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境贫寒的林汉达在故乡靠为地主打杂、帮家里干农活、教会学校减免学费、辍学做中小学教师，断断续续地完成了小学、中学、大学的学业。
1.生逢乱世
公元1900年2月17日，林汉达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县（现为慈溪市）的一个小山村。
父亲林生阳早就给他起好了名字“荣”。
林家是佃户，靠租种别人的土地过日子。林生阳十分喜欢学习，除了干活，就读“雨书”（平时下地干活，下雨天上学学几个字）。这很像多年之后的插队知青，下地干活，上地拿书。但他读书，纯粹属于自娱自乐，因为当时科举制度还未废除，文言文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但林生阳就是不喜欢文言文，他只读他自己喜欢的书。
林生阳还活学活用，凭着不多的一点知识，给未出生的孩子们取好了名字：荣、华、富、贵、玉、堂、春。这几个字连起来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他希望孩子们生活富足幸福。妻子念着这七个字，觉得这“玉”和“春”听起来有点像是女孩子的名字。
有意思的是，林生阳真的生了七个孩子，而且第五个、第七个孩子刚巧就是女孩，其他都是男孩。只不过，名字没有采用这几个字。
林汉达是林生阳的第一个孩子。在上学之前，父母对林汉达的称呼是“阿荣”。
林汉达出生的这一年，当时的叫法是：清光绪二十六年，论干支则为庚子年，属相鼠。中国要等辛亥革命之后，才开始用公历计年，林汉达出生的这一年，才被称作公元1900年。
这是中国历史上极为惊心动魄的一个年份。若用现在时尚媒体的总结方法，用的关键词应该是“义和团”“八国联军”。
这一年的初春，也就是林汉达刚出生的时节，义和团的“反洋”运动刚刚点燃“星星之火”；到这一年的春夏之交，义和团在清政府的默许下已经是如火如荼，群情激昂；这年的冬天，清政府指示谈判代表，“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这大纲，就是第二年正式订立的中国历史上最为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根据混沌理论，一些看上去毫不相干的事情，后来往往能够发生联系——发生在北京的事，似乎与几千里之外的林家并无牵连。但从后来的发展来看，林汉达的生命轨迹与时局的变化关系极为紧密。
2.多灾故乡
林汉达出生的这个小山村当时称龙头场林家村。
龙头场在秦时还是一片汪洋大海，相传山村西南边不远处就是当年徐福东渡的遗迹。汉晋六朝，海水北却，淤沙积涂，渐生海草。到了唐宋，百姓起灶制盐，围堤筑塘。南宋开禧元年（1205年）正式设立盐课司，定名为“龙头场”。元、明时归属定海县灵绪乡，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定海县改名镇海县，清宣统三年（1911年），改属东绪乡，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改属龙山镇，1950年建龙场镇，1954年由镇海划入慈溪。
龙头场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林家村北面约三公里，有一座苍茫的山，山体如苍龙巡天而回，卧伏稍憩，叫做龙山。其东南不远处，有一片清澈如蓝的湖，叫凤湖。一山一水，无需修饰和培植，都是令人流连难舍的胜景。
整个龙头场一带的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呈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的台阶式格局。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居住在这儿的老百姓，上山可斫柴；平原可种田种菜；出海捕捞鱼虾，晒出来的盐可卖，滨海滩涂可围垦。农业、渔业、商业多种经营。
生活在被称为“鱼米之乡”的江南富庶之地的人们理应生活得富足而幸福，但是，事实上，要领略到这里的山清水秀还要等多年之后。
林汉达出生后及至童年时的20世纪初，生存与温饱依然是浙东沿海这个小山村百姓的苦苦追求。
