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时候，易卜生诗歌的政治意识是以寓言的方式来表达的，即不是以一种意象进行象征，而只是讲述一种动物与植物的故事。《记忆的力量》这首诗，表面是写诗人对自己受难经历的深刻记忆：在身与心两个方面都受到严重创伤，当然就记忆犹新，甚至是一生都不能忘怀于那一瞬；其实，这首诗是以一种寓言的方式，表达严酷政治或者专制政权给予人的一种记忆，这犹如我国一代知识分子对“文革”有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一样。诗中那一只“熊”受到的迫害与一个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所受到的迫害可谓一模一样：先把你在酿酒的“铜锅”上绑得牢牢，然后在铜锅下面燃起熊熊“烈火”；同时，表演者用“手摇琴”奏起所谓的《生活之乐》：一方面是酷烈的“火”，一方面又是“生活之乐”，这样的两相对照的情景，不是天大的笑话吗？“我也曾经被绑在那口铜锅上，/火同样在燃烧，手摇琴同样在响。/那地狱之火真个叫人害怕，/至今我还留着那时的伤疤。/无论何时我一想起那一遭，/就觉得眼前给扎了一刀。/那刀深深刺进我的脑部，/我必须按照韵律使劲跳舞。”这绝对不只是表现一个人的生活之苦，最有可能的是表现诗人在偶然之中受到了无端的民族与政治之害，给人留下的苦难记忆是难以磨灭的。另一首寓言诗《绒鸭》则更为典型：在蓝灰色的峡湾，一只绒鸭在快活中把家安，她撕下自己胸口的绒毛，来筑自己明亮的窝，可是被那个没有一点儿同情心的渔夫抢得一根也不剩；但她对生活依然充满了乐趣，重新撕下自己胸口的绒毛，来筑一个明亮的窝；可是渔夫却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劫掠，于是令人悲痛的歌声响起，每一个读者面对此种情景都不能无动于衷：“但当命运给予它第三次打击，/它便带着流血的胸脯飞起——/飞离寒冷的、不好客在国境，/向南，向南，南飞到阳光普照的海滨。”你能说这里所讲的一只绒鸭的故事只是一个寓言吗？其实，此诗最集中地表现了诗人对当时革命人士所受到待遇的一种同情，也有诗人最为深刻的人生体验与人生情怀在其中。像“绒鸭”那样天真纯粹的人生，还总是怀着一种对社会与民族复兴的理想，虽然在那样一个年代不是单一的存在，却也是相当不易的；旧的时代与社会环境不允许他们的生存与发展，于是不得不背井离乡，远走异国他乡，这种代表社会正义与自然生命的人士始终处于一种漂泊与流浪之中。这正是诗人悲剧性的政治情怀的另一种表现方式。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对时代政治的关怀与社会政治的关注，对于诗人易卜生来说，是不可离弃的一种信念，是他在整个一生中都摆脱不掉的一种心志。那么，这种政治情结给他的诗带来了什么样的价值，产生了什么样的形态呢？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
其一，政治情结给易卜生的诗带来了时代的亮色，一种少有的激情，一种理想化的、浪漫化的色泽。人们说诗人往往是他那个时代的生活与社会大众情感的晴雨表，易卜生的诗正是这样。无论是众多的抒情短诗，还是叙事因素浓厚的《在高原》和《泰尔耶·维根》等长诗，都与诗人所处的那个时代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产生的重要历史人物密切相关。这种诗，对当时的政治运动与社会发展，往往能够迅速地起到一种批判性或鼓动性的社会效果，前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式”诗，中国当代诗人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往往能够在读者中发生非常显著的艺术效果，就与此类似。对于易卜生的诗歌来说，浪漫的风格来自激情，而激情则来自对于政治事件的关注和政治人物的关心，当然最终还是来自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心与探索。
其二，过于浓厚的政治情结也让其诗有所失，主要是政治情怀的直接表达，可能与真正的诗歌艺术方式存在一定的距离；因此易卜生直接表现政治事件与政治人物的诗，往往失之于平淡与无味。我对于易卜生的诗歌艺术，总体上评价不是很高，主要就是因为过浓的政治因素往往损伤了其在诗歌艺术建构方面的努力。易卜生有的诗还不如中国当代诗人的政治抒情诗，如贺敬之的《放声歌唱》、《雷锋之歌》，后者虽然在表达政治情绪时存在“空洞化”、“概念化”的毛病，但在艺术上往往还是相当讲究的。易卜生的《林肯被刺》、《致吾友，一位革命演说家》这样的诗，不仅在思想内容上没有多少创见，在艺术表现上也没有多少特点。这种诗歌思想与艺术表达的贫弱现象，当然不一定只是其政治情结带来的，但肯定与政治性题材选择、政治性情感表达有直接的关系。当然，易卜生以象征与寓言的方式进行表达的诗，如《绒鸭》、《记忆的力量》、《梦烧的船》等，却更富有生气、更有诗意、更有感人的力量。如果所有的诗都能够以这种艺术的方式出之，而又以独特而深厚的政治情结作为核心意识，那易卜生的诗也许是世界一流的，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因此，从一般的意义上而言，“政治”对于诗人的诗歌创作也许的确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够砍伤别人，也能够砍伤自己。如果诗人能够将政治题材与政治主题限定于“情结”的层面，即内化为一种情感与意识，而以一种意象化的与象征性的方式进行表达，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可惜易卜生的诗在总体上来看却不是这样。我们不得不为此而感到一种特别的惋惜。
