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要去做的事情就是尊重我的阴影的拥有者：那去除所有的名字和身影的人。
水的黑暗
我倾听那落在我梦中的共鸣之水。话语犹如我倾洒的水落下来，我的眼里画着我眼睛的形态，我游动在我的水域中，我说出我的沉默。我彻夜希望我的语言设法来形成我。我想到那朝我吹来的风，留在我内心里。我彻夜行走在陌生未知的雨下面。它们把一种形式和幻景的彻底沉默赋予我。而你犹如惟一的鸟在风中荒凉地疾飞。
在《马尔多萝之歌》19世纪法国诗人洛特雷阿蒙的名著。的一章里我的衣裙下面，一片长满愉快的孩子般的花朵的田野随着子夜而燃烧。
当我写下大地这个词语时，光芒就流动在我的骨头中。词语随着洒上香水的动物而出现；悲哀得就像它自己，自杀；它犹如一个太阳的朝代向我飞来。
（原载《散文的上半月刊》2006年第期）
伊莎贝尔·阿连德散文三篇
［智利］伊·阿连德著
朱景冬译
智利女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lsabel Allende，1942—），她的名字早已为我国读者所熟知，她的名著《幽灵之家》（1983）和《爱情与阴影》（1984）等长篇和不少短篇已介绍到我国来。《世界文学》曾于1993年第3期译介过她的小说《我们都是泥做的》和《送给意中人的礼物》。在小说方面她具有毋庸置疑的才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散文方面，伊莎贝尔·阿连德也颇有建树。她的回忆录《保拉》（1994）、杂文集《阿佛洛狄忒》（1977）都表现了她散文创作的才能和功底。无沦叙事、抒情或发表议论，笔触都十分自由，洒脱，无拘无束。鉴于我国尚未介绍过她的散文，这里特译三篇以飨读者：《我的回忆》（Recuerdos personales）、《写作的职业》（Deloficio del a escritura）和《我与性问题》（Sexo y yo）都是她的新作。这些散文风格质朴，笔墨流畅，或追忆往事，或坦露心迹，都给人以率直、亲切的感觉。
写作的职业
一
对我来说，写作是一种保存记忆的绝望企图。我是一个永恒的流浪者。记忆像我的衣服碎片一样丢在路上。走过这么多路后，原始的根从我身上脱落下来。我写作是为了使我的忘却不致失败，还为了滋养现在我展示在空中的根。
我的职业是一种需要耐心的、默然而孤独的职业。我的孙子们看见我不知多少小时坐在电脑前工作，觉得我是在受罪。我为什么这么做？我不知道……就像做梦和当母亲一样，这是一种机体的功能。讲述，讲述……这是我唯一愿意干的事情。我应该少虚构，因为真实一向比我的想象力的任何产物都更美好。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写作可以尽可能地给那些没有声音或默然不语的人物以声音。但是当我这么做的时候，我并不把代表谁、传播什么、给人信息或解释世界秘密的任务强加给自己，而总是采用私下里交谈的语调进行讲述，力求不要忘记幽默和同情心，这是赋予人物生命的两个必需的因素。
我很幸运，我来自一个古怪的家庭。一群讨人喜欢的疯子构成了我们这个奇妙的门第。他们几乎启发我写了我的全部长篇小说。有了我家的这些亲人，就不再需要想象，他们为我提供了魔幻现实主义的一切素材。
我的作品产生于长时间伴随着我的一种深切的感情。对世界脚下的我的祖国智利的怀念，产生了《幽灵之家》。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我想从流亡的角度再现一九七三年军事政变后失去的国家，使死者复活，把失败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当一九八一年一月八日我收到来自圣地亚哥的这个令人悲伤的消息——我的祖父，一位即将满百岁的极好的老人垂危——时，我像成千上万的其他移民、逃难者和流亡者一样住在加拉加斯。
那天晚上，我把打字机放在厨房里，开始给那位传奇式的老人写信。那是一封他永远读不到的设想的书信。第一句话是在恍惚状态下写的，我的手指在键盘上飞，还没明白过来就写道：巴拉巴斯从海上回到家。巴拉巴斯是何人，他为什么从海上回来？在一封和我祖父告别的信里，巴拉巴斯有什么相干？我还不清楚这些，但是怀着无知者的信念，我每天晚上仍然不停地、不喘息地、不太费力地写作，仿佛一些神秘的声音在我耳边低声细语地讲故事。一年下来，我在厨房的桌上居然写了五百页。《幽灵之家》诞生了。从海上到来的那个巴拉巴斯注定要改变我的命运。写过那句话后，对我来说什么也不再是原样了。《幽灵之家》在世界上为我开辟了文学的不归路。
