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公司经理乔治·W·汤姆森来说，那是一个事事不顺、充满烦恼的早晨。他刚坐在办公桌前那把以其灵活的转动使吉列尔米托·拉达心生妒意的转椅上，玛格丽特·希尔小姐就用短笛般的声音报告说地下地质学家杰罗姆·惠特到了。惠特腋下夹着五六张卷起来的图纸和用黑文件夹夹着的一叠文件。
“他是来要平衡竿的。”汤姆森想起来了，然后高声大嗓地说：“惠特，你不是说这里的石油不用任何人动手就会突突地往外冒、流得到处都是吗？你不是说必须堵住它、制止它，它才不会满地流吗？现在你却又来提什么平衡竿的事情。”
“情况当然跟我说的一样，汤姆森先生。只是许多油井像挤牛奶一样，现在需要一台抽油机，把井里剩的油抽上来。”
杰罗姆·惠特把他的文件和图纸摊在桌上，当然他事先轻蔑地用臂肘把玛格丽特·希尔小姐用那双多情的手放在那儿的一个可笑的小花瓶推开。地下地质学家用红十字标出了需要安装抽油机的井位。在另一张图纸上，他仔细而熟练地画了一根即将运转的平衡竿，一架单翼钢制风车。安装单翼不是为了在风翼上划弧，而是为了借助一个由电动机推动的脱位跷跷板上下移动。
汤姆森先生试图只让大平原千百年不停地喷油，而不需要那些隆隆作响、使人反感、特别是造价那么高的活塞机器。但是在地下地质学家杰罗姆·惠特的无可辩驳的理由面前，他的狡猾的头脑无济于事。汤姆森先生只好——杰罗姆·惠特带着他那些数字和他的直线图一离开——对玛格丽特·希尔小姐口授了一封信，请求总部迅速把平衡竿托运来。
半个小时后，女秘书的声音又响起来，并且随着上午时间的推移，她的声调更加刺耳和颤抖了。这一次她是报告吉列尔米托·拉达由镇长陪同到来。一定是某件令人恼火的事情，某个麻烦问题，推动他们到这儿来的。对那样的问题，拉达不敢自己承担责任来解决，尽管公司早就把处理那些需要处理的问题的权力交给了他。
“叫他们进来，你去吧，希尔小姐。”
他说话的口吻不那么客气，但是希尔小姐却常常夸大她的责任感，这就使得她喜欢多嘴多舌。更使她感到屈辱的是当着两个客人的面要她出去。
两位客人小心谨慎、忧心忡忡地走进来。镇长开始谈他的问题，并不忙着去坐汤姆森先生请他坐的扶手软椅。
“是关于神圣的工会的事，汤姆森先生。拉达先生提醒我说，有关工会的事情你一个字也不想听，这个问题跟你的工作毫无关系。但是我之所以冒昧地到这儿来跟你谈这件事，是因为情况恶化了。他们向工作委员会递交了一份要求合法化的申请书，签名者达六十人。在等待合法化的同时，他们在镇子中心租了一所房子。”
“不过，没等我询问你就让我明白了，科瓦上校，在你行使镇长职权的时候，本地一个工会也没成立，哪怕用枪逼着他们成立。你们想告诉我的难道不是这个吗？”
瓜尔伯托·科瓦搔了搔脑袋，仔细看了看玛格丽特小姐放的那个镀镍的小花瓶后才回答。
“不错，我想通过拉达先生告诉你的就是这个。不过，我们处在民主时代，而不是独裁专制时代，汤姆森先生。再说呢，这并不是几个鼓动者的问题，而是六十多个工人的问题。连监工卢西亚诺·米利安也在申请书上签了名。如果他们不制造另一个世界的麻烦，我们是不能把他们全关起来的。这就是问题所在。另一方面……”他打住了。
“另一方面怎么样？”汤姆森突然问。
“关于运输那件事，汤姆森先生。看来头头们在等待时机，等待工人们的不满，到那时再发表关于成立工会的想法。你知道，工人们曾经要求公司为他们提供到达工作地点的运输正具，而公司……”