四、政治情结之渊源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易卜生是一个政治原则性很强、政治意识很浓厚、政治情怀很深厚的诗人和作家，其社会问题剧也是其政治意识的集中体现，即使是他后期那些象征性比较强的戏剧，也没有能够脱离他所处时代的政治意识与社会形态的渗透，其所表现的核心仍然是政治或者与政治有关的时代、社会、民族与国家等的观察与体验。
那么，易卜生的政治情结是从何而来的呢？有四个方面的因素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
一是他童年与少年时代的所见所闻。我们知道，易卜生出生于挪威南部斯基恩市的一个商人家庭，其主要的家庭成员都与当时的政权与政治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其父亲长期经营木材生意，并且做得相当大，曾经在首都开设有木材经营所，而没有一定的政治与社会背景是不可能在首都开设木材经营所的；他有一个叔叔是斯基恩市的市长，可以说是权倾一时的人物，对于易卜生的影响也很大，因为他很喜欢童年与少年时代的易卜生；易卜生还有一个叔叔是当地地方法院的法官，这也让少年易卜生对国家政权专政机关的情况有所了解，并且大开眼界。由此看来，易卜生的家族在当地还是比较显赫的。也许正因为如此，易卜生从小就有机会见到“权贵者的天堂”与“贫贱者的地狱”。正如王忠祥先生所说：“在‘天堂’里，伪善的正人君子作威作福，好话说尽，坏事干绝，他们的阴险面孔和多重人格令人憎恶；在‘地狱’里，戴枷的囚徒受苦受难，谁都有一本血泪生活史，他们的深重冤屈和求生的渺茫的希望催人泪下。这些地方的见闻和感受在他后来形成的叛逆性格中留下了极深的烙印，在日后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剧中有强烈的反响。”（《易卜生》。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4页。）易卜生的一生虽然没有从政，但并不表明他对于政治没有兴趣，也不表明他没有政治情结；相反，他对于政治事件是相当关注的，对于政治人物的表现是相当关心的，并时不时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对于时政的意见。中国自古有一句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少年时代的这种生活经历对于其人生态度与人生选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即使是没有机会成为一个政治家或者政权核心人物，但作为一个诗人和作家，也是一个政治性比较强的诗人和作家。他后来在诗和剧作中所表现的家庭许多是来自自己少年时代所生活和见过的真实情景；所表现的种种人生品格也可以从其少年生活中寻找到影子。这是对其诗歌中所存在的历史与事件的层面而言。
二是他伴随家道中落而来的人生历程让他情感上产生极大落差，让他不得不对时局有所关心。鲁迅先生少年时代的经历，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易卜生同样是如此。正像前文已经说到的那样，1832年前后，易卜生的父亲生意非常红火，在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也成立了木材经营所；在取得相当可观的经济收益的情况下，全家迁往市郊风景区的一所豪宅之中居住，家里的人们在这里可以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而到了1836年前后，由于西欧各国之间的海运线开通了，这些国家的商人就没有必要远道来到挪威求购木材，于是其父的木材生意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他的经营与经济基本上处于破产境地；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易卜生全家又只好迁往更偏僻的市郊小农庄居住，并且其生活水平与以往相比有天壤之别。这种人生的境遇与变故，给少年易卜生以极大的打击，许多事情他根本接受不了，但也实在是没有解决的办法。这种家庭与人生的变故让他对世态的炎凉与人生的冷暖产生非常深刻的体验。