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迷信西方，包括它们的制度，它们的民主他们的思想；不将西方世界奉为神明。我想这是我从陈先生那里学到的最为重要的启示吧。我曾经怀疑西方的开放的价值，比如它们到处可见的关于暴力和性的电影，或者它们关于个人英雄主义的塑造，以及它们的选举权的设置等等。陈先生告诉我，这些都是将人性最低的公约数降到最低的结果，都是要用很多代价作为交换的。是啊，我们看得见他们享受娱乐世界中的片刻欢娱，却忽视了这个社会每年有多少人牺牲在私人拥有枪支的枪口下；我们羡慕他们可以票选出国家领导人，却忘记了他们只是用自己的机制先选出两个，让公民在极有限的范围内行使权利，而所有其他的国家机构的成员则出自这个人手中；我们喜欢看他们的电影，喜欢一个人乘风破浪的英雄气概，却忽视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难自己成为英雄，我们要在一个团体中解决生存和立足的问题……从前的粗浅的考虑蒙蔽了双眼，我渐渐体会了读历史的重要性，无论我曾经多惧怕历史考试，对历史题目发憷。
谈到教育，陈启宗先生谈到了严谨度的问题，涉及到我们学术造假、缺少真正意义的精英的问题；学术高层匮乏，比如我们的“通才”太少，专才又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的需求，造成人才断层；博士门槛过低，使得学位不再“值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思想上对真理和价值追求的忽视；而我们常常提到的大学的行政化、商业化，即用权控制大学、用钱控制大学对于学术研究的消极影响。
大学里，有多少东西是课堂承载不起的？在生活中，有多少东西是仅仅从一个人那里学不来的？教育究竟带给我们什么？我该怎样实现自己在社会中的价值，并相对准确地懂得和理解这个社会上的人和事？
在查打银行急速上上下下的电梯间里，跳跃的楼层的数字闪烁着，我在思考。
晚上，和周老师一起到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拜访郑培凯先生。我曾经听过郑老师讲的《儒家乐论与中国美学》的课，当时他给我们看了很多融合了西方美术与中国美术元素的绘画作品，让我们判别哪些是中国画哪些是西方画。从其讲课内容可以推断出来，郑老师是一个学术范围很广的人。这一次一同交流也证实了这一点，他提到他的毕业论文做了8年也没结束，甚至现在还在做，就是因为他把话题定得过于宽泛，结果在研究中发现有很多分支需要面对。我很喜欢郑培凯老师。每一次见他，他都精力充沛、满面笑容，心态很平和。除了对香港教育体制的一些缺陷偶表无奈，其余的都很乐观，也很健谈。我喜欢听他讲他的研究，关于昆曲和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每一次见面他必然穿着传统的中国服饰，儒雅大方，没有一点架子。能把自己做的事情看做真正喜欢的事情，能对于喜欢的事情如此投入地做，这该是多么幸福的人。郑老师一再强调，如果对学术这条路不感兴趣就千万不要勉强自己选择这条路，这条路是为那些喜欢它的人准备的，不仅仅是从事，而是享受。
三个月之后郑陪凯先生来杭州，在我送他去火车站的路上，提起了齐邦媛女士的《巨流河》。其时我正受着一些情绪的左右，难于心平气和地面对学习和生活，更遑论未来的期许。是《巨流河》陪伴我度过很多难熬的夜晚，让我在悲伤之余寻找到了世间的一些永恒的价值，爱和残缺，竟成了构成人们生活的主要元素。我向郑先生询问要怎么样才能专注于学术，执著不懈。郑先生说，齐老师是很踏实的，找到一个你所感兴趣的，然后排除一些干扰，在其中获得乐趣。这个要看自己，也要看机遇。
我看见郑先生在谈到“踏实”的时候笃定的神色，也看到了他对于坚持和忍受孤独的赞同。
是啊，现在这么匆匆忙忙的大环境哪里还有细细思索的空间留给你？大家都匆匆忙忙地生活、谋生，似乎也没有太多的精力去想自己究竟在做什么，期待获得什么。在繁杂的人群中我读到了答案：一旦物质的东西太过丰富，人们也就来不及在乎精神上的充实，也就来不及计较在文明的层面丧失了什么。那么传统存留的文化将走向何处？一个没有了“卫道士”精神的社会，少了多少坚守？
1月25日，一行人拜访了前副廉政专员兼执行处首长郭文纬先生。进入“文化中国人才计划”听的第一堂课就是郭先生的，操着不很娴熟的普通话，他告诉我们香港社会对于反贪的“零容忍度”以及香港官员人人怕贪的社会现实。事后大家私下交流为什么在大陆腐败腐而不败，屡禁难止。用郭先生的解释是，没有在政府的政策决心、社会的普遍风气以及人民的“零度容忍”之间形成一个合力，让整个社会有效而健康地运转起来。我自身不清楚如郭先生所讲的在一个地区试点之后拓展开来的可行性。在大陆，据我粗浅的了解，贪污就如同政治机构本身那样，层层垒起，一个官僚机构就是一个贪污的病菌源，撤掉任何一层都可能导致政治权力上免疫力的坍塌。