与林汉达同为慈溪籍的爱国华侨吴锦堂在《续修杜白两湖水利全书》中写道：“前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镆（吴锦堂，原名作镆）自日本省墓归里。时适霪雨为灾，数百顷禾棉悉遭水淹。触目伤怀，不忍坐视。”“雨稍多，则田地淹没；晴未久，而河湖皆竭；故遭连年失利。”
“1909年，大雨连朝，山水暴涨，湖内湖外尽成汪洋，风劲浪高，几至冲决”，这是日本铁道工程局测量师工学士岛总彦记载的杜白两湖状况。
“民国元年到四年，即1912年到1916年，慈溪北部多海啸，北乡稻棉多为洪水摧毁，又各省禁米出口，姚慈北乡粮食断绝，米贵乏卖，弱者苜蓿充饥，命在旦夕；强者则垄断米粮，村落之间盗贼日闻，治安日益恶化。”
从这些记载来看，当年这一带的自然情况很不好。一发大水，颗粒无收，遇到干旱，就需要用最古老的水车车水。
林汉达的童年时代，与他的父母、生活在这里的父老乡亲一起，承受着故乡的全部苦难。
3.贫寒家境
林汉达家是佃农，以租种别人的田地为生，需要按照契约上缴生产品。与单纯出卖劳动力相比，佃农的风险更大，得自负盈亏。收成好了，自然可以多打些粮食，而收成不好，不仅投入的成本收不回，还要交地租。
林汉达父亲林生阳除了种地之外，还借钱做小买卖，开了一个叫“万茂”的小米店，且帮别人糊灯笼。
即便如此，林家还是很贫困，需要租住别人家的房子。林汉达十岁那一年，父亲因为房租问题顶撞了房东，被打手们拉去吊打。后来，换了一家房东，大年三十，因为欠了五元钱的房租，这家的二少爷逼着林汉达全家搬出去，还派人揭去房顶的一垄瓦片。别人家欢天喜地吃着团圆饭过年，他家哭成了一团。“我在家里抬头见天，吓得直哭。”林汉达在《回忆儿时的几件事》中这样写道。
“杨梅李子夏白桃，有囡放（嫁）到凤浦岙。”这一带山上杨梅成批种植，但是林汉达只能望梅止渴。
林汉达家里穷到经常没钱买粮，当然，更不可能买什么水果了。盛夏季节，看到家庭富裕的孩子有西瓜吃，小孩子到底是心痒，便拿着顶上绑着锭子的小竹竿，在河岸上走，河面飘浮着人家扔了的西瓜皮。他用锭子一戳，西瓜皮到手，上面还有一层红红的西瓜瓤，他就开心地啃起来，啃到白皮，没有味儿了才扔掉。
在林家村边有座叫后新桥的石桥，石桥脚下有座垃圾堆。有次地主家把吃完的桂圆核倒在这里，林汉达正和别的小孩一起玩，大家一哄而上，捡桂圆核吃。有的核头还带着一点点的肉，一帮小家伙啃得津津有味。
这一段记忆来自林汉达写于1969年10月的一份材料。
五六岁的孩子，大概没有人会去指责他不讲卫生，读出的，只有无比的辛酸。
林家因为人口多，历年下来，欠了二百多元的阎王债，在高利贷的盘剥下，翻不过身来，年年付利息，年年还不清。“我只记得人家老到我家来要债，我只是躲在屋角里咒骂讨债人。”林汉达回忆道。
他父亲欠了一辈子的债，而且欠了好几家，欠了好几百元。利息已付了三百多元，但还欠着人家二百多元。直到林汉达大学毕业，教了两年书之后，才把父亲的欠债还清。
4.曲折启蒙
诸多因素决定了林汉达的求学之路，九曲十八弯。
1907年，林汉达七岁，寄读在离家五里地的一个姓黄的地主家里。扫院子，抱孩子，打杂差，赚取自己的学膳费。
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冷，他的双手生了冻疮，又红又肿，却不能休息，更不用说治疗。冻疮溃烂开来，又疼又痒，脓血直流，但还得拿着冰冷的竹扫帚一清早就打扫院子。冻疮留下的疤痕，直到老年，都还看得出来。
一年后，家里需要人手，他只好回家，入本乡私塾读书，以便能边读书边帮助家里干活。农村活多，农忙时更是要争分夺秒，上学的时间便不能得到保证。有一次，他偷偷地拿着书包去上学，母亲赶上来，在半路上拦住，要他回家干活，他不肯。母亲拉他的书包，他哭哭啼啼，过路的人见娘俩拉拉扯扯，便责备道：“小孩子要好好读书，怎么赖学呢？”母亲和林汉达都哭了。林汉达是委屈，他哪儿是赖学，而是要读书而不可得呀。母亲是心疼，她知道孩子的心思，但家里的担子必须有他一起担才勉强扛得起。
他在十四岁之前，大半时间花在下地、帮父亲车水、跟着父亲摇船、背纤、轧花上。身体瘦弱的他，与父母一起承担着解决一家人温饱的责任。
有时，父母会给他新的活：带弟弟妹妹们。家里弟妹多，林汉达是长子，帮助父母照顾弟妹，自然少不了他。弟妹们小，还不能体谅哥哥的心思，经常会哭闹，林汉达得想方设法哄他们玩。白天就这样过去了。