也是从一种深切的感情出发，我写了我的第二部小说。对七十年代可怖的十年间破坏了我们苦难的大陆却逍遥法外的野蛮独裁统治的愤慨，产生了《爱情与阴影》这部小说。在小说的篇章里，我想找到那些失踪者，庄严地掩埋他们的尸首，为他们哭泣。这部小说用新闻报道的语调写成，以一桩政治罪行为基础。在一九七三年的军事政变期间，智利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或失踪，其中有离圣地亚哥五十公里的龙肯村的十五个农民。我的这头两部小说改编成了电影。说实话，这些电影比我的作品好多了……我的第三部小说《埃娃·卢娜》和我的短篇小说集《埃娃·卢娜故事集》是女权主义作品。我相信，如果没有加勒比地区的性感和嘲讽的色彩，它们一定是令人不堪忍受的。我曾生活了十三年的那个绿色、快乐的国家委内瑞拉的影响，使它们免于成为宣传自由的小册子。
二
我出生在一个纯朴的社会里。我们那种卡斯蒂利亚和巴斯克的勇敢移民的基因，我们那种阿劳卡人的阴郁的血统，陡峭的安第斯山脉的酷烈气候和太平洋上的暴风骤雨，造就了我们智利人的严肃、有时甚至严厉的性格。我们表现得非常严肃，我们最害怕的是可能面临尴尬处境。我在委内瑞拉摆脱了这种恐惧心理和其他许多偏见，我学会了唱歌、跳舞和嘲笑自己。幽默常常是一种有力的武器。所以在《埃娃·卢娜》和《埃娃·卢娜故事集》中我无拘无束地谈女权主义，结果激怒了一些守旧的女权主义者。她们指责我背叛。
一个时期以来，“女权主义者”这个术语的名声下降了——不是性的问题——我发现许多妇女一听到这个术语就恐惧地退缩。上帝保佑！人们可别认为她们不喜欢男人或不拔腿上的毛。我骄傲地宣布，我是女权主义者。从很年轻的时候起，我就知道两性之间的差别和相似之处，知道把女人置于可怕的不利地位的双重道德，知道在我们的文化中占支配地位的大男子主义。我怀疑一切：传统、神话、文化、家庭、法律、宗教、科学，总之，男人们操纵的一切。我认为，大多数妇女在所处的女性地位中是感到舒心的。我花了四十年才接受自己，以前我一直想成为男人。这不是弗洛伊德式的妒忌，请别误解！谁会妒忌那个又小又古怪的附属物呢？
我四十五岁那年，刚刚和用禁欲主义让我忍受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且有耐心的丈夫离婚后，我正在加利福尼亚旅游，和威廉·戈登不期而遇，此人是旧金山最后一位未婚异性恋者。他必定会打乱我的生活，并成为我的第五部小说《无限的计划》的灵感。我担心写完这部小说后我的激情不会有什么高尚或英雄之处，不过是纯粹的淫荡。我认识威廉时，我已单身睡了很久，我想，大概两三个星期。我像一阵狂风一样扑向他，他还没有明白过来就和我结了婚，我偷偷地利用他的生活经历写了一部关于加利福尼亚的小说。
三
一九九一年，正当我在马德里宣传《无限的计划》时，我女儿保拉的卟啉症发作，倒在了床上。卟啉症是一种少见的疾病，在今天没有理由使人致命，但是保拉的运气不好。由于看护中心的大夫玩忽职守，我女儿脑部遭受了严重的伤害。在医院里忍受病痛长达五个月的时间。医院最后交给我的保拉是一个植物人。我把她带到我们在加利福尼亚的家里，我和我的家庭轮流照料她。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六日黎明，保拉死在我的怀里。那是我生命中遭受的最严重的打击。保拉走后，巨大的空白笼罩着我的家和我的生活。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让我和她一起死去。就在这时，我母亲带着挽救我的想法来到我家，她认为不应该想到死亡，因为不管怎样死神都会降临，我们面对的挑战是生活……她把那一年我写给她的、一步步告诉她我女儿的致命疾病的一百九十封信放在我的桌上，我的黄色笔记本旁边。她对我说：“把这些信给你，看一遍，整理一下，这会让你明白，对保拉来说，死是唯一可能的解脱。”我按照她的要求做了，慢慢地，一句又一句，一次次流泪，又一本书终于诞生了，我叫它《保拉》。这不是一部小说，而是一部为我女儿写的实实在在的回忆录，就像一部战胜死神的驱邪录。奇怪的是，这不是一本忧伤的书，而是关于生命和我们家庭奇妙命运的赞歌。我祖母说，死亡并不存在，当我们被人遗忘时我们才会死。只要我活着，保拉就和我在一起。总之，这不是写作的目的吗？战胜记忆。
四
我的小说不是在头脑里孕育的，而是在肚子里生长的。不是我选择主题，而是主题选择我。我的工作就是用足够的时间、安静和纪律来写作，让人物完美地－出现，让他们自己说话。我不虚构他们，他们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人，等着别人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来。我只是一件工具，就像一台收音机。如果我能调准它的频率，也许人物们就能说话，对我讲述他们的生活。
当每年一月八日我开始写一部新作品的时候，我总要举行一个秘密仪式召唤创作的神灵和灵感，然后把手指放在键盘上，像在恍惚状态中一样让第一句话自己写出来，正如在《幽灵之家》中写“巴拉巴斯从海上回到家”时那样。我事先没有什么计划，不知道将发生什么事情。开头的那句话给我打开一条门缝，让我胆怯地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在后来的几个月里，我将一句话一句话地勘查那片领土。最初十分模糊的人物将以清晰的轮廓显现，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声音、自己的传记、自己的性格、自己的伟大和渺小，都那么真实和独立，我想控制他们是徒劳的。故事情节将缓缓展开，同时曲折发展，直至达到最深层。
