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的才华与贡献，很快引起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重视。1922年底，瞿秋白随同陈独秀从莫斯科坐火车，途经西伯利亚大铁路，从满洲里入境，走中东铁路回到北京。
“总想为大家开辟一条光明之路”的瞿秋白，回国后，便投入到大革命运动中。从一介书生成长为运筹帷幄、指点江山的党的领袖。
1923年，瞿秋白负责党的宣传工作，他先后主编了党中央机关刊物和《新青年》和报纸《向导》周报。
第一期季刊《新青年》，封面由瞿秋白设计和作画，他亲自撰写了《新青年新宣言》，首次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同时发表了他创作的第一首歌曲《赤潮曲》。“赤潮澎湃，晓霞飞动，惊醒了五千余年的沉梦，远方古国，四万万同胞同声歌颂神圣的劳动。猛攻，猛攻，捣碎这帝国主义万恶丛，奋勇，奋勇，解放我殖民世界劳工……”瞿秋白还将《国际歌》的曲谱与中文歌词配合译出，发表在这一期的杂志上。
集绘画、音乐、诗歌、评论才能于一身的瞿秋白，可谓是学者专家型的政治宣传家。由他主创主编的《新青年》季刊第一期横空出世，内容极富感染力，图文并茂且融入了鲜明的政治导向，引发社会各层面读者的广泛关注，震撼了全国。
瞿秋白对中国革命的进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三大”，由他负责起草党纲草案，并在“三大”上作报告，他还担任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鲍罗廷的翻译和助手，协助促成了国共合作，他和毛泽东同被选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
1927年3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当时受党内右倾路线影响，此文章只在党中央机关报纸《向导》上发表了一部分，其余不许刊登。瞿秋白得知后，非常气愤，说：“这样的文章都不敢发，还革什么命！”
当时党内有些人受右倾错误路线影响，认为湖南农民运动过火过分了，瞿秋白据理力争、坚持斗争。之后，他在4月中旬把毛泽东这篇报告交给中共主办的长江书局，刊印了单行本。瞿秋白专为此书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写道：“他们实在‘无分可过’，他们要不过分，便只有死，只有受剥削！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开始罢了，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
当大革命轰轰烈烈展开的时候，瞿秋白保持着清醒头脑，较早察觉到国共统一战线内部潜伏着分裂危机和正在发展中的陈独秀右倾错误。他不顾肺病复发的折磨，写出长达7万字的《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深刻地分析中国社会经济状况、阶级关系和各阶级的特点，系统地阐述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问题，为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做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公开背叛革命，将武装力量变成磨刀霍霍屠杀革命者的工具和刽子手，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惨遭杀害。血流成河，阴霾密布，乌云翻滚，白色恐怖笼罩了中国。
在这危急的时刻，在数以万计的革命者人头落地的血雨腥风中，人们处于焦虑迷茫、不知所措的时候，28岁的瞿秋白8月7日在武汉汉口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
90年后，笔者专程来到武汉汉口市三教街41号（今鄱阳路139号），门口是邓小平题写的“八七会议会址”牌匾。来到二楼的当年会场，那里保持着原样。会场很简朴，也不算大，桌子周围摆放着几排椅子，普通的桌椅显得有些简陋。
展板上有当年保存下来的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名单，与会者名字真是再简单不过了，都用一个字代替，其中“迈”指罗迈（李维汉），“秋”指瞿秋白，“泽”指毛泽东，“弼”指任弼时，“太”指张太雷，“中”指邓中夏，“兆”指苏兆征，“亦”指罗亦农，“乔”指陈乔年，“和”指蔡和森。
显而易见，当时的形势是何等严峻。
在展厅里，参观者可以按一下按钮，接着就听到了邓小平的讲话录音：“八七会议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