只有到了晚上，他才能抚摩着心爱的书本，进入自己的世界。可是，灯油，对于一个贫困家庭来说，依然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为了节省灯油，一旦有月亮，就搬条凳子，在月光下贪婪地汲取着知识。
即使是这样，他的读书生活也没能继续下去。
十三岁，父亲决定把他送到慈溪观海卫一家米店里去做学徒。
5.意外转机
这一年，意外地，家里来了一位亲戚，是林汉达从没见过面的远房姑妈。
姑妈是个小学老师，也是个热心的基督徒，曾学过护士，这一年到他家乡来是为人们种牛痘。
起因是西方列强在入侵中国的同时，接受了东印度公司哥利支的倡议：“请医务界的善士们前来行好事，以博取人民的信任，由此而为基督教铺平道路。”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11月11日，美国浸礼会医生玛高温来到宁波，在北门佑圣观厢房设诊所，施医传教，基督教从此传入宁波。1844年6月，美国长老会医生麦嘉缔得到宁波英国领事馆相助，在领事馆附近赁房施医传教。同年8月，美国长老会教师韦理哲夫妇来到宁波。1844年冬天，韦理哲的膳夫、广东人洪部入教，成为宁波长老会发展的第一个教徒。此后，教徒渐渐增加。姑妈种牛痘的行为正是东印度公司哥利支倡议的延伸。
姑妈的到来，在林家村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村里人太诧异了，这个女人没有裹脚。
姑妈的到来，也彻底改变了林汉达的命运。
姑妈目睹林汉达对学习的热爱，听说林汉达父亲要中止汉达的学业，十分疼惜：“这么聪明的孩子，送他去做学徒多可惜啊！”
她劝林汉达父亲，让她把林汉达送到教会学校去念书。
喜欢读书的父亲心动了，汉达更是心驰神往。
只有林汉达的母亲不太放心，她是信佛的，就到离家不远处的“跳山庙”里求签诗。签诗是上上签，大吉大利，末句是“秀才一去状元回”。母亲这才放了心。
这样，林汉达跟着姑妈离开了家乡，开始接受教会学校的教育。
6.立志读书
多年之后，林汉达回忆起童年经历，说自己读书的最初动机，是因为看到父亲被地主吊打，他立志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在贫困的乡村，如果要改变命运，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是出外学艺经商，与林汉达家相距几里地的吴锦堂、与林汉达同属龙头场的虞洽卿选择的都是这条路，日后是富贵荣华，造福乡里。而另一条路，则是读书，“知识改变命运”，林汉达选择的是第二条路。
一个人立志并不难，难的是立志以后能坚持下去。林汉达在客观的经济条件不允许及至爱的母亲不理解的情况下，依然能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坚持自己的志向，就很不容易。
7.教会学校
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传教士开始在中国设立学堂。至19世纪70年代，已有教会学校约800所，绝大部分是小学，在校学生约2万人。20世纪20年代，教会学校学生已达34万人。
宁波是个沿海城市，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开放五口通商的其中一座城市。尔后，美国、法国等入侵国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都写上了这个港口城市的名字。
1844年，英国苏格兰长老会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奥德绥女士来甬办女塾，是为外国人在宁波办的第一所学校。
1845年，美国长老会麦嘉缔、韦理哲在宁波创办崇信义塾，也称圣经书房，招收男生，供食宿，主要目的是培养传道员。地址在江北槐花树下。由萨墨丁牧师任校长，开设课程有圣经、“四书”、“五经”、作文、书法、算术、天文、地理、唱歌等，这一年入学就读的学生有30余人。这也是林汉达的母校。
《浙江教育史略》对这所学校的评价很高，称：“吾浙初等教育有其学校制度，办理最早者，当推美国人在宁波开设之崇信义塾。”该校后迁至杭州。清光绪七年（1981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麦嘉缔在崇信义塾旧址上续办，学校改名为崇信书院。
