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靠半生砚田收入所得办起《南京人报》，他当不拿薪水的社长，朋友为他报告新闻、写社论不要钱，编采人员也都不计工薪多少。就是这张没有老板的“伙计报”，成了南京人最喜爱的报纸。
父亲从1919年到1935年的10多年里，一直居住在北京，他深深地爱上了北京，爱它的历史文化，爱它的民俗风情，也爱它最适宜人居住的城市环境，所以他把北京视作第二故乡。
自从来到了上海后，他过不惯十里洋场的生活，喧嚣杂乱的大都会，纷纷扰扰的商业竞争，都与他的情趣大相径庭，最使他不舒服的，虽然国事日紧，那些达官贵人依然纸醉金迷，纵情享乐，父亲认为上海绝非久留之地，但是哪里又是栖身的所在呢？
正在父亲踌躇不定的时候，张友鸾也正在上海，他极力怂恿父亲到南京去，并且在南京自办报纸。南京也是父亲喜欢的城市之一，他认为在江南，只有南京与北平相似，不仅是六朝古都，而且有龙蟠虎踞之胜，还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所谓“卖菜翁都有烟水气”，父亲决定迁居南京，至于是否自己办报，他一时还拿不定主意，但是在友鸾叔的多方敦促下，父亲认为，用自己的稿费来办报，这是个创举，而且所需要的钱也不多，自己尚有这个能力，终于是在友鸾叔的如簧之舌鼓动下，见猎心喜，决定在南京办报。原来父亲攒下几个钱，是打算在南京近郊买点地，盖几间简陋的房子，住在农村，写书课子，种菜养花，终老是乡。母亲打趣他是“书呆子的一厢情愿”，休要说是战火迫近，就是承平之时，也无法找到“桃花源”。父亲自己在《写作生涯回忆》中说：“我私人积蓄，还有四五千元”，“经过两个月的筹备，我约共拿出了四千元，在中正路租下了两幢小洋楼（后来扩充为三幢），先后买了四部平版机，在《立报》铸了几副铅字，就开起张来，报名是《南京人报》。”于1936年4月8日正式发行。事出意料，《南京人报》一炮打响，由于父亲名字的巨大号召力，在不足100万人口的南京市，《南京人报》出版的第一天，就销到了15000份，这在当时是个震撼报界“破纪录”的新闻！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私人办报，大部分都有经济靠山，接受这些“后台”的津贴，当然，也要为这些后台“说话”。而《南京人报》则不接受任何“经援”，也没有任何后台，完全是父亲自己半生砚田收入所得，倾其所有，办此一报。由于“北华美专”和《南京人报》的开办，父亲囊中己是空空如也！所以当南京沦陷前，父亲只身入川，只有一个柳提箱为伴。友鸾叔后来在回忆中说：“真正用自己劳动得来的血汗钱来办报的，在我的记忆中，除了他还没有第二个。”
《南京人报》是一份小型报纸，资金不足，规模不大，但人才济济。父亲任社长，兼编副刊《南华经》：友鸾叔任副社长兼经理；张萍庐先生编副刊《戏剧》；远在北平的张友渔先生，则无条件地为报纸写社论；盛世强先生在北平打长途电话报告新闻。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些父执的工作，大都是尽义务，是不要钱的。真诚的友谊和无私的帮助，使父亲深受感动。因为如此，《南京人报》的编采人员，也都不计工薪的多少。父亲固然是卖了老命，友鸾叔和全体同仁都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所以《南京人报》办得有声有色，成了南京人最喜爱的报纸！
我要说明的是，父亲在《南京人报》是不拿薪水的，编副刊也是尽义务是没有任何报酬的，父亲自己说：“因为有个奢望，希望报业发达了再分红，自己作诛心之论吧，乃是‘欲取姑予’。”所以在南京报界，《南京人报》被称为“伙计报”，因为根本就没有老板！