瞿秋白主持了“八七会议”并作了报告，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主义路线，确定了土地革命与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总方针，批准了“八一”起义和秋收暴动的决定，并把秋收起义作为党的最主要任务。这清醒而坚定的系列部署，使受到重创的革命队伍重新聚集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及时扭转了那种消极悲观的情绪，在关键时刻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八七会议”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央临时局，28岁的瞿秋白受命于危难之际，以强烈的革命责任感和极大的政治勇气，担负起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重任。在他主持党中央工作期间，整顿和恢复了各地已经遭受严重破坏的党组织，在一些地区相继组织和发动了武装起义，如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等。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也凝聚着瞿秋白的心血和功劳，周恩来曾回忆说：“在‘八一’起义以前，我曾和瞿秋白等酝酿起义的问题，瞿秋白完全赞成南昌的决定，并派我去主持。”
在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正是拨乱反正时期，面临的问题千头万绪，他却沉着应对，运筹帷幄，力挽狂澜，引领着革命航船避开暗礁险滩。虽然他外表儒雅，戴着一副眼镜，透出几分书卷气，但是他骨子里却敢于担当、勇于承受风险。虽然他一直是肺病缠身，时常要忍受疾病的折磨，他却任劳任怨，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
在当时反革命势力猖獗的形势下，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高举工农革命的大旗，没有让革命的进程止步徘徊，而是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壮大。
前些年，笔者在北京曾有幸分别采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龚育之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金冲及，谈到“八七会议”，谈到瞿秋白，龚育之说：“八七会议历史贡献是很大的，瞿秋白同志在这中间有他的重大贡献。”金冲及说：“在八七会议上，明确我们要进行武装斗争，建立土地革命，这是一个总方针，给很多处在迷茫中的中国共产党人指明了一个方向，看到新的希望。假如说，没有八七会议，党也有可能涣散、瓦解，当时瞿秋白同志在这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不论岁月怎样变幻，不论历史怎样演变，瞿秋白的巨大历史贡献都是彪炳史册的。新中国诞生初期，毛主席在为《瞿秋白文集》题词时，其中有一句话是：“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
历史的长河，总是曲折流淌的。
1931年初，瞿秋白受到米夫和王明宗派集团的诬陷和迫害，被解除了中央领导职务，剥夺了正常工作的权利，遭受了残酷的打击。命运发生逆转的时刻，他没有消沉和颓唐。
“我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是瞿秋白年轻时立下的誓言。即使遇到再大的艰难，再多的委屈，他心中唯独没有想到自己，依然坚持无私奉献，竭尽全力去实现自己的誓言。在逆境中，瞿秋白选择另外一条路、另一种方式，去寻求精神世界的光明。
瞿秋白重返文学园地，来到新文化运动重镇上海，和鲁迅、茅盾等人并肩作战，参与领导了左翼作家联盟，成为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茅盾曾说过，左翼文艺运动的蓬勃发展，促其由前期向成熟期转变，“应该给瞿秋白记头等功”。
鲁迅被瞿秋白的博学和人品深深折服，曾书赠条幅给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鲁迅和瞿秋白成为了挚友。在上海白色恐怖紧张时，瞿秋白几次避难都是在鲁迅的家里。
2012年秋天，笔者在上海参观了鲁迅纪念馆后，询问到了鲁迅旧居的地址。因好一会儿都打不到出租车，又心切，便步行前往。走到半路，瑟瑟的秋风袭来，接着下起了迷蒙的秋雨，笔者没有伞，可是有一种无形的力量让笔者坚定不移地前行。
走了近一个小时，笔者找到了当年的大陆新村9号，现在的山阴路132弄9号，绵绵不停的秋雨已使笔者的衣服几乎湿透了。
鲁迅旧居是在一个院落里，一幢老式居民楼房的一隅，是一个小三层的结构。每个人参观都要套上鞋套，也有人数限制，即使是雨中，似乎也有近二十人在等候。
据解说员介绍，此处旧居是原貌保存的，包括所有的家具摆设都是真迹和原始状态。笔者看到木楼梯和扶杆都已斑驳陆离，走进每一层，发现房间的物件都透出岁月打磨的印痕，细细查看，没有任何仿制的痕迹。