1912年，书院执行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教育宗旨和学制系统，学堂改称学校。崇信学堂改名为崇信中学，附设小学部。
其时，宁波市全市城区有中学7所，教会办的学校就有4所。
用共和国第一任主席毛泽东的话来说，那是“文化侵略”：“……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
对“文化侵略”的说法，后人有争议。但从目前我们看到的资料分析，外国人办教会学校的确有其政治目的。
1906年，美国伊利诺大学詹姆斯（Edmund J·ames）校长在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一份著名的“备忘录”（即《关于派遣教育考察团去中国的备忘录》）中说：“中国正面临一次革命……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如果美国在30年前已经做到把中国学生的潮流引向这一国家来，并能使这个漫游继续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和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
而美国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Mateer）则更加直言不讳：“如果我们要将儒家的地位取而代之，我们就要训练好自己的人，用基督教和科学教育他们，使他们能胜过中国旧式士大夫，从而能取得旧式士大夫所占的统治地位。”
而从当时教会学校的办学状况来看，也的确有此倾向。教会学校在中国办学校，招收中国学生，但学校的设置、教学和管理各方面都不受中国政府的管辖，完全按自己的目的和方式去教育学生。
教会学校中最重要的课是宗教课，也是学校的主课。学生要学习《圣经》及各种宗教书籍、教义。宗教课不及格不能升级。除此之外，学生还要参加宗教仪式和宗教集会，以及教会组织的传教活动。违犯教规者，轻则体罚，重则开除，甚至还要追缴学杂费。许多学校诱迫学生信教，对不入教的则多方歧视。
不过，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这段历史一棍子打死。应该说，教会学校的经济优惠，在客观上也的确改变了一些人的生活，使一些家境贫寒的孩子因此而有了上学的机会，比如林汉达。而且供职于各类慈善事业的人中，也不乏像林汉达姑妈那样心地善良、救危扶困的好人。
林汉达在上虞的崇仁小学过渡一年后，进入位于宁波江北槐树路的崇信学堂读书。
这一年，是1914年。
8.学校课程
林汉达在他写于1967年的一份材料里说：“我就跟着姑姑离开了家乡，开始接受在那时候我认为是比较进步的教会学校的教育。我从封建落后的家庭，进入了英美式的教会学校，根本不知道教会学校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
文中有一句“开始接受在那时候我认为是比较进步的”，可见当年的林汉达对当时教会学校的教育内容和采用的教学方法，是怀着新奇和喜悦去接受的。
那么，林汉达在教会学校学了些什么呢？
当时宁波四所教会学校的教育教学内容基本相同。后与崇信合并成浙东中学的斐迪中学学生徐学传1900年的手记有比较详细的记录：
“所教皆是经书史乘及八股制艺五言律诗为合时之课，又教西文西算天文地理为得时之课，而旁及于音律体操无不井井有条”；“济济满堂，咸乐春风之坐”；“教法极合时宜，成绩斐然”；“时与同等中学诸生比踢足球，常能夺取锦标而归”；“一日有英国军舰游弋到此，强欲与我校一试其技，抖擞精神，两不示弱，而军舰稍逊一筹，是以毕业而出谋各事者多非弱汉”。
1905年之前，科举制度还未废除，所以学校里依然有着迎合科举的经史八股诗词，同时又增加了西方的教育内容。教学方式比较轻松愉快，并且对体育十分重视，有了当时十分少见的足球课。
当然，感受不同，所表达出的感情也有所不同。1915年在宁波教会学校读书的陈里仁在晚年回忆：“宁波江北岸的斐迪学校是一所英帝国主义办的教会学校，是披了宗教的外衣，以办学为名，对中国人实施奴化教育和引诱学生入教。对学生采用高压手段，不许学生自由集会和参加校外政治活动。斐迪当局恐学生参加革命党，课程里没有兵式体操，只准学生在课外活动时候踢足球、打木球、拍网球等，作为体育锻炼。”“学生们的爱国思想亦有差别……他们认为只要学会了外国语，毕业后到上海去做买办或洋行职员，可以拿高薪；还有一部分教会子弟的同学们，认为革命成功了，外国人赶跑了，于他们教会没有好处。”
