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后，在席卷全国的“五四”运动高潮迭起的形势下，在强烈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北洋政府不仅拒签了巴黎和约，并且免除了亲日派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的官职，陈独秀最终也被无罪释放。划时代的“五四”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虽然陈独秀在被捕事件当中名声大噪，但他发现北京城再也容不下他了。
1920年2月14日，陈独秀辞去北大文科学长的职务，由北大图书馆主任兼教授李大钊亲自护送出城。他们假扮成下乡讨债的商人，雇了一辆骡车，一路驱车，一路交流。这两位都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中国思想界的领袖，运筹帷幄，审时度势，相约南北呼应，组织建党。
走出城门很远的地方，两位亲密的战友握手告别。此时远处山峰上面的天空已涌起绚丽的晚霞，残阳如血。
笔者在上海采访时，****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的专家沈建中说：“毛主席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从北京被迫到了上海，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准备建党，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在陈独秀的发起下，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地方共产党组织，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建党伟业上尤其有重要贡献。”这是对陈独秀历史功绩的准确评价。
笔者在史料中了解到，1922年，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曾远赴苏联出席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当时瞿秋白担任了陈独秀的翻译。
笔者为寻找中东铁路上的红色踪迹，曾到达这条铁路的最西端进行寻访。在满洲里中俄两国交界线附近，矗立着一块硕大的石碑，上面镌刻着“红色之路纪念碑”的字样，碑文中记载了一些往返于红色之路的著名共产党人的名字，其中陈独秀的名字醒目地排在前列。
为了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真相，让90年前陈独秀远赴苏联的行走路线，从岁月的沧桑中变得清晰起来，笔者就这个话题与陈长璞有了一番长谈。陈长璞的父亲陈松年曾经听陈独秀讲过这段往事，陈长璞对笔者说：“听父亲说，我爷爷在1922年夏季从上海辗转到哈尔滨，在哈尔滨停留了几天，至于住在什么地方已记不清了，爷爷是在哈尔滨办完出国手续后，从哈尔滨坐火车走中东铁路远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会议的。大约是1922年年底，爷爷从莫斯科回国，也是走的中东铁路，在哈尔滨停留后回到上海。”
让我感到有些意外和惊喜的是，在时间和路线的节点上，陈独秀的两个儿子也步父亲的后尘接踵而至，真是应了那句话，“上阵父子兵”。
陈长璞接着对笔者说：“爷爷刚刚回到上海，很巧合，1923年初，大伯陈延年、二伯陈乔年，也来到哈尔滨落脚。几天后，也是从哈尔滨坐火车走中东铁路赴苏联莫斯科到东方大学留学。”
同一座城市，同一条铁路，相继留下陈独秀父子三人的足迹和身影，称得上是红色传奇。
陈独秀从****“一大”至****“五大”，连续五届当选党中央总书记，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陈延年、陈乔年和父亲陈独秀父子三人同时当选为党中央委员，这在****党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人们通常的印象中，作为政治家、革命家和国学大师的陈独秀刚正不阿，个性鲜明，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救国救民的奋斗中，从没有儿女情长，一些宣传夸大了他的这种形象。陈长璞说：“社会上或资料上反映我爷爷是一个非常严厉的长者，没有一点亲情，其实不是这样。他对子女要求严厉，是想让他们学会做人。但是呢，在生活方面，他就是一个仁厚的长者。”
随着交谈的深入，笔者了解到陈独秀丰富的情感世界。作为孩子的父亲，陈独秀按照自己的教育理念培养孩子的独立人格，同时他也和普通的父亲一样，在平凡中渗透着一颗爱子之心。在孩子们的人生旅途中，无论风有多急，雨有多骤，雪有多大，天有多冷，作为父亲的陈独秀都会为他们撑起一片晴空。