我们当天相继见了香港万邦集团主席曹文锦先生、中央政策组顾问邵善波先生。曹文锦先生让我们把眼光放远，不要局限于眼前。我想起过往日子里的不经意间的那些小计较，还有很多很多根本称不上是挫折的小困难，想起曾经因为小情绪而沮丧因为冲动而自暴自弃……才知道自己正是有了年轻气盛这样的资本才能如此不计成本地挥霍。对于生活、学业和情感，自己似乎还一无所知。到了曹先生这样的年纪，有了那样坎坷艰涩的阅历，才能泰然自若地讲出这样的话，准确一点说，讲出这样的话才有分量，才能让人信服。
听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郑国汉教授讲国际经贸关系，听莫利斯教授讲金融与经济，听香港金融管理局外事部主管尹子辉先生讲香港的经济发展，我作为一个经济学的门外汉也经历了一次洗礼。
1月26日晚到澳门同济慈善会主席曹其真主席家用晚餐的经历很难忘。我站在山顶别墅前厅的一角环视，辉煌的灯火、精致的餐具、跳动的烛火、唱着歌剧的音响、洁白的三角钢琴、山下万家灯火、山上寒意撩人……一下子走进了儿时童话的世界，难于回到现实。不是歆羡这样的华丽，也并不慕名这样的财富，我只钦佩曹其真主席的气度。心平气和，完全与我先前的对“女强人”的假设不符，细细品味她的每一句话，竟有了些禅意。曹主席说得恳切，要学会生活，要懂得宽容和为别人着想。人的生命终有限，等到死去的时候能够不必依靠神灵的庇护而心安理得地离开，能够有一群人因为你的离开感到悲伤。这是怎样的人生境界。平淡朴实，却是至理啊。我始终没有开口和曹主席交流。不知道原因，就是不想开口。我只是感到有一种力量渗入到我的心底，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不争的平静来自磨砺，磨砺就是这个世界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欢喜或是悲哀，都是一种际遇；成功或是失败，都是一种勇气；你接受或是不接受，它们就在那里；爱或不爱，生活就在那里。
在曹主席家盛着一个游泳池的阳台的一角，俯瞰山下闪耀着光芒的香港，我感到无比的宁静和安详。
最后一天在香港，1月28日上午，我们在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同那里的学生有一个交流。遗憾极了，当时“马教授”为我们讲了约半个小时的话，风趣幽默神侃。我却到离开之后才知道他竟是马家辉，那个我品味过他文字的马家辉！我喜欢读他的文字，从他的文字上隐约辨析他的模样应该是40岁左右不惑的沧桑，蓄着胡须蓬松的头发。当初读他的《日·月》和《明·暗》，记得他写芝加哥的大雪时说：“在屋内炉火前独斟或沉思时，窗外的雪亲切得像一位远来访候的老朋友。雪无言，我不语，却两心知。”其时，我把玩了好久这句话。读来读去，竟然读出了家乡飘雪的久违的亲切。我于是想起哈尔滨的雪，想起那所我生活了近20年的城市，以及和她有关的所有美好的记忆。
走过香港狭促的街道，见过人声鼎沸车水马龙的繁华，听着生疏的言语在耳边响起，也感觉过维多利亚湾蓬勃的海风，抚摸过不同于大陆的特属于这片土地的温度。当我提着公文包一身正装地急速行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的时候，看着高耸入云的大厦从身边掠过，我误以为自己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一部分。这也许就是香港的魅力，无论来自哪个国度、哪个地区、哪个民族，有着怎样悬殊的文化背景，怎样的身份，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富裕或落魄，都被这个社会所接纳。那些游行的队伍和响亮的口号对于我而言，新鲜而刺激。那些言论和争执，为这片土地增添了生机，却也构成了些许不稳定。
来这里，只有6天。6天里的忙碌让我变得充实而幸福，6天，和其他23位怀着抱负的同学们一同讨论，碰撞着不同的思想，增添了对这个社会的美好的期待。我不擅长也不喜欢争辩，尤其不喜欢说服别人征服他人。但是听着这些志同道合的人争辩，却是别样的享受。你会欣赏他们的执著和热情，他们思辩的敏捷，还有那些引经据典。
有着这些我所珍惜的人在我成长中最生涩的时候出现，真是一次奢侈的享受。在香港之行过后，我时常端出记忆里的这些山珍海味，独自一个人，饕餮。
（201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