徐学传的回忆写于1900年，而陈里仁这份材料则是他在晚年的一段手记。
虽然感受不同，但我们还是可以大体推断出教会学校的学习内容有三方面：一是严格的宗教课；二是中西方兼而有之的内容；三是内容丰富的体育课，有别于当时一般国立学校的兵式体操，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单从球类看，连现在的学生都喜爱。
显而易见，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在知识和智能上明显胜过封建学塾培养的旧式文人。的确，这种中西兼容的教育内容，使林汉达既接受了系统的传统文化知识，又吸收着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培养了他博大而深厚的学养。
9.助教筹费
三年之后，公元1916年，林汉达从宁波崇信中学小学部（后并入宁波四明中学）毕业。
他想上中学，可是崇信中学全年学费72元，虽然说林汉达是教徒，按照校方规定学费可以减半，但36元钱也是一笔大数目。
陈明远在《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中，对1911—1919年上海市场一元钱的购买力作过调查：
一元钱，能买30斤上好大米，8斤猪肉，10尺棉布。白糖市价是每斤6分，植物油每斤7—9分。
这样算起来，当时入一所教会中学的学费，按2010年的生活标准换算，大概一万元。教徒减半，也需要近5000元。
家里自然是供不起他。林汉达想要上中学，唯一的一条出路，是他自己把学费攒齐。
林汉达别无选择，就到当时的教会小学观海卫约翰小学担任小学助教。
观海卫，地处海陆之交，明初倭寇频繁从海上入侵，朱元璋派他的开国元勋汤和到沿海筹建军事要隘，在浪港山下筑城凿池，屯兵设卫。军卫因“城成而海水当其前”，所以定名观海卫。明代中叶倭寇猖獗，抗倭名将戚继光曾驻先锋营于观海卫，打过好几次漂亮的保卫战，这里因此闻名。
抵挡过倭寇的观海卫显然无法抵挡西方列强。清咸丰五年（1855年），英国圣公会派遣女教士马利到观海卫租房传道。咸丰七年（1857年），由英国差会补贴和信徒赞助，在观海卫南门购地建造礼拜堂，定名“圣约翰堂”。观海卫圣约翰堂是慈溪最早建立的基督教堂，成为圣公会慈溪三北地区的驻地。
基督教传入初期，多同时兴办附属小学，圣约翰堂也在礼拜堂西首附设圣约翰堂小学，离林汉达家十四五公里，步行的话，大概两三个小时。
这点路对于十六岁的少年来说，根本就算不上远。
如果是个普通人，该知足了。此时的他，小小年纪，已经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也有了一份不算低的工资。如果说，读书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要摆脱贫穷和受欺，他的目标应该算是已经达到了。他接下来的生活，该是买些好吃的，玩些好玩的，然后按照当时的习俗，找一个清灵女孩相伴一生。
但是，这一年里，林汉达几乎没有离开过学校。他白天当小老师，晚上自修中学的课程。时间和金钱，对他来说，都是珍贵的，至于亲情，他相信，来日方长。除食宿理发之外，这一年里他几乎没花过一个铜板。在没有任何监督与辅导的情况下，他自学中学一年级的课目。
一年下来，他攒齐了入崇信中学所需要的四十元大洋，也自学完了中学一年级的全部课程。
一个十六岁的孩子，求学的愿望如此强烈，人生的目标如此明确，并且在一年时间里居然能够毫不动摇地朝着这个目标前进，心无旁骛，实在有着常人没有的精神和毅力。
10.中学时期
第二年（1917年），他就拿着这四十元钱当学费，进入原来的母校崇信中学，并凭着自己一年的自学，直接升入中学二年级。
功课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钱。
林汉达交了三十六元学费后，只剩下了四元钱，其他方面要是再需要开销，那就有些成问题了。