早在1915年，陈独秀结束了在日本的流亡生活，回到上海创办了《新青年》杂志，这正是他非常忙碌的时候，但牵挂孩子的他还是挤出时间把陈延年和陈乔年兄弟从安庆老家接到上海求学。
在学业上，陈独秀再忙也要关心孩子的学习。可是在做人方面，陈独秀坚守着一个原则：人要有独立的人格。这也是他一生的原则思想，他觉得自强不息的信念才是撑起独立人格的脊梁。
初到上海，延年和弟弟乔年与父亲同住在法租界吉益里21号。后来，兄弟俩搬到上海四马路亚东图书馆的《新青年》杂志发行所店堂的地板上。当时和陈独秀在一起生活的高君曼是延年和乔年的小姨，坚持要让孩子们住在家里，为此多次与陈独秀争吵，陈独秀不以为然。他说：“生活艰苦一些未尝不好，自古雄才多磨难，纨绔子弟少伟男。”
由于陈独秀所给的学费和生活费不多，延年和乔年兄弟俩放学以后就到外面去工作，和工人一起劳动。吃的是粗面饼干，喝的是自来水，冬天穿着夹衣，夏天从来不打伞。由于经常劳作，风吹日晒，兄弟两人显得很憔悴。很多人都觉得心疼，甚至埋怨陈独秀也太狠心了。可是陈独秀却说，他们的前途，由他们自己来开创。
但陈延年和陈乔年一直都在父亲的视线内。兄弟俩一旦有谁生病，第一时间到场的就是陈独秀。他会将兄弟俩接回家中，亲自照料，给儿子端水服药，静静地陪伴在儿子的床边，关心孩子的小姨高君曼也会调着样给孩子做一些可口的饭菜。
兄弟俩在上海一边求学一边工作，他们不靠父亲的光环，也不依赖父亲的社会关系为自己铺路搭桥，在感受着父亲外冷内热别样的挚爱时，他们永远忘不了父亲的教诲和厚望。艰苦的生活磨炼了他们的意志和品格，也造就着他们“自创前程”的信念始终坚定不移。
1917年，兄弟俩以优异的成绩双双考入上海法租界著名的震旦大学。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青春年少却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的兄弟俩，双双参加了上海的大学生游行活动。
当陈独秀在北京因参加“五四”运动而被捕的消息传到上海时，有人问兄弟俩：“你们有无恐怖？”兄弟俩几乎异口同声慷慨激昂地回答：“既做不怕，怕则不做！”
如果一般的孩子听到自己的父亲突然被捕入狱的消息，一定会感到恐怖，慌作一团忐忑不安。可陈独秀的儿子不只是和父亲血脉相连，父亲的气节，父亲的铮铮铁骨以及临危不惧的精神，也潜移默化地在他们的身上得到了传承。
1920年1月，在陈独秀的大力支持下，兄弟二人在黄浦江畔登上了一艘开往法国的邮船，开启了在巴黎勤工俭学的岁月。期间，兄弟二人和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赵世炎、******、李立三、******、蔡畅等成为了同学和战友。
1922年，陈延年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后转入中国共产党，他和旅法同学赵世炎、******共同当选为****旅欧支部负责人。
1923年初，陈延年和陈乔年受组织委派来到哈尔滨走中东铁路赴苏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陈延年在学习中为了弄清一些重要问题，常常与别人争得面红耳赤，与平时的他判若两人。同学们问他为何如此认真，他回答说，列宁在争论问题时如同猛狮，我们也要学列宁。同学们对于他的这种精神十分钦佩，便送给他一个“小列宁”的雅号。
1924年七八月间，根据党中央的决定，陈延年和陈乔年及部分同志离开莫斯科接受了新的工作任务。
从小在一起读私塾，离开故乡到上海打拼相依为命，读大学在一起，漂洋过海留学法国在一起，走中东铁路赴莫斯科留学在一起，风餐露宿历尽艰辛同甘共苦几乎形影不离的兄弟俩，回国后，从此各奔东西，分别肩负起领导革命的重任。
1924年10月，陈延年被派往当时大革命的中心——广州，任社会主义青年团驻粤特派员，和担任****广东区委书记的******一起住在东山恤孤院路的一幢楼上。
1925年春，******参加第一次东征，****中央任命陈延年为广东区委书记，接替******主持区委工作。在此期间，陈延年参加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
1927年4月后，陈延年任中央江浙区委书记、江苏********。
1927年7月4日晚，英勇不屈的陈延年被穷凶极恶的敌人乱刀砍死，牺牲时年仅29岁。
1928年，陈乔年牺牲时年仅26岁。
陈松年曾在晚年的回忆中说道：“那年，我17岁，大哥延年在上海被害，噩耗传来，犹如晴天霹雳，祖母和母亲都哭得晕了过去。当时处理哥哥延年的后事，是我和姐姐玉莹经办的。当我们从安庆赶到上海时，国民党当局不但不让我们收尸，连看都不让看一眼。我和姐姐只好在哥哥就义的地方烧了几炷香和一点纸，算是了却了母亲的心愿。”
