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伟
琨儿常伤风感冒。娘一到，就从她的衣兜里摸出体温表，甩两下，然后就解开琨儿外衣上面两粒扣子，从内衣处把体温表伸进琨儿的腋窝下，她一把把琨儿暖在怀里，脸贴住琨儿烧得通红的脸。眼睛就一动不动地看着对面墙上的挂钟，不动声色，一秒一秒地数着，一定要数满300下，才把体温表拔出来，水平地伸到眼前，立马读出烧到多少度。若烧高了，她就喊，快拿氨苄西林，快拿托恩……我第一次见着时，竟大为惊讶：其一是60岁的娘眼神不好，她却能准确快速地辨出体温表上的度数；其二是没有多少文化的娘，竟能顺溜地记得拗口的药物名，且晓得它们各自的用途。
娘最怕琨儿烧高了、烧糊了，所以她时时要我们在家里必备退烧的药。我是知道的，娘的担心不无道理。我们全家都在乡下时，小弟就是烧高了，后来患下了脑膜炎后遗症，弱智了。我晓得，这高烧，烧灼了娘的心，这一直是娘心中永远的痛。
后来，娘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时每刻，她的衣兜里总揣上一个体温表。
这回，娘也发烧了。父亲回老家有事去了，临走时给我挂了电话。我一上午在办公室里忙，其实说穿了就是喝茶看报打电话。中午，又急着和朋友去赶场子（喝酒），就把这事给忘记了。酒醒之后，一拍脑门盖子，记起父亲的话。一车打到父母家里，没看见娘，只有小弟一个人在家。问小弟，弱智而又结巴的小弟说了好大一阵，我才晓得娘是实在熬不住了，一个人上城南诊所打点滴去了。
到城南诊所，我推门进去，娘躺在床上，正在打着点滴，一滴又一滴，从高空掉下，掷落有声。
我急急地问娘，您高烧，您烧到好多度？娘说，我试了体温的，毛毛烧，年轻时经得住，唉，年岁大了，不中用了，只好来打一瓶水（点滴）了。娘说得若无其事。
坐在对面桌上的医生接了话：还毛毛烧，都40度多了，幸亏来得早。
娘转过脸去，岔开话题，和另一个打点滴的老妇人拉起了家常。
娘问：你老人家有几个崽女呀？
老妇人答：三个，两个崽，一个女。
娘看了看她，单单的一个人，问：他们不管你？
老妇人答：不管。他们都讲我太顾这个哈宝崽了，屋也不分给他们几股。
我再去看那老妇人，原来是住在我们那条街上的冬财的娘。冬财跟我小弟一样，患了脑膜炎后遗症，是个弱智，与他的娘相依为命。
娘又问：生病了，他们也不管？
冬财娘干干地答：不管。
娘再也无话。
很长一段时间谁都无话，静，只有长久的静。
娘的血管太细，打点滴的针只能用七号针，很慢很慢。大约坐了一个多钟头，我的屁股下面似生了钉子一般，有点坐不住了。
娘可能是看出来了，说：你有事，你去你的，我打了针就回去了，不用管我。
医生却不屑，说：你娘打的（点滴）还算快的，那个老婆婆（指冬财娘）都四个多小时了。她的崽都还在外面等着呢。
我这时才发现冬财坐在门口一侧，天气很冷，他不时地打着哆嗦，还不时地透过拉紧的玻璃门往里瞅着，也许是想看清楚些，他整个脸都贴在了玻璃门上，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了，变了形。眼睛，却睁得老大。
娘也看到了，转过脸来有点怪罪的意思问冬财娘：你怎么不把（你的）崽喊进来？
冬财娘答：我不要他陪我来，他要陪我来。他陪我来，他又不肯进来。他不肯进来，他是怕别人闻着他身上的（气）味。你也晓得的，得了这种病的人，脾气都倔得很。
娘埋下了头，我看见了娘在擦眼睛。冬财娘当然不会知道，她这一说，说到了娘的痛处了。
冬财娘先打完了点滴。医生拔出针，要她自己用手摁一会儿。哪料她想急于起身，一用力，手上的血直冒，滴了满地，谁也没有看见。却见门口处的冬财拍打着玻璃门，喔喔喔地叫着。
交完钱一出门，冬财就在门口扶着娘，一步一步走向远处。
远处的天暗了下来。
这时，我的小弟向诊所急匆匆地走来。
我的脸一阵一阵无由地发烧。
我在心底问自己：在情感和心灵的天空中，我怎么就弱智了，我连他们两个“弱智”都不如，我是不是患病了？
我无数次地问自己，也问冬财的哥哥和姐姐。还有，和我一样“健全”的人，你呢？
（选自2006年2月23日《湘声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