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化解国内政治矛盾和冲突，缓减体制内外的压力。一些发展中国家执政党在不影响其执政地位的前提下，对反对党或反对派的利益诉求给予一定回应，并放宽新闻管制，允许选举中出现适度的竞争局面。多数较强势的发展中国家执政党，只允许反对党存在，但不让其发挥实质作用。有的侧重于对反对党进行安抚和拉拢，埃塞俄比亚革命阵线党积极推动反对党在议会框架内发挥建设性作用，让反对党议员参加议会常设委员会，就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磋商。坦桑尼亚革命党坚持以对话、谈判等手段处理同反对党的关系，党的领袖、总统带头做反对党工作，并形成总统出访必随带一名反对党成员的惯例，从而弱化了反对党对执政党的对抗态度。也有一些国家执政党对反对党采取打拉结合的政策。蒙古人民革命党2008年对反对派发起的骚乱采取紧急状态措施，同时又拉最大反对党民主党入阁，组成联合政府，从而实现了政局和社会局势的稳定。针对一些国家反对派的上升势头，各国执政党采取各种举措进行防范和挤压，柬埔寨人民党通过拉拢人权党等办法来分化森朗西党，甚至曾在2005年冻结森朗西等三名议员的豁免权，并判处森一年半徒刑。埃及民族民主党在推进政改的同时，又通过修宪禁止成立宗教政党或从事具有宗教背景的政治活动，彻底割断了穆兄会政党化、合法化的渠道，有效缓解了其对执政党的压力。2009年初，赞比亚执政党多党民主运动领袖、总统班达借赞比亚航空公司拖欠政府高额税款和债务问题，对反对派掌控的航空公司的大股东《邮报》进行整治，并趁机加强对媒体的控制。突尼斯宪政民主联盟、南非非国大等一些国家执政党在避免宗教干政、宗教政治化的同时，又注意借重本国的教会势力来为执政党掌控政权服务，利用宗教的道义力量与较高威信来安民和降服不安分势力，收到较好效果。
四是努力调整自己，谨慎应对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的压力。许多国家执政党都做出姿态，谨慎地回应西方提出的某些政治民主要求，力图以形式上的让步来换取实质利益的维护，允许本国反对党在体制内开展有限度的竞争，给予反对党一定的生存空间。如埃及民族民主党近来进行修宪，首次确立公民权概念，叙利亚复兴党近来扩大了公民的结社与言论自由权，特赦了一批政治犯。坦桑尼亚、蒙古、中亚等诸多国家执政党主动或被动邀请西方观察员来“监督”其大选，彰显其民主、透明和公正的形象。非洲多数国家在政治上已不再回避甚至主动使用民主、良政、自由、监督等概念。突尼斯宪政民主联盟中央委员佐海尔·穆扎法尔就强调，巩固民主是实现政治稳定的唯一途径，强调民主是既不能倒退，也不可滥用。同时，不少发展中国家执政党为了确保其执政地位与安全，重视防范西方的渗透、干预和破坏，一方面对西方的政治施压或曲意指责能够坚守立场，如新加坡人行党、突尼斯宪盟对西方指责其搞威权政治，敢于正面回应，开展适度、有节制的斗争。另一方面，对西方通过非政府组织、反对派插手本国内政严加防范，包括俄罗斯、越南、南非、叙利亚、加纳、尼日利亚、埃及等多国执政当局为此制定了管理境外非政府组织在本国活动的法规条例，成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对其活动内容严加控制，发放许可证，特别是对涉足政治领域的国外非政府组织高度警惕，防范其与国内反对派联系和勾结，但在方法上内紧外松，以避免给对手提供攻击的口实。此外，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执政党都比较重视治党与治国理政经验的交流与借鉴，努力学习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执政党本身的一些有效机制和成功做法，从而提高其执政能力，密切党群关系，巩固执政地位。
案例链接
案例链接：“阿拉伯之春”的警示
——近年来北非西亚等国的执政危机
被西方媒体称为“阿拉伯之春”的运动是指自2010年年底在北非和西亚的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地区的一些国家发生的一系列以“民主”和“经济”等为主题的反政府暴力运动。这项暴力运动先后波及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多名领导人先后下台，其影响之深、范围之广、爆发之突然、来势之迅猛吸引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
一、“阿拉伯之春”的起由及演变
这些运动多采取公开示威游行和网络串联的方式，其影响之深、范围之广、爆发之突然、来势之迅猛吸引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从2011年初开始至今尚未完全结束。究其本质，不过是阿拉伯的混战。
