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做父亲，也要做母亲。”这是一个“新角色”，父亲做得很认真，也非常投入。他表现得非常温存、体贴，用慈爱和关怀，温暖着我们，爱护着我们。
母亲逝世后，父亲变得更加沉默了。1962年底，写完了最后一部小说《凤求凰》，就很少有外稿了。他很少出门，终日坐在书房里，不是在静静地思念母亲，就是埋首在故纸堆中。他本来就有历史癖，因为文债太多，总没有时间去研究他感兴趣的历史。他曾经多次对我们兄妹说：“我的职业是新闻记者，我的喜爱是写小说，我钻研的是词章，我要研究的是历史。”现在有时间了，他可以真正研究历史了。他买了许多有关太平天国的史料，认真地细读，可说是手不释卷。他在这浩瀚的典籍史料中得到了一价慰藉，似乎可以稍微减轻他对母亲那难以排遣的思念。另外，他发奋要从头至尾一本不落地读完那套两千多本的《四部备要》。他说到做到，果然坚持不辍，直到逝世。
我们发现，在这一时期，父亲有个巨大的变化，那就是在他沉默的同时，变得温柔了。用他对我们说的那句话：“既要做父亲，也要做母亲。”这一个“新角色”，父亲做得很认真，也非常投入。他表现得非常温存、体贴，用慈爱和关怀，温暖着我们，爱护着我们。
也许是对母亲做过许诺的原因，父亲对小弟弟格外疼爱，每到下午四点钟，你就会看到一个病弱的老人，站在胡同口向西张望，我们碰见问他，他总是回答：“望望小同儿。”等着上小学的小弟弟放学回家，成了父亲每日的功课。这时，你会看见一只足球滚进了胡同，跟着闪过了小弟弟的跑动的身影，父亲则默默地跟在后面，一老一小进了北屋，继之而来，书房里会传出小弟弟寻找糕点的撒娇声，其实这些被父亲故意“藏起来”的糕点，一找就能找着，然后就会听见父亲嘿嘿嘿的笑声，这是爷儿俩每日都要上演的“趣剧”，也是一天当中最有生趣的时候。有时候小弟弟做完了功课，会拉着父亲手谈数局，而且要父亲让车、马、炮三个子，枰上交锋，还是动真格的，老少二人厮杀起来，也是昏天黑地，不过鏖战下来，小弟弟总是胜多负少。父亲对幼而失母的小弟弟的关怀、呵护，几乎成了父亲晚年生活的中心。
晚饭后，我们兄妹都会围坐在小书房里，尽量多些时间陪伴他。而在天南地北的“海聊”中，我们也会获得很多知识。有时我们也会交流一些学习心得，往往争论得面红耳赤，不过吵得最响的是我，笑得最开心的是大舍妹，父亲很少发言，总是含着欣慰的微笑，听着我们的“争鸣”。最后他会拿出各种版本的书，让我们细心体会书中的不同议论，他自己很少先下结论。在父亲的启发下，我们兄妹之间发起了一场学习竞赛，二家兄写了一副对联贴在中墙上，以为共勉：“拼命装进去，死活捧出来。”父亲看了，虽觉得对仗不工稳，但不愿泼冷水，让我们在攻读专业书籍的同时，多读一些中国历史和古典文学，而且要求我们能背诵。他说对经典的文章要倒背如流，这样写起东西来，词句自会奔赴笔底。他知道我在习读唐诗，便从书架上拿出一部《诗韵合璧》，让我学习平仄和诗韵，而且教会了我中国传统的拼音“反切”。正是由于父亲的“启蒙”，使我们对中国历史和中国古典文学有了浓厚的兴趣。
父亲自己多次对我们说，自己是一个不幸的“过渡人物”。少年时期生活在清朝，自然是个“封建的儿子”，深深懂得封建教育给孩子们带来的痛苦，所以要力争做个“民主的老子”。他对我们的职业、兴趣、爱好、婚姻等从不干涉。至今使我感动和感谢的，是他亲自操持了二家兄和我的婚姻大事。我和内子结婚时，正是3年困难时期，物资极度匮乏，就连买一张床，做一条被都需要票证，是非常难买到的。父亲自己行动不方便，就让大舍妹帮我去购买结婚时的必需品。他对我说：“你要娶老婆了，这是人生大事，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你去问问家婆（皖语外祖母），有什么规矩，别让新亲说我们没礼貌。”为此，父亲还特意在婚前请我的岳父在鸿宾楼餐厅小酌，并且细微到亲自到西单商场买了一束红色绢花放在我的新房里。他在做这些“婆婆妈妈”的琐碎小事时，做得那样认真、周到，他说要做“母亲”，就极其认真地做了一个“好母亲”。
我和内子是同班同学，称得上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总角之交。少年时曾合演过一出夫妻戏《芦花河》。父亲、母亲都看过我们合演的这出戏，谁知台上的“假夫妻”，变成了台下的真夫妻。父亲应我们之请，在婚前为我们赋诗并高兴地挥毫写成条幅：
竹马当年嬉笑颦，芦花河上百花亲。
何期日后天从愿，指点当年影事真。
伍
茵婴 两儿喜期
父恨水补壁
至今，每当我看到这充满柔情父爱的珍贵诗篇时，心里都会涌出一股融融的暖流……
1963年，我的妻子怀孕了。分娩那天，父亲兴奋而又有些焦急地在院子里徘徊，等着消息。直到晚10时许，听到他又添了一个小孙女，母女平安的喜讯，才欣慰地回屋。妻子要出院了，他一再叮嘱我，要我雇辆出租小汽车。我们回到家，父亲正站在院子里迎接我们，看到小孙女，他喜不自胜地弯下腰，在婴儿红润润的脸蛋上深深地吻了一下。
我们请父亲给新出世的小孙女取名，他不假思索地说：“叫前儿。”不久嫂子也生了个女儿，二家兄也请他取名，父亲说：“叫进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