崇信学校是教会开办的，星期日全校师生都要排着队去一两里路远的礼拜堂做礼拜。遇到下雨的星期日，那真是难为了林汉达。因为别的同学能穿着雨靴、皮鞋去礼拜堂。家里没有皮鞋、雨鞋的学生，也还有钉鞋可穿。只有林汉达一人既没钱买钉鞋，又舍不得穿母亲为他做的布鞋，只能穿父亲为他做的一双木屐。下雨天，道路又泞又滑，穿木屐走两里路，“走得快，要跌跤，走得慢，要掉队”，十分困难，也十分狼狈。
多年之后，林汉达回忆起这一经历，却并无一点沮丧之气：“那时我是这么想的——‘苦中有乐，乐在其中’。就是为了学习，下定决心我也拼命地赶上去。”
当时的崇信中学，是初、高中连读的旧式中学，1919年，林汉达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11.择校之议
中学毕业后，林汉达为积攒上大学的资金，在崇仁小学、崇信中学教了两年书，略略有了点积蓄。
与林汉达同在崇信中学教书的远房姑父十分器重他，非常支持他去求学。同时，姑父也知道林汉达的家境，建议他去考教会学校。因为1921年的教会学校的经费主要来源是教会拨款，而且款项的发放是以奖学金的形式，所以当时一些贫寒子弟也上得起大学——1935年后，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学校的收费十分昂贵，教会学校几乎成了贵族子弟学校的代名词。
林汉达想报考的学校，是当时被称为“江南第一教会高等学府”的圣约翰大学。
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按照西方大学标准建立的高等学府，是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S·I·J·Schereschewsky为实践其推行高层次教育的宿愿而创办的。1905年，学校在美国注册，正式改称圣约翰大学。学校建立的初衷是“培养出精通中国典籍、西方科学和基督教之人。他们将在自己的国土上，在自己的家中，在自己的政府和司法机关的管辖下传播福音、设立学堂和兴建教堂”。1910年，在上海举行的第二次庚款留美生考试中，共录取了31名考生，其中26名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刘鸿生、周诒春、顾维钧、宋子文、颜福庆、牛惠生、牛惠林、邹韬奋，都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
称这所学校为“江南第一教会高等学府”，实至名归。
但姑父的思维，显然有些与众不同。姑父建议他读的学校，是之江大学。
杭州之江大学是浙江省最早建立的高等学府之一，前身设在宁波的崇信义塾，1867年迁入杭州城内皮市巷与大塔儿巷相交处，更名“育英义塾”，后改称育英书院。1911年，迁入位于钱塘江畔的秦望山，新校占地660余亩，由于钱塘江在这里接连拐弯两次，形成“之”字，由此取名为“之江学堂”。1914年，更名为“之江大学”。
之江大学虽与崇信中学很有渊源。但客观地说，当年之江大学的名气，远远不如圣约翰大学。
姑父给出了不一样的建议。
他问林汉达：“你为什么决定报考上海圣约翰大学，而不就近报考杭州之江大学呢？”
林汉达想也没想地回答：“因为圣约翰大学是全国著名的第一流大学。”
姑父追问：“圣约翰大学确实出名，那么为什么之江大学的名气不够大呢？”
这一问，可真把林汉达难住了。一所学校名气不够大的原因显然是多方面的、综合的。
姑父说：“好，让我讲。之江与圣约翰之所以有些区别，正是因为你这样的好学生都去了圣约翰，不肯报考之江的缘故。”姑父的意思是，之江大学不出名，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生源不好。“你这样的好学生多了，之江大学也就出名了。”
他看林汉达还有些犹豫，又劝道：“要知道，好学生不管去哪里，总归是好学生；不肯用功，不求上进的学生，就算进了最好的学校也是白扯！”
姑父说理的逻辑性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但这个想法的确很有创造性，而且这种“让学校以我为荣”的豪气万丈的想法，也激起林汉达的好强心。
林汉达于是改变了考圣约翰大学的主意，决定报考之江大学。
之江大学现在已成为浙江大学之江校区，就在钱塘江畔六和塔边的一座小山中。透着沧桑的旧时欧式建筑与散布在树丛的众多新建筑相互映衬，既有着历史的厚重，又有着现代的气象。从半山腰的图书馆走廊极目眺望，便是钱塘江转弯之处，这里完全不被枝叶阻挡，可以一览钱江气势，寥廓江天，无限风光，令人心胸坦荡。
