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纹
1
这座半废弃的农场距黄羊堡约十里路，四周是荒凉的戈壁，只有一条尘土飞扬的道路与外界相连。一排土坯砌就的房屋，几间又脏又破的猪圈，一大片植物稀落泛着白碱的土地，还有一片被砍得光秃秃只剩下主干和幼芽的柳树林，就是农场的全部家当。1974年秋末的一天，当农场为数不多的工人们见到一名从吉普车上走下来的军人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当时他们以为和往常一样，他只是兵团总部路过这里执行某项公务的一位干部而已。但是后来他们看到了两只大木箱和一堆行李，看到农场的领导将这个军人领到一间孤零零的小屋里，看到那军人将自己的东西扛进小屋，他们才意识到，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是发生了。
当军人往小屋里扛东西的时候工人们远远地看着，他们当中有人想上去帮忙，但最终不知为什么还是没有去。只有一位中年妇女走上前去问这个军人是否要喝水，当时他的脸上布满汗水衣衫已经湿透了。军人对她温和地笑笑，说谢谢不用了。后来那女人回到人群中，她向人们形容说他十分彬彬有礼，而且，他的声音好听极了，是地地道道的北京口音，她很少能听到这地方有人说这种口音。工人们便开始笑话那女人，他们说那女人的丈夫这下子你老婆可以让你好好休息了，这让那个丈夫十分恼火，他向自己的女人喝道：还不闭上你的臭嘴！
那个军人在小屋里住了下来。那小屋，在农场最尽头的土坡上，门前有一棵枯萎了的老胡杨。小屋的窗户很低矮，几乎快要挨着地面，脱落的土坯上泛起了一层白碱；小屋的一面墙已经歪斜，被一根电线杆勉强撑着，那经年累月的木杆已经变得斑驳，下面长出一丛丛野草。军人仔细将自己门前的杂草除净，又拉起了一根晾衣服用的绳子。小屋里没有电灯，每隔十天半月，军人就要步行很远去黄羊堡买来蜡烛。人们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人们只知道，他屋里的烛光总是亮得很久很久。
住在农场小屋中的这个军人的身份一直是个谜。人们曾看到兵团总部来人和他进行长时间的谈话，但谈话的内容他们无人知晓。随着时间的推移，总部来的人越来越少，军人的脸色越来越凝重，越来越沉默寡言。他不分昼夜地写着什么，长久地在荒野中散步，直到一天黎明，人们听到了那一声枪响。
2
我一直牵挂着那个女孩后来怎样了。我没有想到，我当初绝对想不到，我，这个从小学到中学几乎没有和女同学说过一句话的人，到末了，会卷入到一件这样的事情里去。我想起离开北京前，和几个好友在北海公园的那一次聚会。我们沿着结了冰的湖面走了好久，最后在岸边一处回廊上坐了下来。就是在那里，冬子提出给大家看手相。我们几个人当中就属他年纪大，而他已经去山西插队了，我和大尉则是去当兵。冬子看着大尉的手，说他将来一定能当将军，因为他的事业线非常好，在经历了两个“坎”之后就一路贯通直达天庭，弄得大尉摸着脑袋想来想去，最后想到他父亲莫非要官复原职了？冬子又提出给我看。我还记得当他拿起我的手的时候，太阳正从他身后的冰面上落下去，湖边一片烟色的垂柳又蒙上了一层淡淡的血红。他头垂得很低，毛茸茸的脑袋在我眼前一动不动，坚硬的发茬儿直冲着我的脸。他一直不说话。我觉得他的手在用力，在用力将我的四个指头往后掰，搞得我都要出汗了。大尉好奇地问他看到了什么，是不是看到了一个百万富翁。冬子松开了我的手。他的脸色布满暗暗的疑惑。他说他看到了一种奇怪的纹路，他在任何人手上都未见过，他插队的那个村子的“老师”也从未教过他这到底是什么。他的话引得大尉也拿起我的手来细细打量，一个劲地问那条奇怪的纹路到底在哪里。我问冬子他在我手上还看到了什么。冬子深深望了我一眼说：