“最后为工会成立问题承担责任者是我，而不是你。”汤姆森刻薄地打断他的话。
镇长只好谨慎地保持沉默。他已经有六辆大卡车成为公司的固定资产，他希望公司借给他钱再买两辆。在他离开家时，玛丽亚·埃杜维希斯对他说，这次可能是向经理提出买两辆新卡车的机会。但是美方经理的面孔在那个早晨并不预示着宽宏大量。
“你至少该知道那些头头的名字吧？”
“老实说，我不知道。”镇长不快地回答，“他们像老鼠一样在黑暗中工作。‘在黑暗中只有罪恶活动’，正如解放者说的那样。”他挺了挺胸脯为找到机会证明他不是一位缺乏教养的镇长而是一名善于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引用历史典故的官员而感到骄傲。
但是乔治·W·汤姆森不准备引证。
“你连一个人的名字，那些鼓动者中任何一个人的名字也不能提供吗？”
“当然能，你看，”瓜尔贝托·科瓦回忆道，“就在昨天夜里我得到消息说，一个叫克利马科·格瓦拉的高空作业工人是对建立工会态度最坚决的人之一。”
汤姆森马上把这个名字记在手边的一张白纸上。后来，镇长走了。只剩下美国人和吉列尔米托·拉达了。拉达坐在椅子边上，并着双腿，用哈巴狗的眼睛望着他。
“明天就把那个高空作业了人辞掉！”
吉列尔米托·拉达向来不习惯争辩，对乔治·W·汤姆森的命令，他连稍加考虑的表示都没有。但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他是被迫那样做，尽管是通过一种柔和而难过的声音感觉到的，仿佛是祈求某种施舍或要求某种慈悲。
“我冒昧地告诉你，汤姆森先生，克利马科·格瓦拉那个家伙在工人中间好像很受欢迎。粗暴地辞退他可能会引起工人们的抗议，采取更巧妙的办法也许更恰当。”
听了吉列尔米托·拉达这番异乎寻常的意见后，汤姆森感到意外，犹豫了一瞬间；不过，仅仅一瞬间。然后他坚决地说：
“你明天就把他辞掉！”
最后，使他感到更不快的是，希尔小姐用那种难听的声音告诉他，查尔斯·雷诺尔兹来向他告别了。雷诺尔兹在提交了不可改变的辞职报告后，将回新奥尔良去。公司将失去一位有能力的忠于职守的职员。还不只于此，他还带走了那个可恶的女人，这使乔治·W·汤姆森的基督教徒的感情受到挫伤和羞辱。“基督，”他一边握着雷诺尔兹的手一边心里说，“宽恕了玛格达莱娜，但是他从没有想到跟她结婚。”无疑，这是一个巧妙的讽刺。到吃午饭的时候，在谈到雷诺尔兹离开公司的事时，他要对他妻子说一说，当然是假装碰巧在那个时刻想起来的。
查尔斯·雷诺尔兹穿着蓝开司米西装，露着领子和领带，告别时他的话不多。显然，他是急于启程。他的小汽车就停在办公室门口，车顶上放满了手提箱，格雷塔·卡尔沃坐在司机坐上。女人正若有所思地、严肃地等着他，她的嘴唇没有涂口红，穿着一身裁缝做的灰衣服，戴着一顶也是灰色的小帽子。
查尔斯·雷诺尔兹先生将住在新奥尔良。他在那里有一幢带壁炉的房子，一座长着一簇簇菊花的花园，还有一条名叫布莱基的大黑狗。查尔斯·雷诺尔兹将挽着格雷塔·卡尔沃的胳膊逛大街，浏览橱窗，把她介绍给他的朋友们，并不为她感到羞愧。下午他们将在柳条编的小桌上喝茶。谁也不会再叫她格雷塔·卡尔沃了。
卡门·罗莎把头靠在马蒂亚斯·卡瓦哈尔的裸露的胸前，高声诉说着她最最隐秘的心事，仿佛在自言自语中让卡瓦哈尔像透过玻璃一样看到她内心的一切。
“我的脑袋所靠的这块肉体，听得见你的心跳动的胸前稍靠下的地方，是世界上我最喜欢的。只有想起听见你心跳的这个最甜蜜的时刻——你用手抚摸我的额头，对我说你爱我——只有关于这个甜蜜时刻的记忆，才像手帕一样，在我失去你时为我擦眼泪。”
