党的命运；执政党应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党和国家政权都应为人民服务。然而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一直对国家和社会的一切事务实行全方位领导和全面执政，社会的权力集中于党，使党、国家和社会三位一体，党就是国家，国家就是社会，社会以党和国家为中心，人民服从于执政党和国家，人民的民主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实现。权力集中的问题，关键不在于集中，而在于这种集中的权力缺乏制约，缺乏对下负责的制度和机制，所以存在以权谋私、公权私用的漏洞。以党代政，就是执政党直接行使国家机关应该依法行使的权力，使党的组织和功能国家化、行政化，相应地使国家政权机关职能弱化，从而出现以党代政、以权代法、党政不分，使人民代表大会不能真正反映人民的意志，人民当家作主的渠道不畅，制约了民主的发展进程。缺乏制度保障，就是中国的民主制度不健全，还存在着大量的“人治”现象，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还没有完全纳入法制轨道，没有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这三方面的问题造成了下面的后果：一是违背了人民民主和宪法精神，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发扬；二是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的制约，存在以权谋私、公权私用的漏洞；三是容易把党主动推向矛盾的焦点，造成党的被动，影响党群关系；四是容易造成“党不管党”“管党不严”，削弱党的领导和执政的力量。
三、党内腐败和不良作风
任何国家、政党、政府都存在着腐败现象，只是程度不同。对执政党而言，最大的腐败是公权私用，是一个社会中握有权力者利用这种权力获取私利。权力是把“双刃剑”，执政党获得了国家公共权力，一方面有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条件和手段，能够用手中的权力为广大群众谋利益；另一方面，如果不能很好地对待手中的权力，以权谋私，则会导致党内腐败的滋生蔓延，最终损害群众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