一个女人。
我一直记得第一次看到她时的样子。在那个夜晚，在黄羊堡车站一片雪地里，她穿着一件带帽子的条绒棉大衣，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其实不是孤零零的，和她在一起的有她的家人，她的父亲，她的母亲和妹妹，地上放着他们全家的行李，可她的姿态，却让你感到她是孤零零的。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有些人即使站在人群中也让你觉得是孤零零的。我想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多看了她一眼。她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她还太小，她的脸在帽子的遮蔽下看不清楚。而且她也不说话。整整一个晚上，我记得她只说了一句话，那是在吉普车里，她说了一句，她说她有些头晕，能不能开慢点儿。她的声音很好听，非常地道的普通话，有女孩子的清脆纯净，同时又混合了一种成熟的厚重和圆润。这声音让我想起很久以前，小时候，我和几个孩子被老师领着到北京广播电台参观，一个上了年纪的播音员这样对我们讲：人的声音是有质地有形状的，有的沙哑得让你联想到硌人的沙子，有的劈裂得让你想到被撕裂的木柴，更有的像是锋利的刀子或沉重的金属，而这女孩子的声音，广播员指着一个正在播音的女孩说，如果让我形容，那就是一块细腻光亮的佩玉。她说你听听这个孩子，声音既悦耳又柔和，既清脆又厚重，能将这两种质地糅合到一起是多么不容易。这天晚上在车里，我好像一下子理解了十几年前这句话的意思。一个有着佩玉一般声音的女孩子。我让司机开慢点儿。这时候她的父亲说话了，这个厚道的军人，他为自己的女儿感到抱歉，他说这个孩子从小身体就弱，她从小就爱生病，她已经住了十六次医院。十六次医院。这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数字使我回过头去看了她一眼，我看到了一张苍白的小脸，在黑暗的车厢中，在混合着柴油和人的呼吸的污浊的空气中，朦朦胧胧地一晃，像是要沉下去了。她年龄有多大呢？我没有问。那女孩的声音，还有那张脸就这样留在我的印象中——一块玉石，一块即将沉入水底的，纯净的玉石。
我想起了小时候在圆明园湖上滑冰的日子。那些往日长满荷花的湖面结了厚厚一层冰，露出冰面的莲蓬已经枯萎了，冻得坚硬的褐色阔叶挂着透明的冰凌，像海面上一丛丛礁石。每当滑到这些莲蓬附近我就放慢了速度，我尽量绕开它们，我怕碰坏了它们的枝叶。在休息的时候我会坐在这些莲蓬旁边，仔细观察它们。有一次我顺着它们长长的茎望到了好几尺深的冰下，我看到那里幽深一片，在最深处躺着一块白白的石头。我的心不知为什么被触动了一下。我无端地觉得那石头很寂寞。我把自己想象成那块石头，那块洁白寂寞的石头，躺在冰冷的水下，望着被莲蓬遮蔽了的天空，幽暗的、被封冻了的天空。
这天晚上，这个女孩的样子和声音使我想到了这块玉石，水中的玉石。
母亲说，她一直不喜欢树木繁花盛开或枝叶茂密的样子。她喜欢落叶飘零的秋天的树。落叶飘零，这几个字真好，听着就好。母亲说你听：落——叶——飘——零。先是下降，下降，然后是轻微的上升，然后又是下降，而且远去。有风的柔滑，风的波动，风的纯净和轻盈，还有风的哀愁和无奈。远去了，然后消逝了。母亲还给我读里尔克的诗句：
就醒着，坐着，写着长信
在林阴道上徘徊
不安地游荡
当着落叶飘零。