浙江大学的图书馆里，保存着林汉达的全部著作。
现在，学校的确以他为荣。
12.应试之悬
但当年的之江大学，差点和林汉达失之交臂。
赶考那天，林汉达很早到达考试场所，他走进一个大教室，里面空无一人。
林汉达以为时间还早，便躺下来休息。连日的学习令他身体疲惫，一躺下，就睡着了。一觉醒来，发觉室内仍然是他一人。他猛然醒悟到是自己走错了考场，瞌睡早已跑得无影无踪。林汉达一跃而起，急急忙忙、气喘吁吁地到处寻找考场。
考场寻到了，考试时间已过一半，考生们正奋笔疾书。站在考场里的监考官拦住了他。
林汉达这下可真急了，再三解释，这么重要的考试，自己绝没有轻慢的意思，自己早来了，只是走错了考场。
解释不成，只好苦苦哀求。
监考官经不住他的哀求，心里也实在同情：“我相信你是走错了考场。不过时间所剩不多，考也无济于事了。”
林汉达一看监考官有点松口，苦求道：“时间再少，我也能考。”
监考官看他急出一脸的汗，终于放他进了考场。
林汉达找到座位，伏案答卷，镇定沉着，争分夺秒，奋笔疾书。
答完卷，他抬起头，长吁了一口气。然后把考卷从头到尾再查一遍，确信准确无误，他站了起来，准备交卷。
这时，教室里还有二十来个考生在“苦思冥想”。
监考官目瞪口呆地看着刚才匆匆赶来的考生，慢笃笃地离开教室，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好学生，就是好学生，过去了一半时间，又有何妨！
林汉达被之江大学录取了。
林汉达不仅被录取了，而且还因成绩优异直接进入了大学二年级。
13.求学之江
基督教会最初准备在大清国设立14所教会大学，人称“在华14所”，之江大学为其中之一。1914年称“之江大学”时，学生达1000余人，分读11个科系。
美国的大学大多没有围墙和校门，只有一座竖立在主干道上刻有校名的石拱门，像著名的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等就是这样的。之江大学最初也是由美国人创立的，却比美国的更简洁，不仅无围墙，连刻有校名的石拱门也省了。
1921年，林汉达上学时，之江大学的规模已经不小了。学校有慎思堂、惠德堂、佩韦堂、都克堂、观象台等24幢建筑，建筑顺山势而作，保持了原生态的自然风貌。据说1912年孙中山曾到此视察，并在主楼慎思堂楼前发表过热情洋溢的演说。孙中山大概希望这些在西风东渐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学子们，能在不久的将来担负起使天下兴旺的使命。
一号楼、二号楼，也分别叫东斋、西斋，是男生宿舍，建于1910—1920年，林汉达上学时就住在这里。
之江大学设文、理、商、建筑四科，为综合性大学，学制四年，实行学分制，并设有小学部和中学部。建校初期均由美国人担任校长，如王令赓（Rev·E·L·Mattox）、裘德生（Warren·H·Stuart）、司徒华林、费佩德，后改由教育界德高望重的中国人担任校长一职。
林汉达进校时，校长为司徒华林。
司徒华林，是司徒雷登的弟弟，1916年到1922年间担任第三任之江大学校长。他在任期间，留下一座十分有名的“情人桥”。此桥是校内山涧之间架设的一座木桥，原是为便利师生通行。却因周围林木葱蔚，桥下碧水深深，被情窦初开的男女青年学生选作“人约黄昏后”的去处，有了“情人桥”的美称。现在还成为之江一景。
听起来，校长们似乎有点浪漫主义，但这并不影响办学的严谨态度和务实作风。
说之江大学教育设施先进完备，教风十分严谨，是有根据的。
教育设施非常先进，仅从之江大学的天文台便可见一斑。之江大学的天文台建于1912年，设备从美国进口，是当时较先进的天文气象观察设备，用于天文气象观察和天文学的教学，这在国内实属罕见。
之江大学教风十分严谨，学校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一丝不苟。课程采用全英语教学，要求学生完成的作业和考卷全部使用英文，老师对学生的作业和考卷也用英文批改——不但改正作业和考卷中的答题错误，而且对学生英文中的语法、词句错误、错字也一一纠正。
之江大学先后聘有很多享誉海内外的教授和国内外知名学者。如我国早期的机械工程留美博士廖慰慈、白郁筠、李思良，铁道工程博士应尚才，古代文学及词专家夏承焘，古典文学专家王季思，古代文学及先秦文学专家王驾吾、胡士莹，经济学家胡继瑗、王公维，古典文学家、我国著名的书法家陆维钊（后调入浙江美院）。知名学者如金仲华、马叙伦、陈植、郁达夫、李笠、刘平候、顾思辑等。
