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之意，认为讨论词的起源之着重点在合乐而不在句式长短，这无疑是正确的。明人俞彦有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古人凡歌，必比之钟鼓管弦，诗词皆所以歌，故曰乐府……故盈天地间，无非声，无非音，则无非乐。”从诗与词皆可以配乐演唱的特征出发，俞彦也认为词起源于上古，他说：“词于不朽之业最为小乘，然溯其源流，咸自鸿蒙上古而来。如亿兆黔首，固皆神圣裔矣。”（皆见《爰园词话》）
2.起源于《诗经》《楚辞》说
诗三百经孔子删整，被后人奉为经典；楚辞以其忠君意志的一再表达、比兴手法的完整运用，影响后代诗歌创作，形成创作传统。《诗经》与《楚辞》因此也时常被认作古代诗歌的源头。讨论词的起源，许多词学家自然将源头追溯到《诗经》与《楚辞》。
词乃“小道”“小技”，为体不尊，向来不受文人士大夫重视。南宋以后，由于苏轼词的影响与词坛风气的转移，词人们开始要求歌词也能寄托更多的社会内容，抒发个人的性情怀抱，即要求以重大题材入词。如此一来，必须提高词的社会地位，为词在正统文坛中争得一席之地，于是，词坛上出现了“尊体”的呼声。最初将词的源头追溯到《诗经》《楚辞》，就是这种“尊体”的一种具体措施。胡寅《题酒边词》说：“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古乐府者，诗之傍行也。诗出于《离骚》《楚词》，而《离骚》者，变风变雅之怨而迫、哀而伤者也。其发乎情则同，而止乎礼义则异。”张镃《题梅溪》说：“《关雎》而下三百篇，当时之歌词也。圣师删以为经。后世播诗章于乐府，被之金石管弦，屈、宋、班、马由是乎出。而自变体以来，司花傍辇之嘲，沉香亭北之咏，至与人主相友善，则世之文人才士，游戏笔墨于长短句间。”
“尊体”的呼声，到清代登峰造极。词起源于《诗经》与《楚辞》的说法，更加被人们普遍接受。《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九《碧鸡漫志提要》说：“宋词之沿革，盖三百篇之余音，至汉而变为乐府，至唐而变为歌诗。及其中叶，词亦萌芽。至宋而歌诗之法渐绝，词乃大盛。”清成肇麐《唐五代词叙》说：“十五国风息而乐府兴，乐府微而歌词作。”清许宗彦《莲子居词话序》说：“自周乐亡，一易而为汉之乐章，再易而为魏晋之歌行，三易而为唐之长短句。要皆随音律递变，而作者本旨无不****楚骚，导源风雅，其趣一也。”清江顺诒《词学集成》卷五引郭麐之语云：“词家者流，源出于《国风》，其本滥于齐梁。”清丁炜《词苑丛谈序》说：“诗与词，均《三百》之遗也。”清田同之《西圃词说》卷一说：“词虽名诗余，然去雅颂甚远，拟于国风，庶几近之。然二南之诗，虽多属闺帏，其词正，其音和，又非词家所及。盖诗余之作，其变风之遗乎？”清沈祥龙《论词随笔》说：“词者诗之余，当发乎情，止乎礼义。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离骚》之旨，即词旨也。”清秦恩复《词林韵释跋》：“词也者，骚之苗裔，而歌行之变体也。胚胎于唐，****于五代，至南北宋而极盛。”清王国维《人间词话》说：“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即久，染指遂多，自成俗套。豪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
诸家所论，大约不离这三点：其一，从题材内容方面追溯，词承继了《诗经》与《楚辞》比兴幽隐、寄意深微的创作传统。而其喜写闺帏、吐辞怨悱的作风，更近似于《离骚》，并溯源到变风变雅。其二，从“歌诗之法”的角度理清脉络，亦溯源至《诗》与《骚》。正如前文所言，中国古代诗乐相配的历史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先秦《诗经》即可配合“雅乐”演唱，楚辞也是楚地的民歌，乐曲代有新变，合乐歌唱的诗体也随之演变，并伴随着“音律递变”，于是便有了“词”。其三，从文体演变的必然性着手。强调推陈出新是一切“豪述之士”的不懈追求，其结果是文体的代有新变。词这一新的文体，正是由“诗骚”一步步演变而来的。
此外，徐釚《词苑丛谈》卷一所引《药园闲话》，讨论得更为详尽：
