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证据，表示出我是亚伯拉罕，但每时每刻，我仍然被迫去扮演这些作为范例的行为。每一件发生于每一个人的事，就好象整个人类用眼睛注视着他的行为，并且为他的行为所引导。因此每一个人应当问他自己：“我真是这样的一个人吗？我的行动足以引导全人类吗？”如他不这样问他自己，那他就在掩饰他的焦虑。很明显地，我们在这里所提到的焦虑不是那导致无为主义或懈怠的。这是一种为每个负有责任的人所熟知的单纯的焦虑。例如，当一个军事长官负起攻击的责任，而派一批相当数目的人去冒死时，那是他选择这样做的，并且是他一个人决定这样做的。无疑的，他是在上级的命令下这样做的，但是这命令极为泛泛，必须他来加以解释。而就在这解释上，决定了十人，十四人，或二十个人的生命。因此当他在作决定时，他不得不感到焦虑。这种焦虑是所有做领导的人都知道的。那并不阻碍他们的行动，反之，那正是构成他们行动的主要条件。因为这行动表示他们面对着许多种可能，而当他们选择其一时，他们就由此而知道它是有价值的。存在主义者描写的就是这种焦虑，同时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存在主义所说的焦虑，乃是用一种对于为它所涉及者的直接责任去解释的。它不是一块将我们和行动分隔的布幕，它是行动本身的一个条件。
当我们讲到舍弃的时候——海德格所喜欢用的一个名词——我们只是说上帝不存在，我们必须去面对它的一切后果。存在主义是极端反对以最低的代价去废弃上帝的俗世道德论的。约在1880年时，一些法国的哲学教授们企图建立一种俗世道德论，他们这样地说：“上帝是一个无用而浪费的假设，所以，我们废弃他。”然而，假如我们要有道德、一个社会以及法治的世界，那么最基本的是要严肃地承认某些价值。它们必须要有一种属于它们的先验的存在。例如，诚实，不说谎，不打妻子，抚育子女等被视为先验的责任，所以我们要在这个题目上略为研讨，以证明纵然上帝不存在，一切道德价值仍然同样地存在着，仍然是附属于一个睿智的天国上。换言之——这就是我们在法国所称的急进主义的旨趣——假如上帝不存在，一切都不会改变；我们将重新发现同样的诚实，进步和仁爱，同时，我们将认为上帝是一种过时的假设，它本身会默然而逝的。相反地，存在主义者发现假如上帝不存在，则情形将是很难堪的，因为一切从睿智的天国发现价值的可能性将随之消逝。既然没有无限完美的意识加以思考，那么先验的事物将不再有什么用处。没有地方写着：“善良”存在，我们必须诚实，或者不得说谎，因为我们身处于只有人生存着的土地上。陀斯妥耶夫斯基曾写道：“如果上帝不曾存在，任何事情都可被允许的。”而这正是存在主义的出发点。
假如上帝不存在，任何事情确实都可被允许的，结果人就孤立无依了。因为他无法在他自身之内和自身之外发现可以依赖的东西。他随着发现，他是无理由可解释的。因为存在确是先于本质，我们就永远不能根据天赋和特殊的人性去解释自己的行为；换言之，没有什么决定论的存在——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
另一方面，假如上帝不存在，也就没有任何价值或命令给予我们以规范我们的行为。因此，在我们的前后都没有一个光辉的价值领域，都没有任何理由或借口。我们孑然孤立，没有任何理由可寻。这就是我所谓的人是被注定为自由的意义。说是被注定，乃由于人并不会创造自己，然而又是自由的，自从人被抛进这个世界，他就要对他所做的任何事情负责。存在主义者不相信热情的力量。他不同意一往向前的热情是决定性的引导人们于行动的一道急流，因而就可以把它作为人的一种托词。他认为一个人对于自己的热情也应该负责。存在主义者不认为一个人可以借发现什么预兆，去帮助他决定未来行动的方向。因为他认为一个人在选择的时候，就自行解释了这预兆。所以他认为每一个人，无须任何的支持或援助，人，是时时刻刻都注定要去创造自己的。庞其在一篇非常精僻的论文中说过：“人就是人的未来。”这话对极了。只是如果有人以为这就是说未来乃取决于上天，上帝会知道它是什么，那就错了。因为假使这样，那就没有未来可言了。然而，假使它的意义是：无论人现在怎么样，永远有一个未来等待着他去塑造，一个等待着他而未经开辟的未来——那么，那就对了。但是现在，人们是被舍弃的。