当然也不是全落尽叶子的树，而是由稀疏的树叶点缀着的树，母亲说，这样的树才好。这样的树，那枝干的走势和姿态、浓淡疏密才清晰地显现出来。母亲说一棵秋天的树是一个不施铅华的女人，那种美是高贵而淡雅的，又带着些许哀愁。我觉得母亲说得真好。冬子说我母亲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他还说我也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有一次，他看到母亲穿着一身雪白的长裙坐在花园里读书，就说了这句话。他说你妈可真小资情调啊。我相信他是善意的，他其实非常羡慕我有这样一位母亲，但在表面上，他总是说你应该向你爸爸学习。他说你要是个女孩儿我倒不反对你学学你妈，但你是个男孩儿。冬子总是为我担心，他甚至认为我适应不了军队生活，受不了大西北严酷的环境，他们没想到，在下部队放映电影的时候，我背着电影胶片徒步翻越了两座海拔两千米的大山，在收拾电线的时候我的电线上沾满了牛粪，我的手上也沾满了牛粪。他们不知道，在机关打靶和越野行军中，我一直是第一名。
说到这里我要感谢我的父亲。我的父亲，腰板总是挺得笔直，神情总是那么庄严的父亲，给了我作为一个军人，一个男人的最标准的形象。即使在最落魄的日子里，他的风纪扣也是系得严严的。在军区大礼堂那个万人批斗大会的台上，两三只红卫兵的手也按不下他花白的头。在一阵拳打脚踢之后，他昂起流着血的一张脸，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要戴好军帽！
我的父亲啊。我对不起您。人们都说我像你，我知道他们说的是我们的姿态和仪表，但他们不知道，我的内心，没有您一半的坚硬。可难道我选择了这样一条路就算是软弱吗？不要说我软弱。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母亲更理解我。父亲，您教我要坚强的活着，而母亲，她更像我，她教我要高尚而洁净地活着。
高尚而洁净地活着。
3
六十年代中期的一天，北京一座军队大院里发生了一桩轰动事件：一个高干的夫人，从她居住的三层小楼上跳了下来。这个女人，便是萧的母亲。
萧的一家住在军区内一片特殊的小楼群里，这些小楼掩映在一片梧桐树阴中，每座小楼只有两到三层，有雕花的围墙和自己的小花园，白色的阳台十分寂静。人们管这一片小楼叫做“将军楼”，因为有警卫将这片小楼和其它楼群隔开，住在里面的每一个家庭都配有警卫员和电铃电话，偶尔，一部红旗牌小卧车会悄无声息地停靠在楼下。
这一天，停靠在这座将军楼下的不是红旗小轿车，而是白色的救护车。
萧是在放学回家的时候才知道这一切的。这时，那辆白色的救护车已经开走了，但楼下仍然聚着一群人。他们看到萧便停止了谈话。他们望着这个瘦削的沉默寡言的孩子背着书包走过来，他们的眼神很复杂。但是萧并没有发现什么。和往常一样，他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便走上了自家的楼梯。
父亲独自坐在房中。脸色平静一如既往，在飘荡着的窗帘后面，望着外面暗淡的天空。萧和父亲打了个招呼便想到自己的房间中学习，但是父亲叫住了他。父亲说：
我有件事情要和你说一下。
萧停下来，望着父亲。
父亲说：你的母亲跳楼了。
父亲的声音很平静，像是说着一件很平常的事情。父亲说“跳楼”这两个字时，就好像说“跳舞”“跳水”一样，只是在“楼”字上有一个很自然的上升音调。毕竟，“楼”是升调。
之后，萧便和警卫员一起，动身到医院去。
父亲没有说母亲是死是活，萧也没有问。只是在走到楼下的时候他又看到了那些窃窃私语的人群，他循着人们的视线注意看了一下自家楼下花园。他注意到，那道篱笆已经歪倒了，刚刚种上不久的西番莲一片狼藉。有一摊红。不知是血迹，还是被揉碎的花瓣。
