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来没有科学，近代的科学是由外面输入的，好比是洋货入口一样。我们没有法子运用原料，专靠现成的洋货，那是不行的。我们要来制造，一定要创造中国自己的学术才行。诚然有些学问没有什么地域的不同，分不出中国外国来，比方数学，逻辑；不是中国另外需要一种数学或逻辑。这些纯理科学没有中国外国的地域之分，是很显明的。然而讲到应用科学，以及研究生物的一切学问，则不能不创造自己的，至于社会科学则更非创造中国自己的一套不行。比如农业这样学问，就是有地方性的，而且研究的对象又是动物植物这些有生命的东西，所以我们很感觉中国有创造新农学的必要，尤其是作乡村工作的人，感觉的更为迫切。当我们研究的时候，当然可以借助于外国的方法，然而还不能不从中国实际的问题中去研究，才能有新农学的发见，中国的农业才有法子谋改进。又如地方自治，地方行政，以及许多社会方面的事情，因为外国的情形与中国的不一样，都不一定能用得上。我们不能拿外国的方法来办中国户籍人事的登记。我们作这些事情要与中国社会的情形，人民的程度，社会的经济等关系相符合，才能办得好。又如地方的财政怎样整理？也决不是拿外国地方财政的书就可以整理中国地方财政的。这个整理财政的问题又多又困难，大学里讲财政，都讲不到这个，也不知道中国的财政是怎样的。又如乡村的卫生，都是乡村最要紧的事情，可是中国的医学教育，在学校里讲一点公共卫生与农村也没有什么关系。就是乡村建筑工程，恐怕也不能学外国的。中国社会的事实摆在下面，中国的大学教育，放在上头，一个非常高，一个非常低，上下不通气，学术归学术，社会事实归社会事实。
这个就是刚才我讲的话，这个痛痒处不发痛痒了。如果我们是活人，有知觉，有痛痒，哪能看见这一些事实而不发生问题的？哪能不在这些问题上作研究想法子来解决的？中国国家要有前途，中国民族要有前途，那就非创造自己的学术不可。刚才举的农业农学院等是一个例证，其他的社会问题，偏乎应用的还多，大概都非创造自己的不可。在没有自己的学术时，社会上许多问题是不能够解决的。社会问题不能解决，这个社会就没有法子进步。我们的社会不进步，或者以为是中国的国力民力太贫乏了，可是国力民力怎样才能富厚？这个恐怕要靠新学术，没有新学术，没有法子创造，就没有法子增进国家人民的富利。这是从一面的问题说，再要补说一面，社会与大学没有关系，原因还在培养的人才不合社会的运用，譬如法科毕业的学生作县长，对一切县政都是茫然，简直莫明其妙的，因为社会所有的问题，通统与法规不合。法律解决不了，作了县长还要从头学起。真正能够作县长的还不一定是大学的学生。你们的学问虽是很高，然而不合适用，所以作不成。养尊处优，不去作实在的事，缺点尚难看透，如去作事，作乡村的事，乡村是最实际的地方，这里一点一滴的问题，都要解决，决不是与实际问题离开而作研究的人所能有办法的。这种能实际解决问题的人材很少，所以一到乡村工作，便痛感人力的不足，学术的不足。然则如何才能创造中国的新学术呢？我心里感觉这个问题，用过一些心思，也就有一些意见，现在姑且说出来，请大家批评指教。
当我感觉这些问题的时候，不但是对于大学有一个改造的要求，实在是对于中国整个的教育制度，发动了改造的要求。我们在乡村作的工作，大都是教育的工作。我们从实际问题中感到现行教育制度的不合适，所以要求教育制度的改造。因此在民国二十二年写了一篇中国教育改造的方案，题名是《社会本位教育系统草案》，在邹平出版的《乡村建设论文集》内可以看到。民国二十二年有好几种教育杂志，也都替我刊载过。如果诸位留心去查，就可以查得这篇文章。很希望各位先生各位同学赐教。今天因为时间很短，不能把原拟的草案从理论到办法通盘说出来，我只好粗略的把意思说一下。
我的意思要把中国所有的现行学制，小学、中学、大学，以至于专门师范，所有的这些学校，通统废掉。废掉后又怎样办呢？我有一个新鲜的方法。我把中国社会分成许多大小的区域。最小的区域，我们给他一个名词叫做村；村以上是乡，多少乡叫做县，多少县成为一个省，多少省成为一个中国。这村、乡、县、省、国五个阶层，都各在区域内设立学校，就是村设村学，乡设乡学，县设县学，省设省学，国设国学。没有小学、中学、大学这些名称，只有村学、乡学、县学、省学、国学五个阶层。所谓村学就是一村的教育机关，这个教育机关，要对于全村负责。紧要的意思就是这个话，就是要教育机关对社会负责。我们痛感教育机关不负责，教育在那里研究学术，结果与社会没有关系，研究的内容不合社会的需要，培养的人材也不合社会的需要，仿佛这个教育机关不是为这个社会而有的。