为了使你们更明白这种舍弃的状况，我想举出我的一个学生的情形为例，这学生要我在下述的情景中替他找出解决的办法。他的父亲正和他的母亲吵架，而且他的父亲还有“通敌”的倾向。他的哥哥在1940年德军侵袭时被杀，而这个青年人，怀着原始而激昂的心情，燃烧着复仇的愿望。他母亲和他单独住在一起，深为他父亲叛国的行为和长子的死亡而悲痛。她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这个青年人的身上。但是这个青年人这时却处于两种选择之间——到英国加入自由法军，或留在母亲身边帮助她生活。他十分清楚他母亲是为着他而活，他的消失——可能是死亡——会使她陷入绝望之中。同时他具体而真实地感觉到，他为他母亲所做的任何行为，将会有助于她生存下去的确实的效果。然而他为战争所做的任何事情，将如水之渗入沙中，毫无作用。例如，要到英国去，则经过西班牙时，他必须在西班牙的营中待一段不能确定的时间，在到达英国或者阿尔及利亚时，他可能会被安插到一个机构里去，以补充一个名额。结果，他发觉到他自己遭遇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行动方式：一种具体而直接，但只为了一个人；另一种则为了一个无限大的目标——国家全体——但也因此而模糊不清，而且可能中途受阻。同时，他也犹豫于两种道德之间，一方面是同情个人情感的道德；另一方面则是范围广泛而真实性值得怀疑的道德。他必须在这两者中作一个选择。什么东西能帮助他来作这个选择呢？基督教的教条能够吗？不。基督教的教条说：行为要仁慈，要爱护你的邻居，要为别人牺牲自己，要选择最难走的路径，等等。但哪一条是最难走的路径呢？对于什么样的人，我们要付出更多的兄弟之爱呢？爱国人士还是母亲？哪一个是更为有用的目标：广泛地为整个社会而奋斗呢？还是帮助一个特定的人物生活下去呢？谁能够先验地对此作一个答案？没有一个人能够。这在任何伦理经典中也没有答案。康德的伦理学上说：永远不要把别人当作一个手段，而应当作一个目的。不错，如果我留下来跟母亲在一起，我把她视为目的而不是手段。但是由于这个做法，我就处于视那些为我作战的人为手段的危险中，反过来看也是真的，如果我去帮助作战的人，我就视他们为目的，但却处于以我母亲为手段的危险中。
如果价值是不确定的，如果它们还是太抽象而不能决定特殊的事件，或者在考虑之中的具体事件，那我们除了信任我们的直觉之外就别无所遗了。这就是这青年所面临的；当我看到他时，他说：“最后，只有依赖感觉了。真正推动我的方向就是我要选择的那一个。如果，我感觉我深爱我的母亲而可为她牺牲一切——我复仇的意志，我的行动与冒险的热望——那我就留下来跟她在一起。反之，如果我觉得我对母亲的爱不够深，那我就走。”但是，一个人如何估计感情的力量呢？他对他母亲情感的价值是由他陪伴着她这事实所真实地决定的。我可以说我爱护某一个朋友到可以为他牺牲某种数目的金钱，但除非我已经这样做了，否则我无法证明。如果我真的留下来了，我可以说：“我对我母亲的爱足以使我留下来。”我只能以我是否实行限定和承认过的行为来测量我的情感力量。但是，那时如果我依赖这种情感来判断我的行为，我就觉得我自己被陷于一个循环论的虚伪中去。
而且，纪德说得好，逢场作戏的情感和认真的情感是两种几乎不能区别的东西。决定留在母亲身边表示我对我母亲的爱和演一幕喜剧，而其结果只是表明我这样演过了，——这两件事情几乎是一样的。换句话说，感觉是以我们所做的行为而形成的。因此，我不能把它当作行为的指导而求教于它。这也就是说我既不能从我的自身找出真正的行为动机，也不能从伦理学中期望有指导着我行为的规则。你可以说这个青年人的确至少是到教授那里去征求意见。但是，举一个例说，假使你去一位牧师那里征求意见，那就是你已经选择了这个牧师。至少你已经或多或少知道了他会给你什么样的劝告。换句话说，选择一个劝告者仍然是自我选择。如果你是一个基督教徒，你会说：去问牧师，但牧师有折衷派的，有固执己见的，有见风转舵的，你要选择哪一类的呢？假使这青年人选择了固执己见的牧师，或是折衷派中的一个，他必已事先决定了他将获得的忠告。同样地，他来找我，也已晓得我会给他什么样的意见，而我只能给他一个答复，你是自由的，因此选择罢——这就是说，创造。在一般的道德中，没有任何规则可以告诉你必须做什么；在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是确定的。天主教徒会回答说：“啊！但他们是确定的呀！”很好，可是无论如何仍然是我自己必须解释这些事情。当我在狱中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有点特殊的人。