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相通，先义后利，以义制利。这是商入经营的哲学基础和商人精神价值观的核心。晋商敬奉同乡关羽，将其尊为财神，因为他重义气。在商业活动中，通常以关公的“义”来团结同仁、号召同仁，以关公的“信”来取信于社会，取信于顾主。因而，义结同心、以义制利就成为晋商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信义为处世立业之本
诚信是中国传统美德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是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对晋商的商业活动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早在创业之初，晋商就确立了一种卓而不群的商业理念，树立了三晋独特的商人形象，他们把“信”、“义”定为自己的立业之本，并把言必忠信、信必笃敬的关云长奉为“财神”，作为自己的精神偶像，以此来建立自己的道德自信。
梁启超也曾说：“晋商笃守信用。”这揭示了晋商获得成功的一大法宝。信义并举的道德构建使他们建立了充分的道德自信，从而能在信、义、利三者之间做出理性而正确的选择与把握。
关公是晋商心目中唯一的财神！关羽具有“义薄云天、义利分明、义不苟取、信义昭著、言必忠信、信必笃敬”的美德，被誉为与文圣孔子齐名的武圣。关羽是山西人，作为关公的同乡，山西人因而感觉到颇有荣誉感与自豪感。在许多晋商发迹的城市，大凡都有关帝庙。山西人每到一地经营，一经发展，先修关帝庙。古代中国，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孔子庙和关帝庙，孔庙称为文庙，关庙称武庙，把二者看成文武最高的典型，每年例祭，尤为隆重。很多关庙由山西商人所建，全国最大的关公庙是在他的家乡解州(今运城)。
向以关羽后代自诩的山西人视诚信、忠义为做人之最高准则，即使像远离故土的商贾，也概不能忘。晋商东西奔忙，南来北往，非常需要一个中心，需要把散离四方、五行八作的同乡聚集起来。关公与所有的晋商有同乡之谊，又是大家共同崇拜的偶像，于是，关公便被公推为各地晋商的“同乡会会长”，充当着精神领袖的角色。
义与利是一对矛盾，经商的目的旨在赚取利润，如果重义而不求利，就违背了经商的目的；而若重利而不讲义，则有悖社会公德，就长远而言，终究会损害商人自身的利益。然而，晋商却能将义与利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这就是他们的“以义制利”商业信仰。
晋商“轻财尚义，业商而无市井之气”，“重廉耻而不失体面”，以崇信尚义为准则时刻约束自身，将严守信誉的商业美德代代相传。他们“绝不赚昧心钱”，以做信义取利的诚贾廉商为荣。他们受一事诺一言，把信义和取利结合在一起，在商界中美誉相传，形成了其稳固的商业地位。
晋商崇尚信义，以诚待人，并非个别，而是普遍和一贯的。晋商发展之初，大多采取合伙经营的方式，合伙经营而能成功，靠的就是诚信的经营理念。譬如称雄旅蒙贸易200年之久的大盛魁，开始就是由晋中商人王相卿、祁县商人张杰等联合创办起来的。晋商票号多为东家出资、掌柜经营的运作模式，两者之间良好关系的维系，靠的也是一种道德自觉，即“信义”。又如清代著名的山西介休商人范永斗，就是由于“与辽左通货财，久著信义”而受到清政府的垂青，后来当上皇商，并由此获得厚利。
在银两作为流通货币之前，大盛魁生产的砖茶竟作为交换用的货币使用。凡大盛魁出售茶、丝、烟等，蒙民及俄商出卖马、牛、羊、骆驼、药材等，皆换算成砖茶若干块，然后再结账。大盛魁的信用由此可见一斑。
清朝末年，平遥城内有个讨吃要饭几十年的穷老太太，有一天拿着1200两的汇票，到日升昌票号要求兑付白银。这张汇票与存款时间相隔三十余年，日升昌经查验无误后，立即给这个讨饭的老太太如数兑付了现银本息。原来，这个老太太年轻时，丈夫到张家口做皮货生意，赚钱后办成汇票，在回家途中染病身亡。几十年后老太太摸丈夫当年留下的唯一遗物夹袄，无意中摸出这张汇票。通过这件事，日升昌童叟无欺、诚信为本的声誉大振，业务愈加红火，事业如日中天。
