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结束后，******特意留住了黄健，询问他的学习和生活情况，最后拉住13岁的黄健的手说：“希望你将来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体育家，为国争光呵！”黄健望着******炯炯的目光里含有期待眼神，郑重地点着头说：“请周伯伯放心，我记住了，我会努力的。”
平时倒头就睡的黄健，这一夜却怎么也睡不着，他从小听父母说，是******伯伯派人护送他到苏联的，他对周伯伯充满感激之情。这一次见到周伯伯，他是非常高兴的，周伯伯对他的嘱托和期望更让他心潮难平。细细回味周伯伯的每一句话，他似乎从朦朦胧胧中变得豁然开朗，他懂得了搞体育不是简单的游戏，而是对人民有益，是可以为国争光的重要工作。尤其是日本侵略者竟污蔑中国人是‘东亚病夫’，这让躺在床上的黄健义愤填膺热血沸腾，他喃喃自语地说：“哼，让日本鬼子的污蔑见鬼去吧！”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学好真本领，让体育工作能够为国家为民族争气！
黄健15岁时就考进了伊万诺沃体育技校，4年后，1947年，黄健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莫斯科体育大学。莫斯科体育大学汇聚了苏联国内许多著名的体育专家。
怀着远大志向的黄健，在这里勤奋钻研，博采众长，他在游泳、球类、滑雪和拳击等项目上成绩不俗，撑杆跳更是他的强项。
黄健的撑杆跳教练是苏联著名的教练和体育专家维·莫里扬契柯夫，是他亲手把黄健培养成了跳高项目上高水平的专业人才，让黄健在跳高领域，无论在实践训练和理论研究上，都接近了国际的先进水准。
四年的专业学习，为黄健未来从事的体育事业打下了通向成功的坚实基础，让黄健插上了腾飞的双翼。
1951年夏天，在苏联生活了21年的黄健从莫斯科体育大学毕业后，便尽快回到了国内。这一年的秋天，黄健和其他几位学有所成的红色后代，应邀来到中南海西花厅******总理的家中做客，这是黄健第二次见到敬爱的周伯伯。
周总理热情地接待了这些刚刚回到祖国的大学生，一一询问了他们的专业及回国后的情况，当得知黄健已走上了专业的体育教练之路，周总理爽朗地笑了起来说：“好，好哇，我当年对你提出的希望实现了嘛，为国争光，现在可是有了用武之地了。”
邓颖超请大家入席进餐，到了场面上有点怯场的黄健感到有些拘束，想尽量坐得离周总理远一些。周总理发现后喊了一句：“黄健你躲什么？搞体育的要有点冲劲哟，来，坐到我旁边来。”黄健红着脸笨拙地走过去坐到了周总理的旁边。这时邓颖超端上来她亲手做的饭菜，大家立即津津有味地吃起来。黄健却坐着没有动，因为他不大会使用筷子。周总理看到后，立刻和蔼地教他怎样用筷子，使黄健不仅学会了用筷子，也摆脱了拘谨和不自在。
这一次到周总理家中做客，让黄健终生难忘，可是后来每每回忆当时的情景，黄健也有些忍俊不禁。因为那一天，只有通过翻译，黄健和其他刚回国的大学生才能听懂周总理的讲话。
尽管年轻的黄健几乎不会说中国话，国内的生活习惯和习俗也没有适应，但他还是马上就投入了为新中国培养跳高运动员的工作中。
解放初期，国家田径队的训练条件是比较艰苦的。运动场里尘土飞扬，跑道凹凸不平，跳高训练场地也很简陋，居住的房间也没有供暖设备，烧铁炉取暖，烟冒得厉害，呛得难受。黄健却无怨无悔，从来不和国外的现代化的训练条件攀比。
黄健发现跳高运动员郑风荣是个有潜力的好苗子，便倾尽全力地对她进行全面的身体素质训练。短跑、障碍跑、铅球、跳远、体操等，黄建亲自逐一指导，全程陪同训练。训练结束后，黄健常常是筋疲力尽地强拖着双腿走回那简陋不堪的宿舍。
所有的训练项目都是为提升高度而设，为了这奋身而起的一跳能够达到理想的高度，黄健因材施教，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将在苏联学到的先进跳高技巧和知识，与郑风荣的实际情况相融合，扬长避短。黄健决定让郑风荣采用“剪式”的跳高姿势，尝试了五个月，郑风荣跳高的高度从1.45米不断地向上攀升。而每一次跃上新的高度，都凝聚了黄健的汗水和智慧。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1956年，郑风荣的跳高成绩从1.45米已经提高到1.62米。这一年在民主德国训练时，郑风荣跳过了1.72米，这一成绩是当时世界女子跳高的最好水平。
1957年11月17日，郑风荣在比赛中成功地跳过了1.77米，打破了美国运动员保持的世界纪录，从而成为了新中国妇女第一位世界纪录的创造者。