“我刚刚找到你，小鸽子，我将继续找你，每次找到你，我都觉得你和过去不同。你干吗说失去你失去我的呢？”
“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失去你。我从来也不抱幻想。我知道我会永远感到痛苦。不过，如果我碰见你一千次，我就会一千次地对你张开双臂。如果你一千次地叫我到一幢蓝白相间的房子去，我就会像患梦游症的人一样一千次地答应。”
“卡门·罗莎，我美丽的小妞儿，好好听我对你说的话。我三十五岁了。我花了二十年时间同吝啬、无知和不公正作斗争。我曾被捕和流放，曾经挨饿和受穷，我读过不少书，睁大眼睛游历过许多国家。但是当我回顾我的全部生活、我的全部激情、全部心情、全部信念、全部疑问、全部欢乐和全部仇恨时，却找不到任何东西使我感到像在你身边、在你的爱面前这么紧张。任何艺术品也不像我每次看到你的肉乎乎的嘴或你的脚的曲线时那么让我激动。任何激情也不像我把你搂在怀里时感受到的这种快意令人振奋。我从来也不曾觉得……”
卡门·罗莎赶忙伸手捂住了马蒂亚斯·卡瓦哈尔的嘴，没有让他把那些要说的话说出来。接着，她突然大哭起来，泪水浸湿了她的头所靠的他的胸部。
“我太傻了！”她说，说完一下子溜下了床。
马蒂亚斯·卡瓦哈尔看见她赤身裸体走路，看见她走到房间中央停下来，看见她像孩子一样用手背擦眼泪。最后，他又望着她的后背，黝黑的百合色的背和细瘦的腰身。这时她拿起胡乱扔在椅子上的衣服，开始一件件地穿上。
“有时我害怕极了，我的宝贝。”卡门·罗莎朽手拿着一只袜子，突然这样说，“我们住的地方这么小，谁都认识我们。我们的事，人们早晚会知道。托莱多神甫会知道，玛伊塔姐妹会嚼舌头，内利和她的女儿也会知道，这事将成为全镇的丑闻，我可怜的母亲会羞愧得无地自容。”
“他们怎么会知道呢？到现在他们还不知道，他们永远不会知道的，我坦白地告诉你吧，有时我心里会产生一种难以克制的愿望，恨不得跑到大草原上去像疯子达太那样叫喊：‘卡门·罗莎爱我！卡门·罗莎爱我！我也全心全意地爱她，哪怕被虫子咬着！’”
卡门·罗莎衣服穿了一半，蜜桃和白瓷般的乳房还露着，就跷着脚走到床边，把嘴送过去让他亲。马蒂亚斯·卡瓦哈尔吻了她很久，只是为恳求她才停止了吻：
“你先别走……”
“不行，我的宝贝！”她挣脱了他的双手，“你想不到我会怎样编故事给我母亲听，好让她相信我为什么老不着家。我会对她说，我和这一带的一家人交上了朋友，那个家庭有一个患病的夫人带着两个淘气的男孩。当然他们都不存在，既没有什么夫人也没有孩子。有一天我母亲想见见他们，我的瞎话就露馅儿了。那时我就无话可说了。可我从生下来就没说过谎。”
她站在房门口，衣服已完全穿好，嘴上抹着口红，头发上蒙着纱巾。
“再见，马蒂亚斯·卡瓦哈尔！”
他—丝不挂地从床上跳下来，想跟她吻别，但是卡门·罗莎害怕动摇了离开他的决心，所以只让他亲了一下额头。
离开了马格里托·德斯马家的时间和走进他家的时间，两者虽然都很短暂，但却都是令她恐惧的时刻，紧张得几乎停下了呼吸，两只手不住地哆嗦。她怎么解释她去那个偏僻的地方、走进工头马格里托·莱德斯马家的事情呢·所幸的是，她已经到那幢蓝白房子去过七次——不错，是七次，七个时间她都像七个加数一样一个挨一个记在一个笔记本上了——一个人也没有看见她进出他家的门。甚至也没有人在那个时刻看见她在那条偏僻的街上走。因为在那个时刻，一号办公室队正在战斗。由于相信印第安人桑托斯·甘博亚的灵活、相信莫罗乔·阿莱格里亚的运气和托尼·罗伯茨的指导，它打败了坎塔乌拉队、帕里亚古安队和玻利瓦尔城队。