今天的我们重温这些先哲先师们的宏伟业绩和经营之道，确实给我们莫大的震撼和启迪。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晋商的“相与”。晋商把经营过程中发生业务往来的商号之间的联系称为“相与”，这种“相与”的关系，同样也是建立在信义基础上的彼此之间相互扶持、患难与共的合作关系。当自己的“相与”面临困境时，晋商往往能不计得失，鼎力相助。
选择“相与”是一件大事，必先了解“相与”者的信誉和实力，才可决定。因为“相与”者，即类似于商业联盟，既有对共同利益的保护，更有对彼此责任的承担，’一经选定，决无更改，这也是晋商诚信的一种实在的表露。
大盛魁商号与天亨玉商号是“相与”，平时两家在生意上就互相扶持和关照。当天亨玉的东家将要破产时，便登门求大盛魁拉一把。作为“相与”，大盛魁慷慨借银数万两，帮助天亨玉改字号为天亨永后继续经营。后来，当大盛魁也面临困境时，天亨永也回报以鼎力支持。两商号“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在互相支持中，能够渡过难关，靠的就是诚信。
一个经营者，在平时就要保持自己的诚信好义的品德，遇到困难才会有人肯帮助渡过难关。身陷困境时，更要用自己的诚信带动大家走出困境。
人格修养和信誉是盈利的命根
在中国古代“修身、正己、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晋商尤其重视修身正己、人格修养。在商业活动中，信誉至上，坦诚相待，不弄虚作假，不欺诈伪饰，一直是他们恪守的商业品德，他们以此夯实了自身商业文化的基石，在社会大众中建立了值得信赖的良好形象。
孟县商人张静轩说：“经商交结务存吃亏心，酬酢务存退让心，日用务存节俭心，操持务存含忍心……前人之愚，断非后人智可及，忠厚留有余。”由于晋商严于律己，为人诚恳忠厚，行商不欺诈，故人都愿意与之共事。
在做人修养上晋商表现出了诚实忠厚的一面。他们认为“和气生财”，“和为贵”，凡事不做过分，不做法外生意，讲求以诚待人。晋商与同业往来中，既保持平等竞争，又保持相互支持与关照。
运营资本乃商家之生命，犹如血脉，须臾不可缺少。但做生意，难免有短缺之时，互助借贷，自然是常有的事。如何对待借债，对商家和个人的品格无疑是一大严峻的考验。有“天下第一乔”美称的乔家，对债务的态度是：该外的一文不短，外该的听其自便。由此，足见其胸怀宽阔和品格的高尚。
有一家商店关门时，尚欠复盛公1000两银子，复盛公经理就去那家店里拿了一把斧头了事；有一家商号倒闭时尚欠复盛公5万两银子，经理登门向“乔老爷”请罪，“乔老爷”只是安慰，并不追究欠债。若仅从表面上看，乔家让借债人“听其自便”，而借债人的“自便”除感恩戴德外，那就是广为传颂了。无疑，乔家实际上等于借此做了一个永久的“活广告”。这件事在当时传为美谈。乔家的信誉越传越广，越传越牢靠，从而财源也就滚滚来。
商人的价值目标追求，首先建立在人格道德信用和商业信誉基础之上，然后才能实现其商人的价值目标和商业的盈利目的。晋商为了实现这一价值目标而自我修养、正身的追求，使得洁身自好成为风尚。若有人一旦失足，人格尊严闪失，遂为同行所不齿，乡里所卑，亲人所指，失去营生，再业无门，也无颜回故土。也正因为如此，明清晋商敬业心强，商业信誉卓著，事业发达，为世人刮目相看。
用单一的道德标准品评人，分出好人、坏人，并不一定公平和正确。人或诚实或虚伪，一时之间，很难分辨。但随着时日的增长，两者分界逐渐明显，一个人是诚实还是虚伪，其日常的言行举止，总会有所表现。所以说，生意人应当爱惜自己的人品，虽然人品不能当饭吃，但人品是立身之本，对事业的成败影响颇大。一个商人无论多么才华横溢，只要品德上有缺陷，终究成不了大器，如果走“歪门邪道”赚钱，迟早会出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