“第二年，二哥乔年又在上海被害，后事又是我和姐姐玉莹经办的。当时国民党当局仍然不让家属收尸。当我们看到倒在血泊中乔年那种惨状，心中的痛苦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姐姐玉莹受了强烈刺激，精神失常，一病不起，不久随二哥而去，年仅28岁……”
人生最大的悲剧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可是正遭受国民党通缉的陈独秀连送都不能送，这是怎样的悲痛和无奈啊。
陈独秀强忍接连痛失爱子的悲伤，没有哽咽和泪水，表情甚至很木然。和陈独秀生活在一起的高君曼，为两个亲外甥连续遇害难受不已，经常掉眼泪，她要摆设灵堂烧纸焚香，并大哭说要为延年、乔年兄弟俩招魂，陈独秀只说了两个字：迂腐。对此，陈独秀成了很多人眼中不近人情的怪人。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侵占东北，陈独秀支持抗战，强烈谴责******卖国独裁，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关进南京老虎桥监狱。
1936年发生了西安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将拒不抗日的******扣押在西安，消息传来，仍在狱中的陈独秀托人找酒买菜。他对狱友说：“我平时滴酒不沾，今日我要为国仇家恨痛饮一杯。”第一杯酒，他祭奠了革命烈士；端起第二杯酒，他的手有些颤抖，他望着南京老虎桥监狱窗外在冷风中旋起的落叶，呜咽地说：“延年啊，乔年啊，为父为你俩酌此一杯。”说罢，57岁的陈独秀老泪纵横，痛哭失声。
所谓大悲无声，大爱无形，或许只有陈独秀这样经历的人，才能真正品评这八个字的个中滋味吧。
1937年7月发生卢沟桥事变，全国抗战兴起，陈独秀终于获释出狱。
1938年，陈独秀在儿子陈松年夫妇的陪伴下来到四川省江津县紧贴长江边的乡村寓居。
从小生长在长江岸边安庆的陈独秀喜欢在这个也是长江岸边的幽静的乡村生活。一生叱咤风云命运多舛的陈独秀开始寻求隐居的环境，这样可以静下心来钻研国学。
陈独秀连任五届党的最高领袖。1927年大革命失败，******公开背叛革命，很多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惨遭******的血腥屠杀，尽管历史错综复杂，但是陈独秀的****错误路线也是难辞其咎的。依照陈独秀的性格，他没有承认错误。1927年7月，陈独秀辞去总书记，8月被****中央解除总书记职务，1929年，陈独秀被开除出党。
陈独秀一生都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始终在追求民主与科学的理想，即使在政治失意命运跌入低谷的逆境，他对人格独立的坚守也毫不动摇。
陈松年在江津中学任教，工资很微薄，又要抚养一家人，对父亲陈独秀的资助常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尤其是看到父亲饱受疾病的折磨，自己又拿不出更多的钱为父亲购买好一些的药品时，无奈无助又非常有孝心的陈松年甚至会躲到墙角无人处，默默地流泪。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北京大学等许多高校也迁往四川。
陈独秀在四川江津穷困潦倒的消息，让很多友人为之心忧。
陈独秀寓居江津的老宅，房间里一床一桌一柜，空空荡荡，地面竟是泥地。如此寒酸的陋室，此时却常迎来一拨拨贵客，包括傅斯年、胡适、段锡鹏、周佛海、包惠僧等老友和学生。
国民政府的上层要人陈立夫也前来探望，就连戴笠和胡宗南等国民党的红人也不期而至。
戴、胡二人请陈独秀针对时局讲一些话，他们认为陈独秀被****开除了党籍，肯定对共产党有意见，在讲话中就会涉及这些，可以利用这些做文章。当时在场的高语罕后来回忆，陈独秀用一种缓慢的语气说道：“本人孤陋寡闻，雅不愿公开发表言论，以至引起喋喋不休之争。”胡、戴二人听罢悻悻离去，据说他们携带的现金最终也没敢拿出来。
可以说，凭着陈独秀的社会威望和影响，他不应在钱的问题上出现困难。恰恰是陈独秀有自己的原则和气节，他不会轻易地接受人家的馈赠，更不会为改变生活的艰难而出卖自己。
******对陈独秀的人格和他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早在1919年就给予了很高的赞许。******在《湘江评论》中说：“陈独秀是提倡近代思想最力者，其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崇高品质赢得人们普遍赞誉。”******对陈独秀的评价是非常准确的，陈独秀一生真正做到了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他在悲惨与凄凉中演绎了人格的完美和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