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乃光
灯火是夜的眼睛。远远近近的灯火一眨眼，头顶暗夜的天幕便渐渐把世界笼罩了起来。
天空一暗下来，杯中的酒便开始在我们身上燃烧。带着一身灰尘，我们开始了在这块土地上的行走。在主人的带领下，沿着下榻的新华宾馆前的大街，向南，游向夜的深处。
石板铺砌的小路，木头构成的老屋，奇形怪状的招牌，梦一样的灯火。这就是这个地方的老城区。它在我们出发地大理古城的北边，相距约四百公里。到了目的地，它又在新城区的南边，隔新城一公里不到的地方，原来已废弃，新近才恢复——显然是因为旅游业的需要。
记得刚到时，正碰上夕阳西下。一路七上八下的颠簸之后，眼前出现的是黄的油菜花、白的荞花，还有黄、白之间一排排晾晒青稞用的木架。木架由两棵或三棵直立的木柱，以及木柱间一根根横钉着的横木组成，收割的季节已过，在天空的映衬下像空着的五线谱，等待着一只神秘的手来填写。木栅栏围着的草甸上，闲散地走动着黄、褐、黑的牦牛，时时产生一种距离感。然而，很快地，随着夜晚的来临，眼睛中的一切便都消失了，消失在朦胧的灯火里。
只剩下模糊不清的石板路，路边一幢幢造型古怪的木头房子，还有路两侧悬挂着的“布达拉咖啡馆”、“远山户外”、“阿布老屋”、“古茶马驿站”、“布达拉木楼”等各式各样木质结构的匾额、招贴。
领路的朋友说，这些木头房子，有的是客栈，有的是咖啡屋，有的是茶室，有的是歌舞厅，经营者中有很多的老外，光顾者也有很多外国游客，所以称得上是名符其实的“洋人街”。在出发地大理，也有“洋人街”，也有很多木房子，但眼前的木屋，却透着一种异样的情调。这肯定与距离有关，颠簸四百公里，穿过了无数松林、柏林和冷杉林，越过了一条条江河一片片草甸，看过了夕阳中的油菜花、荞花，海拔由1976米升高至3228米，这距离足以使木屋产生另一种况味。
在老城区的四方街广场，一座高大的木楼前，两个年轻的外国游客——一个长发飘飘的女士，一个身材挺拔的男士，在与一大群藏族男女手拉手围成一大圈，兴高采烈地跳舞。他们唱的曲调有些纳西族的味道，同行中有人说这是强势文化的一种入侵。路边客栈的红灯笼，挂在凉凉的夜风里，光亮模糊得看不到人的影子。迷蒙的灯光中，弥漫着酥油茶的味道，弥漫着陌生的气氛。家乡也有很多灯笼，但却没有这样的心情，也没有这样的味道和气氛，这恐怕也与距离有关。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人的心境也与所处的环境有着紧密的关系。
走过四方街，我们被主人引到一家集酒吧、客栈、餐饮于一体的名叫“阿纳作坊”的休闲木屋。阿纳作坊原来是废弃不用的一座木结构两层楼房，它原来的主人早已搬到新城区的新式住房中去了。这年老的房子本来是想拆除的，主人认为已毫无用处。幸好主人的想法未来得及付诸实施，否则他会后悔一辈子的。原来用来关牛羊的一楼，现在被铺上了光洁、干净的木地板，在灯火中透出高雅、神秘的气氛，显示出了它特有的价值。老城区的其他老木屋也相继被经营者争相租赁——这同样是时间的距离在起了作用。
阿纳作坊的经营者叫阿杜，一个很帅气的年轻人。原来在北京某文工团吹萨克斯的他，看好这个地方越来越大的名声，带着妻子和小姨妹来到了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租赁了这座老屋。一个男人，两个女人，开始了他们异乡的经营生活。
在摇曳的烛光间，一位神色端庄的少妇给我们端上酥油茶，她身材健硕、双臂修长，上茶的动作娴熟而优雅；另一个身材苗条的少女为我们送上炒青稞、银杏仁、松籽等干果，轻盈得像一阵清风往来于桌子之间——前者是阿杜的妻子，后者是阿杜的小姨妹。正当她们悄悄回避到灯火的后面，只给我们留下朦胧的想象时，阿杜拿出了他的萨克斯，开始全神贯注地演奏，我的心一颤，我听到了萨克斯音乐《回家》。
陌生感再次袭来。这支耳熟能详的曲子，在摇曳的灯光中，少了记忆中的悲怆，多了现实中的思念。我想这决不仅仅是因为少了打击乐的伴奏，更多的还是来自演奏者遥远的出发地和迷离的身世。他从灯火最明亮的京城来到这偏僻的高原僻壤，其间一定有一段比音乐本身还复杂的情愫、还遥远的距离。深深的思念，不懈的行走，在音乐中踏歌行板般进行着。两个神态端庄姿态优雅不时往来于茶座间斟茶倒水的女人，若即若离的身影在强化着音乐的陌生感，陌生得让我感动。
萨克斯突然颤抖了一下，端着茶盘的少女的手跟着一颤，我手中的茶杯也随即跟着一颤。
“来自异乡的阿杜一定思念他遥远的故乡了！”我对身旁搞考古的杨德文说，“在太阳升起的某个早晨，他也许就会带着他端庄的妻子和贤淑的小姨妹，走向回家的路。”
“不！”德文回答我，“阿杜刚才还向我仔细打听寺登街呢，说他下一步目标，就是去寺登街开个新的茶室。”