他是一个耶稣会的会员，他是在下述情况下成为会员的：他一生曾遭到一连串十分严重的挫折。他的父亲在他童年时去世，此后他就陷入了穷困之中，有个教会学校曾赠给他一个免费的学籍，在学校里他一直以为是因为受了怜悯而被收容的，事实上他被剥夺了许多使儿童感到愉快的名声和荣耀。后来，大约18岁的时候，他因爱情而痛苦，最后在20岁的时候——本来是非常微小的事，但这已经是他生命的杯子中流出的最后的一滴了——他军事考试失败了。于是这年轻人自认是彻底的失败者。这是一个征象——但是什么征象呢？他可以在痛苦和绝望中寻找避难所。但他把它当作是无法于尘世成功的征象，只有那些圣洁的、忠诚的宗教的皈依，对他而言是可以企求的。他把他的事迹解释为上帝的旨意，要他成为圣职的会员。谁能怀疑他对这征象的决定不是他自己的呢？而且只能是他的而已。一个人可以由一连串的失败中引申出极不相同的结论——举例说，就象他最好去做一个木匠或者一个革命党员。为了解释此一征象，他负有全部的责任。这就是“舍弃”的意义，我们有已决定我们自己的存在。而焦虑就因此和舍弃同在。
至于“绝望”，它的意义非常简单。它只是指我们把自己限制于我们的意志和使行为实现的可能性内。每当一个人有所欲求的时候，总是有这些可能性的因素。如果我期望我的朋友前来看我，他可能坐火车或者电车前来，我预期火车将会在约定的时间到达，或者电车将不会出轨。我还是处在可能性的领域中。但是，严格说来，除了和我们的行为有关之外，我们并不寄望于任何其他可能性之中。在那考虑中的可能性不再影响我的行为时，我就必得不在意了。因为没有上帝及预先的安排可以使这世界及其一切可能性适合我的意志。当笛卡儿说：“征服你自己有甚于征服全世界。”他的意思究竟还是一样——那就是我们没有希望也得行动。
无为主义是说下面这句话的人的态度：“让别人来做我所不能做的事情。”但我摆在你面前的理论恰恰与此相反，因为它宣称除行为之外就没有其他真实的了。诚然，它还意含着“人除了他意图成为什么之外，就空无所有，只有他体现自己时，他才存在。因此，他除了是行为的总和之外就空无所有，除了生命之外就空无所有。”因此，我们知道为什么某些人对我们的教训感到震惊。因为有许多人在他们的痛苦之中只有一个支持他们的念头，那就是这样想：“环境对我不利，我本是成为一个比我目前更为有价值的人。我承认我从来没有一个情人或好友，但这是因为我从来没有遇见过值得这样对待的男人或女人。如果我还没有一本好书，那是因为我没有时间写。如果我还没有生儿育女，那是因为我不曾发现值得跟我生活在一起的人。所以在我身上是保持着很大的能力、爱好，以及潜在力，未曾使用过但却全然存在着的，这些就使我具有了不能由我的行为推测出来的价值。”但是，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除了恋爱的行为之外便没有恋爱，除恋爱中所显示的之外便没有恋爱的可能，同样，除非已经在艺术品中表现出来的以外就没有天才。普罗斯特的天才乃是普罗斯特作品的总和。拉辛的天才就在他一连串的悲剧之中，除此之外就别无所有了。为什么我们要将拉辛的写作能力归之于那未写出的作品呢？在生命中，一个人创造他自己，描绘自己的画像，除了这画像之外就别无所有。无疑地，这种想法对于那些在生命中还没有成就的人来说是不舒服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使人知道只有真实才是可靠的。梦想、期待，以及希望给人所下的定义只是欺人的梦想，幻灭的希望，以及未实现的期望，这就是说，它们给他下的定义是否定的，而非肯定的。然而，当一个人说：“除了你的生活之外，你就空无所有。”这并不是说一个艺术家只能以他的艺术品来判断他，因为还有许多的事物对他之为人的定义而言，具有极大的意义。我们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只是一连串的行动而已，因此他是构成这些行动的总和、组织，以及多种关系。因此可以知道人们指责我们的，并非因为我们的悲观主义，而是因为我们乐观主义的严肃性。假使人们指责我们的小说，在这些小说中我们描写那些卑鄙、软弱、怯懦以及有时明显罪恶的人物，这并不是只因为这些人物是卑鄙、软弱、怯懦或罪恶。因为假定就象左拉一样，我们指出这些人物的行为乃是由于遗传所引起，或是由于他们的环境所引起的，或是由于决定的因素，不论是属于心灵的还是有机体的。人们将确信地说：“你看我们就是这样，没有人可改变任何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