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把红色后代培养成为栋梁之材，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开设了幼儿班、小学部、中学部和大学部。许多红色后代在这里生活和学习了长达20多年，短则也是十几年，从小到大所需要缴纳的各种费用实在是难以计算太多了，可是孩子们从咿呀学语到长大成人，一切生活和学习的费用全都由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来承担，不收取红色后代一分钱。
偌大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汇聚了来自德国、保加利亚、匈牙利、朝鲜、日本、美国、中国等几十个国家的红色后代。这里的孩子国籍、种族、肤色、形象、语言迥异，包括年龄也不同相同，但相同的是这里人人平等自由，各个国家的孩子亲如兄弟姐妹，共同分享着国际大家庭亲情交汇其乐融融的幸福。
烈士的女儿、曾在国际儿童院生活了十几年的于彬在回忆录中真情地写道：“我们是小班生，也就是幼儿班，大多出生在俄罗斯，根本不知道自己生身父母是谁，他们在我们出生后就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了，儿童院的保育员成了我们的父母，来自世界的孩子都成了兄弟姐妹，国际儿童院成了我们的家。”
一些中国革命者的后代甚至在出生几个月后就来到这里，不会说话，也不会走路，只知道饿了就“哇哇”地放声大哭，正在嗷嗷待哺的时候，他们是喝着苏联保育员的乳汁长大的。
最难侍候的是几个月大的婴儿，需要一把屎一把尿地照料。孩子生病的时候，披星伴月的保育员要昼夜不离地看护，孩子吃完药后再一口一口地喂水，半夜发烧的孩子乱蹬被子，还要给孩子掖好被角。非亲非故，不是父母却胜似父母。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孩子们的成长离不开苏联保育员和老师们的精心呵护。
孩子们在小学部时的课程就已经很全面了，包括了语文、历史、地理、数学、外语，还有劳动、体育、音乐等。老师大多数都是苏联人，有时也请来外国教师，比如教德语的德国人。那个年代，在苏联学校里，德语是第一外语，英语是第二外语，其次是法语。
笔者分别采访的红色后代瞿独伊和蔡妮，她们都年事已高却依然思维敏捷，多才多艺，身板硬朗，性格直爽达观，这与她们早年在苏联接受的培养和教育是密切相关的。
瞿独伊对笔者说：“在国际儿童院，苏联老师让我们从小就要热爱劳动，教我们女孩子学缝纫机，男孩子学木工，同时还邀请在莫斯科开会学习的革命者来给我们讲革命道理，劳动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都很好。小学四年级就有外语课，有德国老师，半天讲俄文，半天讲德文。德国老师要求我们在吃饭前，用德语喊口令，我们排着队唱着德语歌进入食堂，一声令下，才能安静地就餐，吃饭时有必要说话也只能用德语，这样一来，德语的日常用语我们很快就学会了。”
“那时，我们的生活很有规律，也很有创造性。苏联老师组织我们夜行军，男女同学都要参加，还组织我们到大森林里练习骑马，开始女孩子还不敢骑，后来都争前恐后来骑马。在活动中，大家都很坚强勇敢，也都很有激情，同时增强了集体主义观念。我想，这都是为人生的进取打下了坚固的基础呵。”
谈到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丰富多彩的学习生活，蔡妮深有感触地对笔者说：“国际儿童院为孩子们的全面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组织了音乐、美术、手工、缝纫还有体育和舞蹈小组，我参加了舞蹈组，我们排练过许多受欢迎的舞蹈节目，还和专业舞蹈团同台演出，我们的外出参观、旅游和社会活动也挺多。”
1939年5月我和******的儿子******作为中国儿童代表一起应邀参加了白俄罗斯的一个城市举办的大型活动，受到热烈欢迎。那时的生活既快乐也很充实。有一些参观者来到我们国际儿童院，他们以为这里的孩子没有父母陪伴，肯定都会愁眉苦脸的样子，他们看到我们实际生活后，很有感触说：“这里的孩子真的很幸福，孩子的快乐是装不出来的呀。”
不论怎样，在孩子们成长的日子里，毕竟父母不在身边，有些孩子因父母牺牲成为了孤儿，有些孩子在有了记忆后对父母的印象是一片空白，还有些孩子连父母是谁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长期缺失父爱、母爱也是不幸的。
可是和国内硝烟弥漫血雨腥风贫瘠落后的生活相比，和父辈们在枪林弹雨中置生死于不顾浴血奋战求解放相比，他们又是格外幸运的，他们学习生活的环境简直就是宁静祥和的世外桃源。
他们分享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胜利果实，受到了先进、系统、科学而文明的教育，学到了过硬的本领和深厚的文化知识，同时在俄罗斯音乐、艺术和文学的耳濡目染中心灵得到了滋养和熏陶。