《南京人报》是“伙计报”，所以编辑部充满着和睦、友爱和朝气，因为大家都是伙计，也都是老板，工作之余，彼此之间互做“公东”，到夫子庙或大三元酒家聚会，或是到后湖划船联句和诗，由于这种聚会是大家互请，生面别开，就吸引了不少“编外”人士参加，如卢冀野、易君左、潘伯鹰、叶古红等先生，不请自来，使聚会充满了诗情雅韵，在南京城里是颇有影响的。素有江南才子之称的卢冀野叔，是民初曲学泰斗吴梅（瞿安）先生的得意弟子，能歌善饮，三杯酒下肚，拍曲清歌，长啸不已，尤爱唱《醉打山门》，卢先生出口成章，散曲、套曲都写得极好，撰有《双红蓉诗集》。他17岁大学毕业，19岁就成了大学教授，著名作家周而复先生便是他的学生，冀野叔取“周而复始”之意，给周先生改名周而复。在北京时父亲和吴梅先生时有往还，到了南京和冀野叔更成了文字至交，经常在一起吟诗联句，唱和度曲。冀野叔固然是诗酒风流，但却是一个大黑肚子，难怪在国事艰难的抗日时期，有人撰文调侃他说：“说他是大学教授，这个时候，未免要嫌太胖了；说他是银行经理，又不幸多了点‘书卷气’。不但能够支持民族诗坛，也能够抢上公共汽车。”
易君左先生也是父亲的诗友，是清末民初大诗人易哭庵先生的哲嗣，易哭庵与樊樊山是一时瑜亮，成为清末民初的诗坛祭洒。易哭庵先生名噪一时的长歌《天桥曲》，其中的“满眼哀鸿自歌舞，听歌人亦是哀鸿”及“自见天桥冯凤喜，不辞日日走天桥”之句，早是传播于京师众人之口。易君左先生自是家学源渊，他原名“易家钺”，“五四”时期，“易家钺”三字，在北京大学及京师，是名噪一时的。易君左先生任扬州教育署署长时，曾因一篇《闲话扬州》文章，引起扬州市民不满，惹起一场轩然大波！有人曾把他的名字和林森（子超）的名字，只添了一个字，成了一副浑成工稳，妙趣天成的绝对：
易君左矣
林子超然
尽管易君并不左，林子不超然，但此联一出，无不为之如出天籁而叫绝！易君左先生有诗歌兼小说集《西子湖边》，我少年时曾捧读过，惜年代久远，除书名外，内容都己不复记忆。父亲从上海移居南京时，曾在叶古红先生家度除夕，母亲和叶夫人魏新绿先生均作天津女儿装，各着一袭红袍，父亲高兴感慨之余，曾有句：“已无余力忧天下，只把微醺度岁闲”，易君左先生读后，喜而和而至再。
叶古红先生业中医，但却喜欢和文人往还，自己也喜欢做诗填词，故张慧剑叔称他为“诗医”，医上冠之以“诗”，朋友们都认为是慧剑叔谑而不虐的调侃，但叶古红先生却笑而纳之，居之自喜，他和父亲是好友，而他的夫人魏新绿先生是母亲的好友，魏先生是南京名票，不仅梅派青衣唱得好，而且老生戏也是唱作俱佳，在南京不时粉墨登场，内外行都称道不已。解放初期，魏先生以稚青女士的艺名在上海广播电台教唱京戏。后来叶古红先生病逝，父亲想起他们的友谊，悲悼不已。父亲原来曾答应给叶先生画一幅红叶长轴，但由于忙，一直未能兑现。叶死后，父亲想起来就感到歉疚，为了实现承诺，父亲精心画了一张红叶图，约了萍庐、慧剑二先生（都是古红先生好友），去共同凭吊，学古人季子挂剑之意，焚其画于叶墓前，以践前约。父亲后来还特意写了一篇文章，追念此事。
潘伯鹰先生后来成了著名的诗人和书法家。父亲在南京和这些旧友新交，常相往还，《南京人报》又办得如火如荼，心情是十分愉快的。1936年，左笑鸿叔因事从北平来南京，故友重逢，父亲非常高兴，做东小聚，假座“六华春”饭馆，为笑鸿叔接风洗尘，座中有友鸾、冀野等几位父执。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正是酒兴已浓之际，友鸾叔忽然高谈起扑克牌之奥秘。笑鸿叔接口说，扑克牌最高分为“同花顺”，于是仿效王渔洋的“郎似桐花，妾似桐花凤”呤出：“又是同花，又是同花顺。”父亲立即接过去说：“冀野辞藻无伦，而身体肥硕，可赠以词：‘文似东坡，人似东坡肉’。”席上恰有一盘“东坡肉”，举座大笑，素有反映快速、口才敏捷的冀野叔竟一时语塞！
父亲在《南京人报》主编的副刊《南华经》上，发表了两部长篇小说《中原豪侠传》和《鼓角声中》以及大量的诗词散文。《鼓角声中》是一部以北平为背景的抗日小说，有意思的是小说中还描述了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到北平拍摄电影讀笑因缘》的一些场面，我只看过连载的一部分，不知写完没有。而《中原豪侠传》则是父亲尝试性的“实验之作”，是一部击技武术小说。我们张家历代习武，我的曾祖、祖父都有一身超群卓绝的武功，直到我的四叔牧野先生还有着精湛的拳脚。父亲从小耳濡目染，对击技一道也略知一二。所以一直就想写一部武术小说，所以虽然只是偶尔的“反串之作”，但并非心血来潮，此一想法是由来已久的。因为父亲对于社会上流传的武侠小说是颇有些看法的，他认为武侠小说不是不可写，而是看怎样写。