这场运动以北非国家突尼斯的本·阿里政权被民众抗议推翻为肇始，形成一场规模空前的民众反政府浪潮，如潮水般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稳坐江山数十年之久的政治强人和独裁者如多米诺骨牌般接二连三地倒下。革命运动浪潮随后波及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阿尔及利亚、约旦、沙特、阿曼、巴林、摩洛哥、科威特、黎巴嫩、卡塔尔等其他阿拉伯国家乃至部分非阿拉伯国家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发生了一些抗议示威活动，但大都因政府的让步或示威规模不大而逐渐平息。
截至2012年12月，此阿拉伯革命已经推翻了4个国家政权。2011年1月14日晚，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流亡沙特；18天后的埃及示威浪潮导致穆巴拉克在2011年2月11日宣布正式下台，权力移交军方；利比亚领袖卡扎菲的统治在2011年8月23日被推翻，2011年10月20日，卡扎菲被俘身亡；2012年2月27日，也门政治协议正式生效，总统萨利赫退位。
卡扎菲是“阿拉伯之春”中丢掉性命的第一个国家领导人。显然，这场变革仍然方兴未艾，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安全部队向抗议者开火，但这并未让抗议人群停止呼喊“轮到你了巴沙尔”；也门人对总统萨利赫说的也差不多，他们喊道：“卡扎菲死了，你就是下一个哦，刽子手。”
在这次运动中，现代移动通信技术和互联网社交媒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自焚后的第29天，在国内骚乱愈演愈烈的情况下，总统本·阿里不得不放弃突尼斯这个自己独裁统治了23年的国家，在2011年1月14日深夜飞往沙特。
突尼斯是“阿拉伯之春”运动的起点。由于茉莉花是突尼斯的国花，因此发生在突尼斯的这次政权更迭也被称为“茉莉花革命”。相同或相似的文化背景、语言环境及社会状况使得突尼斯的动乱迅速蔓延其他阿拉伯国家，茉莉花革命的成功激发了阿尔及利亚、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抗议运动，并逐渐呈星火燎原之势，席卷阿拉伯世界。
“阿拉伯之春”也影响到了中东世界以外，东亚、西欧、北美无不涉及其中，尤以希腊的反政府示威游行、2011年8月发生在英国的骚乱和在美国持续数月并一度影响全球七十多个国家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最为典型，这些活动的方式包含温和的网络号召、小型公开聚会、大型游行、其他创意活动等，以敦促政府主动实行缓助措施或改革。这些运动的性质并不完全等同于阿拉伯世界的革命，二者政治诉求更是迥然不同，但因几乎同步的时间段、相似的网络号召和活动方式而被部分人认作“阿拉伯之春”运动在阿拉伯世界以外某种意义上的延续。
这场规模空前的暴力运动在短短的时间内便横扫中东，所有阿拉伯国家几乎无一幸免，但是，位于海湾和西非的君主制阿拉伯国家，如巴林、卡塔尔、沙特、摩洛哥等国，则在短暂的混乱后平稳过关。于是，评论家将阿拉伯君主制国家称为“阿拉伯世界的稳定之锚”。君主制阿拉伯国家能够在这场政治风暴中独善其身，的确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尽管此次动乱并未在阿拉伯君主制国家引发伤筋动骨的叛乱和领导人的更替，但是汹涌的革命浪潮仍旧令阿拉伯王室坐立不安。同为产油国，利比亚的结局已经给海湾王室敲响了警钟，显然，“石油美元”并不能确保家族统治的千秋万代。阿拉伯共和制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在君主国同样存在，约旦、摩洛哥，巴林、阿曼乃至沙特，都面临不同程度的民生问题。这些国家一半以上的人口是年龄低于30岁的年轻群体，都将为就业和社会稳定带来巨大挑战。
二、缘由探究和初步观察
人们普遍认为，导致这些动荡的原因非常复杂，其中主要包括：国家的专制统治、政治体制僵化、人权的侵犯、政府贪污腐败、国民经济衰退、失业率居高不下、人民生活贫困；领导人长期执政，不思改革，政治经济分配不透明，等等。全球金融危机加剧了阿拉伯世界的经济困难，推动了革命运动的爆发。另外，人口结构中大量受过一定教育、熟谙网络且对现状不满的年轻人成为这次运动中的主要角色。值得关注的是，从突尼斯到利比亚，从西方军事打击到卡扎菲的惨死，均没有引发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大规模的反西方浪潮，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阿拉伯之春”更多诉诸自身的自由、尊严、公正，更为关心自身的前途命运，这是这场变革最值得关注和鼓舞人心的所在。