然而，随着那次约会即第八次约会的结束，她的幸运之星也熄灭了。她刚刚朝街角走了几步，就看见远处有一辆小汽车向她这边开来。很清楚，那是土耳其人阿维利诺的布伊克牌小汽车。每天下午他都驾车从她的酒店前经过。
土耳其人阿维利诺减慢了车速，可能想停在她身边，让她上车坐在他旁边并对她说送她回家。但是他随即改变了主意，重新加快了速度，从她旁边经过时几乎没看她，只是生硬而沮丧地招呼说：“你好！”
她的心不禁像皮球一样泄了气。她靠在了萨姆埃尔小金属杂货店关着的门上，一动不动地呆了一会儿，不知该怎么办。土耳其人准把发生的事情全倩到了，他会把事情告诉全镇的人，告诉内利，告诉小女儿和堂娜卡梅利塔。
她抬手擦了一把冒出冷汗的前额，然后迈着慢腾腾的步子继续往前走。
——那不是真的，卡门·罗莎·比列娜，土耳其人非常喜欢你，他绝不会吐一个字伤害你。你可以完全放心，他什么也不会对别人说的。
“明天晚上必须把工友们集合起来。”克利马科·格瓦拉对拉蒙·巴利亚达雷斯说。
“明天晚上·在工会的房子里吗？”
“是的，老弟，在工会的房子里，有重要的事情商谈。你负责召集人，我把报告准备一下，便于大家讨论。”
“工作委员会答复了吗？不承认我们合法吗？”
“不，还没有答复。是关于别的问题。回头我告诉你。”克利马科·格瓦拉含糊其词地说。
他们站在钻机下，风儿飘来监工的声音：“今天你们是来干活儿的还是聊天儿的？”
克利马科·格瓦拉离开了楔子工拉蒙·巴利亚达雷斯，开始爬钻塔。他不慌不忙、以有经验的高空作业工的准确性爬着，把脚放在应该放的地方，一节节地顺着高耸的阶梯往上爬，将一直爬到梯顶上的栏杆里，在那里操纵巨大的钢铁骨架转动。
他不想把发生的事情告诉拉蒙·巴利亚达雷斯，免得让他过早地感到不安。那天早晨他收到两份不同的通知，它们的同时性是毋庸置疑的。就在他开始工作的那一刻，监工通知他说，吉列尔米托·拉达想在自己下班后跟他谈谈，他们才刚刚见面认识，在街上相遇时几乎连招呼都不打，吉列尔米托·拉达能跟他谈什么呢？有一个不可改变的方案：“公司已经决定，明天将解除他的工作。”吉列尔米托·拉达在他的办公桌后面，就像躲在铁丝网或讲道台后面一样接见了工人。“公司已经决定解除他的工作。”这就是一切。
身着制服、胸前斜佩着武装带、腰里挎着手枪的黑人梅尔乔尔在这之前就对他谈过此事。黑人梅尔乔尔大清早就在他家门口等他，看见他出门去上班儿就告诉他：“瓜尔伯托·科瓦上校要你今天下午务必去他的办公室一趟。”这个通知和吉列尔米托·拉达的通知加在一起，问题就一清二楚了。下班儿后吉列尔米托·拉达就辞退他。瓜尔伯托·科瓦将以“煽动者”的罪名把他关在镇公所的牢房里，如果宽容一些，就限他在二十五小时内离开镇子。
他已爬到宽敞的铁栏杆里，那里有使钻头伸向地下的旋动轮。他准备开始工作。他把安全索系在腰上。在离塔顶九百英尺的地面上，在运送流动的泥巴的黑胶皮大肚子蛇形管的下面，看得见打孔工人哈利·罗尔大的钢盔和两个楔子工与一个筑路工的草帽。
拉蒙·巴利亚达雷斯将召集工会会议。辞退他和监禁他的消息将是会议议程的中心话题。尼卡诺尔·阿特亚加将气愤地站起来建议起草一份强烈的抗议书，黑人洛伦索·托雷斯将补充说：“如果必要，我们就举行罢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