值得一提的是，学校聘来的名叫马叙伦的学者，多年之后成为了林汉达的战友。
之江培养出了一批学业有成的学生，如林汉达、《莎士比亚全集》的首译者朱生豪、台湾著名女作家琦君（潘希珍）等。
14.勤工俭学
此时对于林汉达来说，赚钱，依然是他生活的一个重点。不过，这次不仅为了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还有他的家庭责任。
据林汉达先生的弟弟林汉道先生回忆，别人读大学需要家里寄钱，而林汉达除了自己缴纳完学费，还经常给家里寄钱。
在之江大学的第二年，林汉达便找到了在“青年学会”教英语的工作。白天在之江上课，傍晚一放学，连晚饭也来不及吃，便饿着肚子赶到城里给学生上课。
之江大学地处僻远，现在从城里打个出租车，到之江大学仍需要十多分钟，路程之远可想而知。从之江大学到青年学会，中间有很长一段路，精打细算的林汉达总是先走上几站，再乘车赶往学会。回来时也在离之江大学的前几站下车。无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都是这样。
有时候，“甲之熊掌，乙之砒霜”这句俗话也实在有理，1911年之江选址于秦望山原是因为它山脉相连，劲松古柏郁郁葱葱，建筑在古林掩映之中既风雅又原生态，而对于此时的林汉达来说，可真是成了麻烦。乘车不方便倒还在其次，晚上走在漆黑一片，偶尔还有野兽叫声的路上，实在不是件愉快的事。
好在林汉达的乐观主义和刻苦耐劳精神使黑夜走路也成了有趣的事情，他的弟弟林汉道回忆林汉达“变苦为乐”的办法：一路“甩流星”。
“甩流星”是慈溪龙头场农村小孩常玩的游戏。游戏的器具有点类似于铁镖：中间一条一米多的绳子，两头各放一块物体（尖利的镖头易伤人，两头放的重物一般为圆形，类似于流星锤）。而“甩流星”的游戏方法，则跟玩铁镖差不多：抡、抛、挂、甩、缠。
林汉达准备好一条绳子，用铁丝缠绕成网状球系在绳子两端，向青年学会要几块炭火，放进网状球内，一路玩着“甩流星”解闷，同时用炭火照明，吓退野兽。
15.奖学金
为了节省经费和充分利用时间，林汉达的节假日大都在学校里度过。
春节，是中国人最看重的一个节日。一家团圆，休闲喜庆，走亲访友，热热闹闹。寒假，学生和教职员工大多回家过年去了。除夕夜，之江大学校园里更显得幽静空旷。而林汉达还在专心致志地看书。
学校的一位外国教员，偶然路过教学区，见里面亮着灯光，十分好奇，便信步推门走了进去，看到林汉达放假了不回家，过节了也没有安排娱乐活动，便主动与他攀谈起来，这才知道林汉达是趁着大家回家过年之机，主动留下。一则是为了节省回家的车旅费，二是可利用这些时间，好好学习。林汉达流利的英语，勤奋的态度，渊博的知识，远大的志向，贫寒的家境，都深深地打动了这位外国教员。
初春一开学，这位热心的外国教员主动向学校递交了一份给林汉达申请助学金的报告。其实，当时林汉达已经有了一份助学金。但外国教员的报告，也深深地打动了校方，学校就顺水推舟，又发给林汉达一份助学金。就这样，林汉达成了之江大学唯一拿双份助学金的学生了。
1924年夏，林汉达以学生代表的身份参加上海世界书局主办的全国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题目为“战争与和平”，获得第一名，获金质奖章。
同年夏天，林汉达大学毕业。
16.意志坚定，百折不挠
我们现在已经无法准确地描述林汉达在接过大学毕业证书时的神情，我们也推测不出他的心情是一个攀登者到达理想中的高峰时的百感交集，还是多年苦修终成正果时的平心静气。我们可以准确陈述的，是林汉达的求学轨迹：乡村私塾—辍学—教会小学—辍学筹资—教会中学—辍学筹资—教会大学。
如果有人把林汉达求学中的三起三落，屡落屡起，印证着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思想，编写成一个刻苦求学、经过磨难不折不息的励志故事，是很有意思的。
如果林汉达的家乡愿意从地域文化对一个人影响的角度去探究这块叫“慈溪”的土地，我们也并不觉得牵强。这块以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精神著称的水土，养育出这样一个志向高远、百折不挠的林汉达，是很合理的，也是必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