历史证明，没有民主的政治制度，就不可能有公平公正的财富分配。放眼整个阿拉伯世界，自1980年到2004年间，阿拉伯世界实际人均GDP增长6.4%，平均每年不足0.5%。2004年，这一地区国家的实际工资和生产率水平与1970年相同。在3亿总人口中，贫困人口却接近9000万，至少73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000万人失业，失业率甚至在沙特这样富甲天下的王国也高达30%。如埃及近一半人口、约旦约1/4的人口都处于贫困线以下；也门230万人口中近半数每天的生活费不超过2美元，1/3的人长期挨饿。人民在痛苦中煎熬，王公大臣们却用万亿石油美元，在海外穷奢极欲，排场腐化。有统计显示，阿拉伯世界有1/3的GDP被腐败所吞噬。
而从政治上看，阿拉伯世界也一直是盛产独裁统治者的地方：布尔吉巴统治突尼斯长达30年最后引爆民怨被本·阿里夺权；本·阿里又执政23年并重蹈前任覆辙；穆巴拉克在位30年依旧不肯放权；也门总统萨利赫掌权33年誓言不下台；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上台42年依然为权力而战；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位30年后儿子接班；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幕后台前操控国家35年直至被送上绞架；阿拉法特主持巴解组织近40年。
这一切，在那个以革命和斗争为主旋律的旧时代不是什么大问题。只是近10年来，互联网和科技进步已经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打破了旧的权力等级制度，追求更为平等公正的互动成为一种时代潮流。
三、“阿拉伯之春”的长远影响
在“阿拉伯之春”尘埃未定之际，就推测它的长远影响，肯定会有疏漏。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阿拉伯世界长达数十年，表面近于一潭死水的传统政治格局，终于已经被一朝爆发的社会矛盾所冲垮，但最初的发泄过后，在对于未来方向的设想上，社会却严重撕裂了。“阿拉伯之春”无疑将对国际关系以及阿拉伯国家的执政产生重大而持久的影响力。
阿拉伯世界历史上历来是西方的强大对手，阿拉伯世界控制世界经济的石油基础，阿拉伯世界属于西方认定的“非我族类”。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的“阿拉伯之春”并不是建立在对西方的仇恨之上，阿拉伯世界第一次把注意力集中在审视和批判自己的内部问题上，反独裁、反专制、要还权于民、要工作。而与以往
主要由上层统治者和外力来推动的模式不同，此次的变化是自下而上的，这代表了阿拉伯社会的日趋成熟。鉴于阿拉伯国家的社会特性，它们在现阶段的政治改革中，必须汲取伊斯兰政治中适合于当下社会环境的合理成分，努力生成现代与传统政治结合的具有中东特色的民主政治。
当然，民主和稳定的确立并不是革命的必然结果。更可能的结果，是权威的崩塌导致的权力真空和混乱。长期的权威主义统治使中东国家没有真正意义的反对党，中产阶级远未形成，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统治、世袭制等传统的政治统治方式在中东国家还比较普遍，政治生活中缺乏严格的分权制衡或有效的监督机制。这都意味着“阿拉伯之春”只是变革的开始，而远非结束。一个国家人民的幸福和自由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可能靠别人的恩赐，而必须来自自身的探索和争取，而这一过程通常都是艰难曲折的。
今日的阿拉伯世界，无疑正处于历史变革的黎明与阵痛时期，他们必将经历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重组的新时代。这一地区历史上社会进程反反复复的旧事太多了，人们不应盲目乐观。但假如这场变革导致出现一种全新的带有伊斯兰特色的民主体制，国际关系将由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一新时代，西方将面对一个真正自信开放的阿拉伯世界，届时几代先贤所孜孜以求的阿拉伯团结和复兴，才是可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