我们痛感教育对于社会不负责，所以扭转这个教育制度，创造一个新的教育制度，就是明白规定教育机关要对社会负责。村里面的教育机关对村负责，乡教育机关对乡负责，县教育机关对县负责。至到国学要对全国负责。照这样的办法，我们县里面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的专门问题，我们就请教省学，省学不能替我们解决的，就请教国学。譬如四川大学，要负责四川的一切问题。如农业的问题，四川大学的农学院就要负责解决，这个不仅是解决什么病虫害的问题，什么问题都要去解决。这个方法，就是要拿问题来逼他--学术机关--刺激他，如此才能产生新的学术。我们这个组织是一层一层的，县学统属于省学，省学统属于国学，一面有统属，一面有责成；上面责成下面，上下成一系统。国学指导省学，省学指导县学，县学指导乡学，乡学指导村学。这个办法就是从人材来说，也才能有一个计划的培养，就是我们要负这个区域的责任。在这个社会里头需要哪几项的人材，需要什么程度的人材？譬如就四川来说，农业一方面，现在需要什么人材？需要好多人材？我们就可以有计划的来培养。属于粗浅的人材，县学去培养，省学就培养高深一点的人材。总之，是要负这个实际需要的责任。同时因为上下的系统构成，从下面村学乡学可以收集许多的问题，许多的材料送上来，上面依据这些问题材料来研究这些问题。材料恐怕是研究新学术第一个必需的，那末，这种（人事）问题，调查材料，就可以由村学、乡学负责，比如土壤的问题，村学把当地的土壤送到上面去研究。又如发生什么病害，村学也可以将情形送到上面去研究。社会问题，也可以随时报告。如果很专门的问题，非亲自考察不能解决的，上面便再派人考察。总之，贡献粗浅的问题，粗浅材料，下面村学可以负责。村学、乡学的作用，一面把实际的问题材料送上去，一面把上面的方法传达到农民，指示农民。大体上村学、乡学是站在前方，省学国学是站在后方。上面的学府是后方，下面的学府是前方，那末，上面后方的学府得到了问题、材料，受到这个问题材料的刺激，便来研究。研究以后，即将所得的结果传下来。这样上下相通，凡是有所需要考察的，归诸下面，有所需要研究考虑的就归诸上面。这样上下循环相通，我想新的学术必能创造出来。有了新学术，社会就由此进步。因为上面所有的方法，都拿来指导下面，下面的社会就得到好方法来改进；同时社会上发生的问题，下面送上来研究，研究得有结果，有发明，又传下去。这样就是相互不断的前进。其要点就是必需要上下相通，必需要学术与事实接合。自然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教育系统，主要的对象不在个人而在社会，尤在社会的成年人。教育主要的工作，即在推进社会。所以要先对成年人作工夫，要改变现行学制的仅注意社会未成年人的教育。我们这是新的教育制度，是完全注重对社会，对社会负责，因此勉强造一个名词，叫做"社会本位的教育"。其中的理论与办法只是略略说到一些。很盼望大家看了我的原文后不吝指教为幸。
末后附带报告一点事实。前面说我们痛感大学教育与社会事实不相干，学术研究缺乏，所以我们在山东就要从这个方向去努力。邹平的乡村建设研究院，就同外面的大学常常取得联络。他们帮助了我们许多工作。虽然有些联络，得了不少的帮助，究竟关系还不够，所以最近在山东有一个新的组织，这个组织，就是由南北几个大学合起来在济宁组织一个叫华北乡村建设协进会，关于乡村的事情，就在这个地方研究实验，由各大学分别部门来作。比如清华大学的工学院，许多教授到济宁来参加。
在一定时间内，也要他们的学生到济宁来实习。比如济宁要做的挖河造桥梁这些事情，他们工程学系的学生可以来实习测量、绘图，及指导工人作工。我们拟在本年暑期的时候，举办济宁全县地形地势的测量。这个试验是很不容易的，他们的学生平时也难得这样的机会。经费则山东与学校各出一半。好在技术人才是教授与学生，通统是现成的，不费多少钱。再如农业上的许多问题，则由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教授学生来调查研究。协和医学院现在研究乡村卫生、济宁的公共卫生工作就由他来作。地方的财政问题是最复杂的问题，现在请南开大学的教授担任财政科长，学生随同工作，使他们能从实际问题上去下手整理。又如领导农民一项，则由燕京大学的教授学生负责来研究设计。诸如此类的事情，有这几个大学分别去研究，去实际工作，并从这些实际的问题中训练了学生。这一个新的组织尚不是我讲的那个理想的学制，理想的教育制度。可是这一个新的组织对我们的要求，仿佛可以解决一部分。这是我附带报告给诸位的。