在医院里他看到了母亲。母亲，脸上已经被蒙上了白布，独自躺在空荡荡的太平间里。
这个经历在很多年后还常在萧的梦中出现，好像，他仍是一个中学生，仍然在一个放学的午后背着书包朝那个将军楼的家中走去，而父亲，坐在飘荡的窗帘后面，用平淡的声音告诉他：你的母亲跳楼了。奇怪的是，接下来的过程他便记不清了，他记不清他是如何和警卫员一起到医院的，是乘车去的还是步行去的？到了医院他们见到了谁，是谁接待了他们，又是怎样找到母亲的？他甚至也记不清母亲当时的模样，在梦中他多少次见到的母亲都正在睡觉，躺在雪白的床单上盖着雪白的被子，母亲一见到他就微笑了，母亲说：我一直在等着你来。
我一直在等着你来。
很多年后，当萧握着一把崭新的五四手枪坐在窗前时，这句话，这句在梦中出现了多次的话，才惊心动魄地浮现上来。
母亲躺在雪白的床单和雪白的被子上，母亲的微笑像往日那样温柔而平和。萧在恍惚间好像去的不是医院而是自己的家里，是母亲住的那个房间，那个房间在小楼背阴的一面，光线幽暗而柔和，有雪白的窗帘和雪白的桌布，瓶子里插着雪白的花朵，而母亲，也是躺在这样的雪白床单和雪白被子上，和医院一模一样的雪白床单和雪白被子上。这是母亲的一个怪癖：她是那么顽固地喜爱白色，她所有的衣服所有的被褥都是纯净的雪白，即使不是白色也是白地素淡的小碎花。所以在萧的梦中，医院中的母亲和家里的母亲就这样重叠在一起。
那么接下来他们说了什么？
记不清了。只有那句话：我一直在等着你来。
萧从来也没问过父亲，母亲为什么要自杀。过去他就和父亲没有话说，如今，这个伤心的话题，更成了父子俩的一个禁忌。他还记得从医院回来的那个晚上，他走进父亲的房间，他知道父亲一直在等他。父亲的房间没有点灯，但他仍然看清了，父亲坐在窗帘后面那凝然不动的姿态仍和他下午离开时一模一样，在月光下像一座岩石或一棵老树，兀自挺立了几千年几万年。萧站在父亲面前。父子俩默默无语。父亲挥了挥手，父亲甚至没有让萧说一句话。他说：
你走吧。
父亲和母亲，就这样留在了萧的心中，一个说：我一直在等着你来。而另一个说：你走吧。
4
我一直在想，母亲，她如果活着，对我的行为，该做何评价。我天性的一大部分都继承了她，母亲，她是我诗歌的第一个读者。我的父亲你不知道，母亲，她一直在偷偷写诗。有好多次我们一起朗读诗歌她都流下了眼泪，但当你走来时，她便赶紧抹去眼泪，她说你不喜欢她这个样子。你不知道，当我偷看那些藏书被你发现后，你把我关在冷房间里不给我吃东西也不让我睡觉时，是谁流着眼泪偷偷给我送来食物和被褥？当大院里一浪高过一浪的抄家风席卷而来的时候，是谁把你原本命令警卫员小李拿出去销毁的那些“毒草”，那些普希金、屠格涅夫还有杰克·伦敦，都藏了起来？父亲，你以为那些书被销毁了，但是没有。参与这个秘密的有我，有母亲，甚至还有小李。这个家里有四分之三的人都参与了这个秘密，惟独你不知道，这真让人遗憾。可这并不说明我们不爱你，父亲。我相信我的母亲在跳楼的最后一瞬间也是爱你的，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你一定不明白，一向温柔恬静的母亲，连一句反驳你的话都说不出来的母亲，如何能这样毅然地弃你而去。你从来不向我谈论，但你那一夜之间就花白了的头发说明你内心承受的一切。可是我理解母亲。我理解母亲，因为我身上流着她的血。父亲，事情就这样简单：我长了你的外貌和骨骼，但我的身上流着她的血，甚至跳着她的心。我知道这颗心在什么地方，有着累累伤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