父亲在《武侠小说在下层社会》一文中说：
中国下层社会对于章回小说，能感到兴趣的，第一是武侠小说，第二是神怪小说，第三是历史小说。爱情小说，属于小唱本（包括弹词），只是在妇女圈子里转。
但他认为在下层社会有影响的武侠小说，只是“有个极大的缺憾”：
第一，封建思想太浓，往往让英雄变成奴才式的。第二，完全幻想，不切实际。第三，告诉人斗争方法，也有许多错误。自然，这里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武侠小说，曾教读者反抗暴力，反抗贪污，并告诉被压迫者联合一致，牺牲小我。
他在文中还提出了怎样改造武侠小说：
那么，为什么下层阶级会给武侠小说所抓住了呢？这是人人所周知的事。他们无冤可伸，无愤可平，就托诸这幻想的武侠人物，来解除脑中的苦闷。有时，他们真很笨拙地干着武侠的故事，把两只拳头代替了剑仙口里的一道白光，因此惹下大祸。这种人虽是可怜，也非不可教。所以二三百年的武侠小说执笔人，若有今日先进文艺家的思想，我敢夸大一点，那会赛过许多许多平民读本的能力。可惜是恰恰站在反面。
总括的来说，武侠小说，除了一部分暴露的尚有可取外，对于观众是有毒害的。自然，这类小说，还是下层社会所爱好，假如我们不能将武侠小说拉杂摧烧的话，这倒还是谈民众教育的一个问题。
这一主张和观点，父亲还在多篇文章中多次谈论过，正是基于这样的见解，父亲很想做个实验，把武侠小说来个改造。早在1928年，父亲就写了一部《剑胆琴心》，连载于北平《新晨报》。《南京晚报》转载时，易名为《世外群龙传》。这部书的故事，并非向壁虚构，乃是根据曾祖、祖父口述的见闻及传说。加以艺术提炼，创作而成，书中描写了洪秀全失败后，散落于江湖的太平天国将领的轶闻故事，这部书虽然多次被转载，也曾出过单行本，但并没有引起强烈的反响。
《中原豪侠传》是父亲的第二次反串，这一次反响强烈，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父亲西北游时，途经河南，他亲眼看到那里红枪会、民团等地方武装极多，认为这也是可以用来抗日救国的武装力量，应当教育他们爱国，“必须灌输民族意识，教以大忠大义”（《中原豪侠传》序）。为了宣传抗日，父亲就以河南义士王天纵在其晓明大义的妻子鼓励下，毅然决然地参加了辛亥革命的事迹为素材，刻画了一批爱国爱民的“义士”，如秦平生、郁必来、马老师、冯四爷等栩栩如生的形象。在这部国术小说里，绝没有那种“口吐白光，飞剑斩人头于千里之外”荒诞不经的写法，而这也是父亲极其反感的事。《中原豪侠传》虽然也写了一些武术超群，身怀绝技的义士，但他们都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这些武技也不是神乎其神，玄乎其玄，刀枪不入，超乎现实之外的“半仙之体”。我认为更主要的是，在小说中强烈地体现了民族爱国主义，把武侠小说仇杀殴斗的门户打杀，上升到爱国革命的主题上。所以这部书一出，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中原豪侠传》曾于1944年由“万象周刊”出版社出版单行本，父亲在自序中把书的立意及经过说得相当清楚，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一读。《中原豪侠传》一书，家中原有一藏本，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知去向，下落不明。“文革”结束后，我多方寻觅此书，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原来就在首都图书馆有一孤本，我请人把它抄写下来，收入《张恨水全集》。