屈子《离骚》亦名辞，汉武《秋风》亦名辞。词者，诗之余也。然则词果有合于诗乎？曰：按其调而知之也。《殷雷》之诗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阳。”此三、五言调也。《鱼丽》之诗曰：“鱼丽于罶，鱨鲨。”此三、四言调也。《还》之诗曰：“遭我乎峱之间兮，并驱从两肩兮。”此六、七言调也。《江汜》之诗曰：“不我以，不我以。”此叠句调也。《东山》之诗曰：“我来自东，零雨其濛。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此换韵调也。《行露》之诗曰：“厌浥行露。”其二章曰：“谁谓雀无角。”此换头调也。凡此烦促相宣，短长互用，以启后人协律之原，岂非三百篇实祖祢哉？
作者从“宗经”“尊体”出发，为了改变前人称词为“艳科”“小道”之轻蔑，于是从《诗经》中寻找出某些长短句并使之与词之长短句相比附，认为新兴的词体不仅“有合于诗”，而且认定诗“三百篇”实际上是词的本源。
上述诸论之偏颇，在于只强调历史的承继性而忽视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忽视了新兴的燕乐与词的密切关系。但值得重视的是他们提出的“烦促相宣，短长互用，以启后人协律之原”这几句话。它道出了诗歌与词之间的重要关系，认为《诗经》中之长短句使词得到启发，从而成为“后人协律之原”。诗，对于词体乃至词律的形成都是有影响的。这类见解，颇为精当。
3.起源于汉魏乐府说
词的最显著的特征是合乐歌唱，追溯词的起源，部分词论家充分注意到这一点。汉代设立的乐府，本来是官方的音乐机构，它的任务之一就是采诗入乐或者为诗歌配乐，后人将这些配乐歌唱的诗歌也称之为“乐府”。汉以后，乐府诗十分兴旺发达。南宋以后，推究词的起源，人们有的就从音乐的角度切入，而把目光聚焦在汉魏乐府诗歌上。南宋王炎《双溪诗余自叙》说：“古诗自风雅以除，汉魏间乃有乐府，而曲居其一。今之长短句，盖乐府曲之苗裔也。”明黄河清《续草堂诗余序》说：“词固乐府铙歌之****，李供奉、王右丞开其美，而南唐李氏父子实弘其业，晏、秦、欧、柳、周、苏之徒嗣其响。”清陆蓥《问花楼词话·原始》说：“愚见词虽小道，****乐府，具体齐梁，历三唐五季，至宋乃集其大成。”清谭献《复堂词话·复堂词录叙》说：“词为诗余，非徒诗之余，而乐府之余也。”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五说：“词也者，乐府之变调，风骚之流派也。”
这一派的观点更加注重词的音乐特征，对词的起源之讨论也因此更加接近问题的实质。然而，他们依然没有对音乐体系的演变加以仔细区别，忽视了隋唐之际新兴的“燕乐”的特殊性及其与词体的特殊关系。
4.起源于六朝杂言说
将词的合乐特征、词调的出现等与词的长短句式结合起来考察，部分词论家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六朝杂言诗之上。明陈霆《渚山堂词话序》说：“北齐兰陵王长恭及周，战而胜，于军中作《兰陵王》曲歌之，今乐府《兰陵王》是也。然则南词始于南北朝，转入隋而著，至唐宋昉制耳。”明杨慎《词品》卷一说：“填词起于唐人，而六朝已****矣。”清毛先舒《填词名解略例》说：“填词缘起于六朝，显于唐，盛于宋，微于金元。”清江顺诒《词学集成》卷一说：“梁武帝《江南弄》云：‘群花杂色满上林，舒芳曜采垂轻阴。连手蹀躞舞春心。舞春心，临岁腴。中人望，独踟躇。’此绝妙词，在《清平调》之先。又沈约《六忆》云：‘忆眠时，人眠独未眠。解罗不待劝，就枕不须牵。复恐旁人见，娇羞在烛前。’亦词之****。”
这一观点发生在明代以后，显然，随着对词的起源问题讨论的深入，人们在逐渐接近事实。六朝杂言诗，在形式上确实与词更加相似了，然而，它们仍然不是配合“燕乐”歌唱的。
5.起源于唐诗说
词，又是一种合乐歌唱的新式格律诗，在平仄声韵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格律诗，至唐朝才正式定型。考虑到这一点，相当多的词论家便主张词起源于唐诗。清张惠言《词选序》说：“词者，盖出于唐之诗人，采乐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之以词，故曰‘词’。”《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九《御定历代诗余提要》说：“诗降而为词，始于唐。若《菩萨蛮》《忆秦娥》《忆江南》《长相思》之属，本是唐人之诗，而句有长短，遂为词家权舆，故谓之诗余。”上文讨论词与音乐之关系时，言及“和声”说、“虚声”说、“泛声”说、“散声”说等等，论者也多数认为词是在唐诗基础上，对“和声”“虚声”“泛声”“散声”的落实演变，并举有许多具体事例，此处不再赘言。