他们不止得到了苏联老师的谆谆教诲和无微不至的关心，还感受到了苏联人民真挚炽热的关爱。每逢节日，苏联各界人士还会为孩子们送来各种礼物，同孩子们载歌载舞搞联欢活动，并纷纷将孩子接到家中，让孩子们感受家庭的温馨和幸福。
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德国法西斯进逼莫斯科。苏联政府和人们在残酷的战争中，依然全力照顾和保护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在敌机轰炸的时候，国际儿童院的院长和老师员工，首先想到的是孩子的安全，他们尽心竭力为孩子们撑起遮风挡雨的保护伞，有的老师甚至为了保护孩子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义愤填膺，尤其是年龄稍大的孩子们纷纷要求上前线参加苏联卫国战争，其中******的儿子******还亲笔写信给斯大林，表达请战的决心。尽管连续写信请战，但斯大林都没批准。
中国共产党对在苏联成长的红色后代非常关心，1939年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的任弼时到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看望了那里的中国孩子们，1940年赴莫斯科疗伤的******和夫人邓颖超专程去看望了红色后代，并同他们合影留念，勉励他们学好真本领，将来报效祖国。
1946年，******回到父亲的身边，******见到归来的******甚是欣喜，随即便挥毫给毛岸青写了一封信：“岸青，我的亲爱的儿：岸英回国，收到你的信，知道你的情形，很是欢喜。看见你哥哥，好像看见你一样，希望你在那里继续学习，将来成为国家栋梁，好为人民服务……”
******作为革命的领袖和党的领导人，对在苏联学习和生活的中国革命者的后代，同样殷殷牵挂，寄托重望。
在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长大的蔡和森、向警予烈士的儿子蔡博，得知******秘密回国的消息，为******能够幸运地提前回国感到由衷的高兴，同时他有许多心里话想通过******转达给他所敬仰的******。他提笔写了一封信，向******汇报自己在苏联的学习情况和今后的打算，表示要多掌握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本领，尽快回到祖国去。正在读大学的蔡博还把另外几名在莫斯科钢铁学院共同学习的中国同学找来，一起在信上签了名字。
******接到由******转交的这封信后，十分高兴，立即复信，他在信头写上蔡博和几位给他写信签名的红色后代的名字，并另起一行写上“青年同志”，表达了他对在苏联学习和生活的中国红色后代整体的关爱之情。
******在信中说：“……正如你们信上所说，新中国需要很多的学者及技术人员，你们向这方面努力是适当的。……希望你们一天一天成长，壮健、愉快、进步……希望你们团结一切留苏的中国青年，大家努力学习，将来回国服务。紧紧地握住你们的手。”信的落款时间是：“一九四六年一月八日”。
从1950年开始，在苏联长大的中国红色后代陆续回国。
1950年8月，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老院长亲自将第一批回国的孩子们送到汽车上，并委派了几名苏联老师全程护送到中国的边境满洲里。
漫长的火车旅途，孩子们希望越慢越好。
8月的苏联自然风光是最美的时节，可是车厢内的孩子们很少有人观赏车窗外如万花筒变幻无穷的迷人风光，他们纷纷簇拥在苏联老师的身旁和苏联老师不停地交谈着。
他们不时地望着车厢内悬挂的钟表，他们巴不得时间能够停住，因为他们不愿意和朝夕相处很多年已是最亲的人分手。可是钟表的时针在不停地走动着，那移动的时针在无情地剪断着孩子们和苏联老师最后的的时光。
火车到了满洲里，要和一路送行的苏联老师们分手了，此一别不知何时再相见，师生之间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难舍难离，哭成一片……
苏联政府和人民精心培养了红色后代，为他们插上了飞翔的双翼，他们成为建国初期各领域的精英和拔尖人才，为急需大批人才的新中国派上了用场。
在人才济济的红色后代中，蔡和森与向警予的儿子蔡博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钢铁专家；刘少奇主席的儿子刘允斌成为了核专家；在东北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烈士王毓峰的儿子王苏南，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任海军快艇艇长；著名红军将领陈昌浩的儿子陈祖涛，成为了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奠基者……