父亲主办的《南京人报》非常有特色，它的文章短小精悍，极富浓郁的南京地方色彩，尤其是副刊，生动活泼，从版面到内容，让人一看就不能释手，称得上是既新颖又隽永。张友鸾叔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把珍藏的一卷《南京人报》合订本送给了我，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恰恰是创刊期的合订本，我如获至宝，闲暇下来，就捧读一遍，犹为爱读父亲主编的《南华经》，我在上面读到了不少父亲写的诗、词、小品、散文，更为难得的是，我在《南华经》上，拜读到了母亲用“南女士”署名的散文，篇名可能叫《夜归》，因年代久远，记忆可能有误，但因为文章写得情意真挚，故而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文章大意是说，父亲业新闻记者，要工作到深夜，才能归家，母亲怕父亲夜深归来，又累又乏，还要料理夜宵等琐事，所以便把夜点事先准备好，并烹好香茗，在灯下夜课，等待深夜归来的父亲，父亲为此深深感动，他在后来悼念母亲的诗中，还带着感激和深厚的情意来緬怀这段往事：
不辨啼痕与血痕，相传一点入诗魂。
新闻吾业归来晚，风雨灯窗候打门。
写至此，我又想起了母亲的那篇《夜归》，不觉黯然……
母亲性格活泼温柔，喜欢京戏和唱歌，做学生时，就以甜润优美的歌唱，闻名春明女中。结婚后，在父亲熏陶和指教下，开始学习诗词和古文，自然《诗韵合璧》、《随园诗话》是必读的课本，母亲读了《随园诗话》，对袁枚自诩为随园即是《红楼梦》的大观园，虽认为不可信，但还是心向往之，以为亭台之胜，一定可观。要求父亲陪她到清凉山去寻访袁枚的随园，父亲笑而同往，母亲看了那荒芜不堪、野草丛生的废址，喟然长叹：“这就是大观园？真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父亲则说：“我早你十几年已经有此感叹，如果说了，会扫你的兴。”母亲病逝后，父亲带着甜蜜美好的感情，写诗追忆：
随园说在小仓山，寻墓问诗半日闲。
摘杂菊花斜鬓插，何年忘却旧时颜。
我在这些诗中，读到的是父亲对母亲的赞美、欣赏和感念之情。《南京人报》真可说是篇篇佳作，字字珠玑，而我家里一直珍藏的那卷“海内孤本”的《京人报》，由于“文革”过后，友鸾叔又恢复了笔耕生活，因文章需要，他又向我“借”回去了，但这一借，由于他年事己高，琐事又多，不知放在何处，所以就“有借无还”了！直到现在，我还是心疼不己。
父亲从少年时，就浪迹天涯，漂泊不定，以后又多年从事报馆的编辑工作，不仅练就了写快文章的本领，而且还善于在嘈杂喧闹的环境中工作，一旦写起文章，不管有多大吵闹的声响，他都可以“充耳不闻”，这一招，可说是绝了！不但如此，他还养成了倒头就睡的习惯，不管工作和写作得多兴奋，也不管浓茶喝了多少杯，放下稿子，一挨枕头，即可进入梦乡，而且是鼾声大作。不仅如此，父亲还有一绝，他不但可以闹中取静，在临街的编辑部里振笔疾书，一旦编辑来请示工作或让他审阅大样，他便放下笔，来处理工作，一俟完毕，便又埋首再写，两不耽误。由于他的超乎寻常的敏捷文思，常常会做出超乎寻常的趣事。一次夜半，有客来《南京人报》拜访，父亲放下编务待客。而《南华经》正在此时要付排，版面还差一小块。编辑急得在楼下大喊，问父亲怎么办。父亲让客人稍候，便走到楼栏对编辑说：“别急，我说你记，等版面够了，就喊停。”于是他在楼口随口而来：
楼下何人唤老张，老张楼上正匆忙；
时钟一点都敲过，稿子还差二十行。
日里高眠夜里忙，新闻记者异平常；
今生倒做包文正，日断阴来夜断阳。
齿牙半动视茫茫，已过中年底事忙？
应是要当姜白发，还图八十遇文王。
直听到楼下编辑喊“停”，父亲才遏住“诗兴”，这件“楼上口占打油诗”的轶事，成为南京报界的佳话，事后也有人遗憾地说，编辑应该晚一点喊停，看父亲能口占多少首？这一件趣闻一直在新闻界流传，直到前几年，我在美国的华文报纸上，还见到有人撰写这一美谈。