在这种情况下，易卜生的性格中产生了比较浓厚的叛逆质素，并对当时的一些政治性事件产生了深入探讨的兴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易卜生也许逐渐认识到，一个人、一个家庭不可能在社会上单独存在与发展，与其时代、民族与国家的整体利益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易卜生有可能只是一个以自己的小小悲哀为主要表现对象的诗人，而不是一个时代性的、社会性的、人民性的诗人。以此而言，易卜生的一些诗的确带有一些自传性质，如《在高原》、《在塞特港》、《记忆的力量》等，然而主体部分却表现了对于时代性的重大历史事件与人物的思考，在这样一种思考中，自我的情感落差产生的悲剧美学精神、对于人间不幸人生的同情、对于世态之俗的一面的不可理解与批判等，是作为诗人易卜生思想与情感的一个特征而始终存在的。也就是说，在易卜生的所有诗歌作品中，都打上了他本人的人生经历与情感气质的烙印，即使是处于外在层面的一些作品，也是如此。其诗歌的所有特点与缺点，都可以从其独特的人生经历与家庭背景中得到解释。
三是他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特点和以反叛为特征的个性气质，也让其固有的政治情结有所发展。易卜生自小就养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个性，如果小朋友们不理睬他的话，往往会闹出一些风波来；而其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其优越的家庭环境让他好像生来自高一筹，全家人都让着他，骄纵而形成一种目空一切、自我孤立与膨胀的情结。本来这与其政治情结无关，但一旦与其所处的时代、社会联系起来，两种东西发生了共生共长的力量，于是诗人对于政治的理解与要求就与人不同，政治情结的生成与发展就格外显著。易卜生如果是一个非常平易、对自我没有什么要求的人，那他即使存在一点政治情结，也不会如此鲜明地表现在其诗歌与戏剧作品中。反叛的精神与政治的情结相结合，就成为一种政治的批判与政治的宣示，并成为其诗作的重要主题，也让其诗产生一种少有的尖锐性与情绪性，其诗的外在性、外向性也就由此而来。
四是他所处的那样一个时代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性事件层出不穷的时代，诗人所见所闻，不得不关心与思考，不得不在他的诗中有所反映。他对于林肯被杀的事件，对于外敌对丹麦的入侵而挪威见死不救的事件，都有细致而精彩的表达。
特别是1848年的法国大革命对于他的震动非常之大，在其诗中多有反映。正如杰尔查文所说：“1848年的暴风雨也传到了遥远的挪威港埠。从全国的范围来说，这场暴风雨特别有力地唤醒了文学上的民族浪漫主义传统，而对于刚开始写作的易卜生，它也在他的创作中找到了最初的政治反映。就在这个时候，代替易卜生早期的伤感抒情诗而出现了‘给马札尔人’（在这首诗中他热情地响应了匈牙利革命）、‘醒来吧，斯堪的纳维亚人！（这是因丹麦—普鲁士战争而写的一组十四行诗）和一些针对当地的士豪劣绅和官僚而写的辛辣的讽刺短诗”。（杰尔查文：《易卜生论》。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第7页。）可以设想，如果他生活的时代没有那样一些政治事件的发生，他也没有关注那样的政治生活与政治人物，那作为诗人的易卜生也许没有那么浓厚的政治情结，其诗中也不会有浓重的政治色彩。
易卜生诗歌中的政治倾向并不完全等同于作为诗人和剧作家的易卜生本人的政治情结，但二者是一种共同存在、相互为用的关系。本文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其诗歌作品探讨其政治情结在作品中的体现，而不是将其作为一个时代社会中的人物之人格构成来进行讨论。易卜生诗歌作品中是不是存在一种“政治情结”？
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但我们也要对一些相关的概念做出区分：一是“政治立场”，我认为易卜生在其诗歌中所持的主要是一种民族与国家的立场、社会公众的立场，偶尔采取一种自我的立场；二是“政治意识”，我认为他的政治意识是浓厚的，主要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意识、宗教的忏悔意识和以人为核心的意识；三是“政治热情”，我认为易卜生是一个富于政治热情的人，对于那个时代的政治性事件、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易于表现自己的观点，但往往是一种表层形态的内容。本文所提出的“政治情结”是一个心理学的术语，是指在易卜生的诗歌背后所存在的成因性的因素，即作为其诗歌作品的特点与本质的支撑的心理要素。当然易卜生的诗是不是每时每刻都是由其政治情结起作用的，那就需要进一步讨论；但从总体而言，其许多诗歌作品的背后都可以发现政治情结的存在，只不过在表现上有所区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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