******总理高度评价了郑风荣创造的世界纪录并亲自表示了祝贺，在举国欢腾中，郑风荣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在当时中国体育还处于落后的状态下，黄健教练精心培养的郑风荣打破了女子跳高的世界纪录，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平添了一份光彩。
1959年在第一届全运会上，******总理竟然兴致勃勃地坐在板凳上和黄健一起观看了郑风荣的跳高比赛。
身为国家田径队总教练的黄健，将挑战高度为国争光视为神圣的使命。他坚持不懈的奋斗，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他用“俯卧式”的训练方法，培养出了男子跳高世界纪录创造者倪志钦，在上个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他又用“背跃式”的训练方法，培养出了女子跳高亚洲纪录创造者郑达真和杨文翠。
回溯历史，可以说，在苏联长大并学有所成的百余名红色后代，都没有辜负父辈的期待和厚望，其中多数都成为了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为新中国的春天涂抹了绚丽的色彩。
当年在苏联长大的红色后代，少数人是在建国前就秘密回到国内，而大多数人则是从1950年夏天开始陆续回国的。
回到北京后，许多孩子找到了父母，但还有近30名孩子无家可归。他们不会说也不认识汉语，甚至饮食习惯也很难适应，况且他们都在10岁左右，怎样安排和照顾好这些孩子的生活和学习，一时间成为了比较棘手又亟需解决的问题。
1950年9月，时任松江省政府主席的冯仲云在北京开会期间听说了这种情况，便主动向中央组织部有关领导提出，可以将烈士的遗孤和暂时找不到父母的近30名孩子接到素有“东方莫斯科”之称的哈尔滨过渡一段时间。
这些孩子最初被哈尔滨市委安置住在南岗区的国际饭店，可是有些孩子太顽皮，嬉笑吵闹声影响了其他旅客的休息，还有时因玩耍碰坏了东西。
至于他们的学习，本想让他们能尽快学会汉语，便将这些孩子安排到东北烈士子弟学校就读，可是他们都不会汉语，根本听不懂讲课内容。
几经辗转，只好将他们送往中东铁路办的学校，可学校提出要想住校，就需要检查身体，不仅这些孩子而且和他们有过接触的人群，包括东北烈士子弟学校二三百名学生都要进行一番体检，这非常麻烦也难以做到。
住学校有困难，住宾馆影响旅客休息也不是长久之计。
2012年10月，笔者在北京采访冯仲云的后代，82岁的冯忆罗，她感慨地说：“想来想去怎么办，我父亲母亲就说，干脆到我家里去，将近30个孩子就住到我们哈尔滨的家里。有些男孩子真的很顽皮，有时我一进家门，一看高高的树上骑坐在粗壮的树枝上有好几个孩子，其中有的孩子还顺着树枝爬到屋顶上。”
“为了照顾好孩子们，我父母还特意请了一位苏联厨师来做饭。这近30个人的伙食，每天需要买菜，主要任务压在了我母亲的身上。她利用下班后的时间操办这些事，还经常跑到南岗秋林公司，给孩子们买俄罗斯小点心。我母亲生活上对他们关心照顾，在教育上也是严格把关，我母亲检查他们每个人的作业，一丝不苟，常常忙到深夜。”
安置近30名孩子的住处，并非易事。孩子迁来后，冯仲云把他的会客厅、办公室和他的休息室都腾出来作为孩子们的住处。时任松江省政府主席兼任哈工大校长的冯仲云，工作非常繁忙，他回到家后，几乎没有什么地方休息，他的卧室成为了集办公、会客、看书于一体的地方。
为了不让孩子们住的地方拥挤，受委屈，冯仲云和薛雯夫妇决定让女儿冯忆罗住进校，让儿子冯松光住进了幼儿园。
冯仲云的儿子冯松光回忆当时的情景，颇有感慨地说：“我那时才3岁，冷丁让我离开了父母，我心里很难过，而且平时也看不到姐姐，挺孤独。有一次妈妈薛雯让警卫员接我回家，回家后我抱着妈妈哇哇痛哭起来，就觉得是不是父母不要我了。”
为了新中国的建立，曾经浴血奋战、九死一生的老共产党员冯仲云和薛雯，对红色后代寄予了特殊的关爱和呵护。
2008年6月，笔者曾在北京采访了烈士的后代杨冬，杨冬回忆起最让他难忘的一件事：“当时，我也就10岁吧，很淘气。我在学校期间和同学吵了架，影响了上课，老师找到了家里。我知道自己惹了祸，有些害怕，就悄悄地趴着门缝听里面的动静。老师问，谁是杨冬的家长，冯仲云伯伯马上回答：‘我就是杨冬的家长。’老师说：‘杨冬太淘气了，影响大家学习，学校准备开除他。’冯伯伯笑着说：‘不要开除，要教育为主嘛。一个孩子如同一棵小树，在成长期剪枝修叶可以长得更好。淘气的孩子往往很聪明，引导和培养好了，就可能出息成人才哟。’这件事，让我记忆犹新，尤其是冯仲云伯伯说的那句话，‘我就是杨冬的家长’，让我这个从来没有家长，也没听说过这两个字的孩子感到特别温暖，感动得都想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