面积不算很大，透着雅气书香且有南方布局精细、考究特点的鲁迅旧居，充满着家庭温馨的氛围。在这里也曾留下了瞿秋白的身影和足迹。
二层楼的客房，就是瞿秋白两次避难的所在地。
笔者在三楼的客厅兼卧室，看到墙壁上挂着鲁迅和夫人许广平与儿子周海婴合影的原版照片，下有两把南方特色、已显陈旧的竹制藤椅，左侧是一架黑褐色的老式钢琴，右侧靠墙是一张看上去很舒适、很宽松也很考究的古铜色带雕刻图案的铁制大床。
笔者在三楼比较宽敞的房间里，禁不住久久凝望沉思。透过那长长的花纹有些模糊的窗帘，拂去岁月流转的印痕，恍若眼前又依稀见到了当年房间内发生的感人肺腑的一幕幕情景。
1934年1月初，瞿秋白赴中央苏区前，特意前来向鲁迅告别，两人坐在藤椅上，相互倾诉，畅所欲言，谈了很多的话，谈到很晚。鲁迅留瞿秋白住宿，为了表达惜别之情，鲁迅和许广平把自己的床让给瞿秋白，自己搭地铺睡。
鲁迅和瞿秋白都有肺病，可谓同病相怜，鲁迅还特意取出由朋友从国外寄来的止咳药，倒了开水让瞿秋白服下药片。
如今止咳药瓶依然摆放在瞿秋白曾睡过的床铺前的桌几上，这瓶药早已过期失效，可是这份人间最珍贵的真情却是永恒的，永远也不会过期的。
据资料记载，正遭受肺病折磨的鲁迅在话别时，曾劝慰也是长期患肺病的瞿秋白，应该到苏联去疗养治病，这种病是不适宜到艰苦又危险的中央苏区的。
回到家后，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依依惜别。二人结婚整整十年了，因忙于革命事业，聚少离多，却彼此知心，感情甚笃，既是夫妻又是战友。杨之华是老党员，是中央委员和妇女部长，她理解丈夫接到通知到中央苏区，如同重回“老家”的期待和欣慰。因通知瞿秋白一人先去，她不能随行。她听说中央苏区正遭受国民党的“围剿”，担心和牵挂丈夫的肺病是否能适应这严峻的形势，可是党性很强的她，只能殷殷叮嘱丈夫多保重，含泪和丈夫暂别。她不知此别竟成为了永别。
回眸和夫人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上海三年时光，瞿秋白觉得在失意时没有虚度而感到内心很充实。
瞿秋白在上海期间，不仅成为左翼作家联盟乃至中国文坛一面不可替代的旗帜，也在此期间忙于领导工作之余，辛苦笔耕了一百多万字的著作和译文，为中国的文化事业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
1934年1月底，瞿秋白来到了中央苏区——江西瑞金，出任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教育部长），兼管艺术局和苏维埃大学的工作。虽然这时执行“左倾”路线的中央领导人仍排挤着瞿秋白，使他难以发挥全部的力量。但是胸怀宽广的瞿秋白毫不计较个人得失，照样尽全力做好给他的任何一项工作。他仅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主持教育人民委员部制定了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师范和社会教育在内，集大全的教育法规24部。
1934年10月，主力红军撤出中央苏区，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之前，瞿秋白以为自己要和大家一起出发，便早早地整理好行装，等来的通知却是中央要他留下来坚持工作。或许瞿秋白想象不到会有这样的通知，也许那时的瞿秋白心中是酸楚和无奈的，但他依然顾全大局，没有计较什么，而是照旧坚守岗位，继续认真地工作。
中央苏区形势日益险恶，疏散部分留守人员已迫在眉睫。
1935年2月，在突围转移的战斗中，瞿秋白不幸被捕。后经叛徒指认，敌人知道了瞿秋白的真实身份，报纸上也刊登了瞿秋白被捕的消息。
心急如焚的杨之华找到了鲁迅，躺在病榻上的鲁迅先生挺身而出，抱病想尽办法营救瞿秋白。鲁迅、茅盾、夏衍、田汉、郑振铎等愤然联名上书要求释放瞿秋白，一些社会团体也纷纷发出呼吁和抗议。
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中央高级干部会议，讨论究竟要不要杀死瞿秋白。社会名流、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像瞿秋白这样天才的人，在中国不可多得，主张不要杀他。但是戴季陶等国民党反动分子坚决要杀瞿秋白，戴季陶还扬言：这样的共产党要人，一旦得势，必将成为无穷的后患。
历尽了种种威逼利诱，瞿秋白始终坚贞不屈，一身浩然正气。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唱着《国际歌》和红军歌曲，高呼革命口号，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36岁。正如毛泽东所说：“他在革命困难的岁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
1955年，中共中央决定将瞿秋白的遗骨由福建长汀迁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中央举行了瞿秋白的遗骨迁葬仪式，由周恩来主祭。
在无数革命烈士中，瞿秋白的遗骨是唯一由外地迁葬北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