我怔住了。寺登街是大理境内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集市，被世界纪念性建筑保护基金会选入2002年世界纪念性建筑遗产保护名录。用萨克斯吹奏着《回家》的阿杜，把目光又落到这个地处僻壤的古镇，真让我有些意外。
一方面是对故乡的思念，一方面是不停步的跋涉。望着摆动着头颅、摇晃着身肢卖力地吹奏着萨克斯的阿杜，我的好奇心被点燃了。我正想等他歇下好好与他聊聊，同行的伙伴中却有人叫嚷着出去走走了。
身后，萨克斯管如泣如诉，在渲染着一种情绪。这片木房子浸透了这种情绪，整个夜晚浸透了这种情绪。走到街上，好客的主人又要领我们去一家咖啡厅喝酥油茶，看歌舞。我犹豫了一下，悄悄离开了他们，再次来到四方广场。我看到迷蒙的灯光中有很多甩动的头发和长袖，人们围成的圈比刚才来时见到的大多了，其中有很多高鼻梁的外国人。一个藏族少女见我呆立着，来拉我的手。我一挣，赶紧逃脱了。我听见她在背后发出一声长长的愉快的尖叫，像不小心放跑了一只即将捕获的野兔。
我虽然逃脱了，但却逃脱不了萨克斯引发的那种情绪。这种情绪一直顽强地跟着我，延续到第二天，延续在游览香格里拉的全过程。在松赞林寺高大的庙廊里和木板楼梯上慢慢走过时，在层层叠叠的经幡和袅袅的香烟间沉沉穿过时，我想起了这种情绪；在纳帕海绿色的草甸上看着星星点点的格桑花、点地梅、鸢尾花时，在草甸木栅栏间看缓缓移动着的或黑或黄或褐的牦牛群时，我心里都泛起了这种情绪。这种情绪肯定与距离有关，我感到它无处不在。我们出发时，正是赤日炎炎的盛夏，而到达这里后马上走进一个充满凉意的夏天！这本身就是一个距离。在这片土地上行走，被牛脖子上的铃铛摇远了的雪山，被帐篷顶的炊烟拉远了的草甸，显示着无处不在的距离。雪山的冷，草甸的落水洞和沼泥，使人不敢轻易靠近。
短短两三天时间，这片土地让我带走了雪山、草甸、牦牛、酥油、格桑花等诸多词汇，让我想起了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写于1933年的与这个地方有关的一本书。
在这本名为《消失的地平线》的长篇小说中，詹姆斯？希尔顿首次描绘了一个远在东方群山峻岭之中具有永恒的和平宁静的地方。他明确地说在这永恒的和平与宁静之地，就在中国藏区地处雪山环抱中的神秘峡谷，附近有金字塔般的雪峰、蓝色的湖泊、宽阔的草甸，还有喇嘛寺、尼姑庵、道观、清真寺和天主教堂。小说发表后，成为当时的最畅销书并获得英国著名的霍桑登文学奖。1944年，好莱坞投资250万美元将小说搬上银幕，影片的主题歌《这美丽的香格里拉》随之传遍全球。詹姆斯？希尔顿因此而为英语词汇创造了一个与汉语“世外桃源”同义的新词：香格里拉。《不列颠文学家辞典》称这是此书的功绩之一。这个词中就包含着不可抵达的意思。人的希望，很多时候是不现实的，也许正因为不现实才成为希望。
而这个詹姆斯？希尔顿笔下所描绘的神秘之境，经过近年来海内外专家学者煞费苦心的多方考证，就是我们抵达的这个地方——这个有着灯火照亮的木头客栈、木头酒店、木头咖啡室、木头歌舞厅，有着闪着银光的雪山和开着格桑花的草甸的地方，据说它就是希尔顿小说原型的所在地。
想到这些，心情便有些错愕和复杂。香格里拉对人的诱惑，或许就在它所具有的“世外桃源”的特定所指。人们对于那个被称为“世外桃源”的地方的向往，可能正是源于它可望而不可及的“距离感”，以及对身边这个世界的厌恶与疏离。把一个虚无飘渺的理想物具体化，使它成为现实中的某一个地方，会不会有违作者的初衷？（《消失的地平线》毕竟是一部长篇小说而非导游手册），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会不会最终使人们的想象力颓然褪色？
草甸与雪山，草甸与雪山间漂浮着的帐篷、野花与牦牛群，强烈的色彩对比所产生的晕眩般的虚幻感和距离感，确实是这片土地能够与詹姆斯？希尔顿的香格里拉有着某种形而上的神似的地方。然而两天的行程中，看到草甸与雪山间一批批钢筋混凝土建筑开始成群结队在侵蚀着这片宁静而古老的土地，看到一些现代风格的建筑物和旅游设施开始出现在旅游景区，看到一群群乌鸦被驶入草甸的机动车辆惊飞而起，心里的失落与不安随着离开的时间的逼近而不断加强了。老城区的洋人街、四方街的集体舞，让人看到了大理或丽江的某些影子。这里的人在努力把这片土地和希尔顿笔下的“香格里拉”对接的同时，可能不会意识到这一行为的突兀和短促。他们自以为能使香格里拉从“可望而不可及”向“可望可及”靠拢的种种努力，也许得到的却是走向“不可望不可及”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