2007年9月，笔者在北京寻访到了早期著名工人运动领袖苏兆征烈士的儿子、86岁的苏和清。苏和清毕业于莫斯科电影大学摄影系，回国后，成为了中国新闻电影事业的创始人之一。
苏和清的父亲苏兆征早年曾领导了震惊中外的香港海员大罢工，1927年6月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在同年的“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1928年在****“六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年8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主席团成员。
1929年1月，苏兆征带病回国，忘我地投入工作，不久病重住院。他在弥留之际，对闻讯赶到医院探望的******、李立三、******、邓颖超提出了希望将他的亲属送往莫斯科的请求。同年2月20日，苏兆征病逝。
谈起遥远的往事，86岁的苏和清记忆犹新，他对笔者说：“我父亲积劳成疾，因病去世，那时我才8岁。很快，党中央便派专人来护送我和母亲还有姐姐去苏联，那是1929年3月吧。我们从南方坐船，然后又坐火车到了东北哈尔滨，接着又坐中东铁路的火车从满洲里出境去了莫斯科。”
在北京苏和清老人的家里，摆放着一张他和******总理的合影照片，苏和清接着向笔者讲起了他与电影结缘的历程和周总理对他指引和支持的往事。
被送到苏联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其生活的轨迹大致相同，不论是先来的还是后到的，最后都集中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然后考取大学。苏和清也是如此，与众不同的是，苏和清很早就迷恋上了摄影，还将此作为个人理想的去追求。
苏和清对摄影的爱好，始于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当时儿童院每两星期为学生们安排一次摄影课，请来照相馆的师傅授课。有位老师将苏和清拍摄的一张学生上钳工课的照片寄给《少年队真理报》，照片不但刊登出来，并且获了奖，奖品是一个铅笔盒。这次偶然的奖励，让苏和清欢欣鼓舞很振奋，激起了苏和清对摄影极大的兴趣。
有一次，苏和清到孙中山先生的顾问、曾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鲍罗庭夫妇家做客，鲍夫人推荐他到夜校去学习摄影。从此，他更加对摄影孜孜以求、刻苦钻研了。
1939年，苏和清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莫斯科电影大学摄影系。同年9月，******到苏联治病，他召见了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孩子们，逐个询问他们各自的情况。
当******得知苏和清已考入莫斯科电影大学摄影系的消息时，非常高兴，他拍着苏和清的肩膀说：“你肩扛的摄影机是个重要的武器，你能学摄影这很好，我们在延安很少有人会拍电影，希望你学成后回国，多拍些八路军和根据地的影片。”
望着******伯伯炯炯有神且充满期待的目光，年轻的苏和清真诚地握住******的手，激动地说：“请周伯伯放心，我会努力学好摄影，将来回国后，为革命事业多拍一些好片子。”
苏和清用积攒的钱购买了一个普通的相机，他利用业余时间，背着相机，去捕捉大自然中那些奇妙景象。他拍下了清晨鲜花上面晶莹剔透的露珠；拍下了花到盛时蜂蝶闹的景象；拍下了飞珠泻玉流淌的河水；拍下了浩瀚海洋上轮船驶过海浪汹涌卷起千堆雪的壮美……
在专业上，他更是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向老师虚心求教，大学几年，往往教室里来得最早，走得最晚的就是中国学生苏和清。
1942年，毕业于莫斯科电影大学摄影系的高才生苏和清被分配到阿拉木图联合电影制片厂做摄影助理。从此，苏和清开始了他的专业摄影生涯。
在阿拉木图联合电影制片厂，苏和清参加了《侵略者》《伊凡雷帝》《阿巴依》等多部影片的摄影工作。他边工作边学习，业务水平不断提高。
练就一身过硬本领的苏和清归心似箭，几次提出回国申请，苏联政府考虑红色后代的安全，等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冬天，终于批准了苏和清的申请。
在苏联学习生活了17个年头已24岁的苏和清，依然走当年赴苏联的行走路线，从莫斯科坐火车经过西伯利亚大铁路，从满洲里入境，走中东铁路秘密回到了国内。
回国后不久，党中央将他派往八路军晋察冀军分区政治部，任电影摄影师。从此，他在人生的道路上迈出了崭新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