这一流派的观点颇具说服力，它顾及了词入燕乐演唱、须讲究格律、句式长短不一、必有词调等多方面特征。然而，从近代敦煌发现的曲子词来看，曲子词与唐诗并行不悖，这就不能解释为前者起源于后者。唐代声诗确实在配乐演唱的过程中起着种种变化，并且部分演变为词调，前文已有详述。但这种演变很可能是在曲子词的带动与推动之下所完成的，可以称之为一种流变，而不是源头。
6.起源于五代说
持这一说的人极少，因为这已明显偏离了事实。清先著《词洁发凡》说：“词源于五代，体备于宋人，极盛于宋之末。”唐朝就已经有不少曲子词流传，中唐以后文人也开始模仿写作，所以，这种说法就很少有人苟同了。
上述诸多“起源”说，都是通过不同的侧面，力求接近史实。不过，因为他们没有捕捉到“词乃配合燕乐歌唱之歌辞”这一关键点，所以，讨论问题时往往偏离方向。例如，从抒写性情、比兴寄托的角度将词的起源回溯到《诗经》等，这种讨论过于普泛，同样适用于其他文体起源之讨论，因此也失去了讨论特殊文体起源的意义。清徐釚《词苑丛谈》卷四《品藻》在议论这诸种“起源说”时评价道：“予意所谓情者，人之性情也。上自三百篇，以及汉、魏、三唐乐府、诗歌，无非发自性情。故鲁不可同于卫，卿大夫之作不能同于闾巷歌谣，即陶、谢扬镳，李、杜分轨，各随其性情之所在。古无无性情之诗词，亦无舍性情之外别有可为诗词者。”
真正接触到问题实质的是现代的学者。燕乐研究在清代逐渐成为“显学”，凌廷堪《燕乐考原》等专著的问世加深了人们对词与燕乐关系的理解，有关词的起源问题之实质也逐渐凸现出来。今人吴梅就是从这个角度为“词的起源”定位的，他在《词话丛编序》中说：“倚声之学，源于隋之燕乐。三唐导其流，五季扬其波，至宋大盛。”这种说法就已经十分科学。既然词是配合隋唐之际新兴的燕乐演唱的，那么，它的起源就不会早于隋唐。况且，中原人士对外来音乐还有一段适应与熟悉的过程，不可能立即为新乐谱词。结合敦煌石窟保存的早期“曲子词”来分析，大约是入唐以后中原人士才开始为比较成型的燕乐谱写歌辞。因此，词应该是在初唐以后逐渐萌芽生长而成的。
三、性爱心理与词体的兴起
一种新文体的出现乃至兴盛，必定是由诸多复杂交错的内外因素促成。这些因素中，某几项是主要的，是对这种新文体之形成、发展、繁荣发生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具体到隋唐之际萌芽、唐末五代得到长足发展、两宋时期走向鼎盛的歌词，其决定性的因素有两项：从词体内在角度分析，新的燕乐体系的形成及其广为传播，使得附丽于燕乐的歌词以全新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从词体外部角度分析，人人都无法回避的人之自然本性——性爱心理问题，帮助歌词迅速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使得自身很快就被广泛阶层的作者与读者接受。自从清人开始关注燕乐研究，有关词之音乐本质问题已有许多论著问世，学界也有比较统一的看法。而促成词体兴盛的另外一项因素：性爱心理问题，却始终有意无意地被回避或遗忘。
1.唐宋词出现之前诗歌创作中的性爱心理表现
在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性爱是一个被压抑被歪曲被遗忘被窒息的话题，是不得逾越的禁区。宋代以前，文人很少涉足男女****的描写。只有在民间创作中，才能找到坦率真诚、热烈沉挚、火暴大胆的男女****以及性爱之表现。《诗经》中有最健康最开朗最优美的描写男女性爱的爱情诗篇，那还是一个性爱观念相对自由、男女情感交往没有过多受到不通人性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时期的产物。《诗经》以后，爱情诗的创作传统只是保留在民间，从汉代的《上邪》、南朝民歌，一直到唐代的敦煌曲子词《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都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