然而，在我女儿死后，这种情况却没有发生。没有—个人物来敲我的门。我觉得故事的源泉已经干涸——以前我以为它是不会枯竭的。在其后的三年中，我始终未能写小说。于是我想起来，我是记者，如果给我一个题目和调查的时间，我几乎可以写任何东西。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尽可能远离悲痛的题目，结果就写出了《阿弗洛狄忒》，一部关于感官的记事。《阿弗洛狄忒》是一部关于暴食和淫荡、烧菜和爱情的作品。这个必然应该以淘气和幽默的方式处理的题目，把我从沮丧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我重新回到了自身，又想生活下去和写小说了。
一九九八年一月八日，我开始写小说《幸运的女儿》。小说的主题是自由。女主人公艾利莎·萨默斯是一位年轻的智利女子。她于一八四九年从巴尔帕拉伊索搭船，前往正值淘金热的加利福尼亚，去找她的情人，而她的情人两个月前就出发了。艾利莎像个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小姐，被囚禁在她家的四壁中间长大。而在加利福尼亚，她必须脱去胸衣，换上男装，出门去征服一个男性的世界，她的武器只有她自己的勇气。她追踪她那个情人飘忽不定的影子，徒劳地追了好几年。在途中，艾利莎·萨默斯得到一件和爱情一样珍贵的东西：自由。
这部小说写完后，一些读者写信给我，说他们想知道关于主人公的更多情况。我想，他们大概不喜欢小说的开放式的结尾。二○○○年，我写了《退色的照片》，其实它是前一部小说的第二部分，因为它可以单独阅读，但是采用了前一部小说的一些人物，描述的是艾利莎，萨默斯的孙女奥罗拉·德尔·巴列的故事。这个姑娘出生在旧金山华人区，童年时遭受过精神创伤，丧失了对这个事件以前的岁月的记忆。后来她被祖母收养，这次该她进行和她祖母艾利莎·萨默斯方向相反的旅行了。她必须从加利福尼亚去智。利。小说的故事主要发生在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间，那是智利的一个十分有趣的时期。在那个时期，发生过几次战争和一次流血的革命。我认为，我们的民族性格就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小说的主题是记忆：在我自己生命中复现的根本主题。：
在这部作品中，我也采用了我的第一部小说《幽灵之家》的一些人物。这样，我就以三部作品创作了一个三部曲：第一部是《幸运的女儿》，第二部是《退色的照片》，第三部是《幽灵之家》。
我的最新作品是《野兽们的城市》，讲述的是发生在亚马逊河流域的一个带有魔幻色彩的冒险故事。这一次，我希望我的读者都是儿童和青年。在写了两个大部头长篇小说后，我需要恢复童年时代的淘气和自由，放纵自己，灵巧用笔，训练想象力。这样一来，还有比为孩子们写一本书更好的事情吗？我从没有比像在这样的时刻写作更愉快的了。我希望《野兽们的城市》中的人物能在我的另一些作品和另一些冒险中仍然陪伴着我。
五
在我人生的旅途中我了解的事件和人物是我的灵感的唯一源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力图怀着热情生活，迎着一切风浪前进，不怕难以避免的痛苦。今天的经历是我昨天的回忆，它将成为过去，成为我生存的盐分。如果我追求稳定的生活，我就不可能写作：讲述什么呢？我的记忆是由冒险、爱情、痛苦、分离、歌声和泪水构成的。日常的琐事消失了。回首过去，我觉得我主演过一出音乐剧，但是这不一定是事实：想象力背叛了我。我一个人默然不语地过了那么多小时，以至于现实在我眼前变得模糊不清，最后我听到了声音，看见了幽灵，我创造了我自己。时间捉弄着我，它开始旋转前进。为了看到事件与事件的联系，为了证明圆是合拢的，我经历了那么多事情。我非常小心地走路，因为我想到，每个举动，每一句话，每个意图，都很顺从，在生存的最终设计图上都很重要。也许时间并不流逝，而是我们在通过时间流逝。也许空间充满了各个时期的存在，就像我祖母说的。发生过的一切和将要发生的一切，共存于一个永恒的现在。简单地说，我认为什么都是可能的。
不管怎样，如今我已到了一个应受人尊重的年纪。我面带微笑面对我的过去，怀着巨大的好奇心面对不可避免的死亡。什么也不像年龄……和悲伤那么自由。我没有计划、欲望、担心，也不感到良心不安：我可以在完全自由的状况下写作。
我与性问题
一
我的性经历开始得很早，大约在五岁那年，在智利圣地亚哥乌尔苏利纳教会修女们的幼儿园里。我想，直到那时我一直处在纯洁无瑕的净界中，但是我不记得那个性成熟之前的幼小年龄的往事了。我的第一次经验是偶然吞了一个小塑料娃娃。
“它会在你体内生长，你的肚子会鼓起来，然后就会生下一个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