东西人的教育之不同
十年岁杪，藉年假之暇，赴山西讲演之约，新年一月四日，在省垣阳曲小学为各小学校教职员诸君谈话如此。《教育杂志》主者李石岑先生来征文，仓卒无以应；姑即以此录奉。稿为陈仲瑜君笔记。
记得辜鸿铭先生在他所作批评东西文化的一本书所谓"春秋大义"里边说到两方人教育的不同。他说：西洋人入学读书所学的一则曰知识，再则曰知识，三则曰知识，中国人入学读书所学的是君子之道。这话说得很有趣，并且多少有些对处。虽然我们从前那种教人作八股文章算得教人以君子之道否，还是问题。然而那些材料--《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则是讲的君子之道；无论如何，中国人的教育，总可以说是偏乎这么一种意向的。而西洋人所以教人的，除近来教育上的见解不计外，以前的办法尽是教给人许多知识：什么天上几多星，地球怎样转，……现在我们办学校是仿自西洋，所有讲的许多功课都是几十年前中国所没有，全不以此教人的；而中国书上那些道理也仿佛为西洋教育所不提及。此两方教育各有其偏重之点是很明的。大约可以说中国人的教育偏着在情志的一边，例如孝悌……之教；西洋人的教育偏着知的一边，例如诸自然科学……之教。这种教育的不同，盖由于两方文化的路径根本异趣；他只是两方整个文化不同所表现出之一端。此要看我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便知。昨天到督署即谈到此，有人很排斥偏知的教育；有人主张二者不应偏废。这不可偏废自然是完全的合理的教育所必要。
我们人一生下来就要往前生活。生活中第一需要的便是知识。即如摆在眼前的这许多东西，哪个是可吃，哪个是不可吃，哪是滋养，哪是有毒，……都须要知道。否则，你将怎样去吃或不吃呢？若都能知道，即为具有这一方面的知识，然后这一小方面的生活才对付的下去。吾人生活各方面都要各有其知识或学术才行。学问即知识精细确实贯串成套者。知识或学问，也可出于自家的创造--由个人经验推理而得，也可以从旁人指教而来--前人所创造的教给后人。但知识或学问，除一部分纯理科学如数理论理而外，大多是必假经验才得成就的；如果不走承受前人所经验而创造的一条路，而单走个人自家的创造一路，那一个人不过几十年，其经验能有几何？待有经验一个人已要老死了，再来一个人又要从头去经验，这样安得有许多学问产生出来？安得有人类文明的进步？所谓学问，所谓人类文明的进步实在是由前人的创造教给后人，如是继续开拓深入才得有的。无论是不假经验的学问，或必假经验的学问都是如此；而必假经验的学问则尤其必要。并且一样一样都要亲自去尝试阅历而后知道如何对付，也未免太苦，太不经济，绝无如是办法。譬如小孩生下来，当然不要他自己去尝试哪个可吃，哪个不可吃，而由大人指教给他。所以无论教育的意义如何，知识的授受总不能不居教育上最重要之一端。西洋人照他那文化的路径，知识方面成就的最大，并且容易看得人的生活应当受知识的指导；从梭格拉底一直到杜威的人生思想都是如此。其结果也真能做到各方面的生活都各有其知识而生活莫不取决于知识，受知识的指导--对自然界的问题就有诸自然科学为指导，对社会人事的问题就有社会科学为指导。这虽然也应当留心他的错误，然自其对的一面去说，则这种办法确乎是对的。
中国人则不然。从他的脾气，在无论哪一项生活都不喜欢准据于知识；而且照他那文化的路径，于知识方面成就的最鲜，也无可为准据者。其结果几千年到现在，遇着问题--不论大小难易--总是以个人经验、意见、心思、手腕为对付。即如医学，算是有其专门学问了，而其实在这上边尤其见出他们只靠着个人的经验、意见、心思、手腕去应付一切。中国医生没有他准据的药物学，他只靠着他用药开单的经验所得；也没有他准据的病理学、内科学，他只靠着他临床的阅历所得。由上种种情形互相因果，中国的教育很少是授人以知识，西洋人的教育则多是授人以知识。但人类的生活应当受知识的指导，也没有法子不受知识的指导；没有真正的知识，所用的就只是些不精细不确实未得成熟贯串的东西。所以就这一端而论，不能说不是我们中国人生活之缺点。若问两方教育的得失，则西洋于此为得，中国于此为失。以后我们自然应当鉴于前此之失，而于智慧的启牖，知识的授给加意。好在自从西洋派教育输人，已经往这一边去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