《南京人报》虽然人少，编务紧张，因为是“伙计报”，但也不乏轻松有趣的“花絮”。据张友鸿先生的《忆恨水先生二三事》一文载：“张恨水先生当时40开外，身体较为高大，胖墩墩的。未见其人，已闻其声，嗓门很高，带着京腔徽调。他撩起夏布长衫，拿着折扇，登上楼来，嘴里还说着：‘今天可真热！’一来编辑部，他首先是翻看当天各家报纸，拆阅给报社和他私人的信件，然后和报社其他负责人谈谈，了解报纸出版时间和发行情况。他洒脱豪放，谈笑风生，有时高兴起来还要哼哼京戏。记得有一天晚上，左笑鸿从北平来（左笑鸿也是新闻界知名人士，当时主编《世界日报》副刊），他的装束与恨水先生差不离，两人原是故交，自是无话不谈，说着笑着，这两位先生忽然一唱一和地来一段《连环套》，声调高亢，字正腔圆，而恨水先生竟至离开座位，摆起步来。他这一唱，引来了隔壁排字房的工人，无疑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尽管《南京人报》充满着和谐和朝气。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却加紧了对华的侵略。但是南京的达官显贵仍然承袭着“六朝金粉”，还是醉生梦死，沉醉在南明偏安一隅的迷梦中，居然要做“桃花扇里人”。父亲看到这一切，真是忧心如焚，强烈的爱国热情，使他愤怒地吟出：“凭栏无限忧时泪，如此湖山号莫愁。”为了中华民族，为了祖国，他愿意牺牲一切，所以他大声疾呼地喊出：“国如用我何妨死！”这种掷地做金石声的诗句，就是父亲心情的写照！
1937年8月15日，日军飞机空袭南京，南京城内100万市民陷入了战争的灾难之中，人心惶惶，人们开始疏散逃难，报纸的销量骤然下降，报纸没有人看，更没有广告，但是报馆的日常开支又必不可少，父亲身为社长，己无积蓄，又无收入，怎么办？幸亏印刷部的全体工友和编采部的全体同仁，体谅父亲处境，主动表示，为了抗日，同舟共济，只要几个钱维持生活，工薪全免了，大家还说，就是维持费发不出来，也要坚持，这是大家的报，不能让这“伙计报”先垮，而被“老板报”所窃笑，“玩命儿”也要“苦撑到底”！这一番表态和精神，父亲被深深地感动，也受到了巨大的激励！他咬着牙，硬是把《南京人报》办下去。
那时我家已搬到南京郊区上新河，他每日下午到报馆办公，处理事务及照应版面，一直到次日太阳东升，才可以下班，回到家倒头就睡，醒来之后又匆匆进城，从上新河到城区要步行十几里，每每行到半路，空袭瞥报就来了，南京郊区根本就没有防空工事，敌机一来，父亲就趴在田坎下，或是掩伏在大树下，抬起头，飞机扔下的炸弹，高射炮的射击，全都看在眼里，炸弹、炮弹的轰鸣，房屋倒塌的惨状，他都亲眼目睹。他把这些记在心里，写在纸上，既是向日本侵略者控诉，也是留待后来算账作证明！一待警报解除，父亲立即奔向报馆，马上着手当天的稿件。更重要的和最困难的则是筹措当天报社的开支。在那样的非常时期，向朋友借钱自然所借非时，即使是有钱存在银行里，也受着提款的限制，每日只能取几十元，父亲只有四处告贷。一天24小时，他都是在这种高度紧张、焦虑、恐慌中挣扎着，不到一个月，他就病倒了，一个从不得病的人，一病就是大病，而且来势凶猛。这次是疟疾、胃病、关节炎一齐袭来，只好卧病在上新河家中。人在战乱之中，即使是病了，也不能“养”，这一时期，他担心全家老小的安全，也惦记着报务，他既不能写作，也无心看书，生活一下子乱了套，也完全打破了他几十年来的生活习惯。为了父亲的身体，全家建议他到芜湖去养病，报馆的事务，暂时交给友鸾叔和我的四叔牧野先生。就这样，《南京人报》一直竖持到12月初，即南京沦陷前4天方才停刊。父亲自己办报的一页历史，就这样“翻”过去了，从此他再也没有自己办过报。而我那卷“海内孤本”的《南京人报》，自从“下落不明”后，我多方寻觅，始终也没获得一页，但愿得，我的“为伊消得人憔悴”，会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南京人报》留给我们的就只有那本《中原豪侠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