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西
《国家荣誉》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为自己能够坚持写完这部作品而高兴。我一向是意志和毅力都不够坚定的人，而今人届中年，却跑完了一次马拉松。内心不禁生出一丝窃喜。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中旬，第一版印刷的《国家荣誉》刚出炉，我便应新疆公安厅的邀请，飞赴新疆做《国家荣誉》的首发式。因为这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地在新疆。令我欣慰的是，新疆警察对《国家荣誉》热衷的程度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们一行在乌鲁木齐、库尔勒、喀什等处做签售，每一次签售活动都像发生地震那般，签售的桌子被挤扁挤翻。那个突如其来的时刻，给谁签，签什么已经不重要了，我的耳朵里塞满了热忱的声音，眼前晃动的全是手，西部警察的手，浴血奋战的手，不同民族的手，象征着力量的手，内地人民都应该握一握的手。于是，我沉浸在泪水中。
二〇〇三年的新疆之行令我难忘的事很多，最令我难忘的是：一位派出所长对我说，“昨天我已经拿到《国家荣誉》，而且连夜看完了，觉得很真实，有许多战斗都是我参加过的。今天我想再买一本，请你把我的一位战友的名字签上。我这位战友已经牺牲了，我想把这本小说放到他的坟前，让他知道有人怀念他了，有人还记得他。”听了这位来自喀什地区的派出所长的话，我的鼻头一酸，我说这书我送给你了。在那个泪眼模糊的时刻，我对自己说，就凭这件事，我写这部小说值了！我所做的一切辛苦努力都有所值了！
我想，我是个很容易被真情打动的人，而且分得清什么是真情。我常常感动着能够感动我的一切美好的人和事物，并且愿意相信生活中有高尚的人和事物存在。我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骨子里洋溢着英雄主义加浪漫主义加理想主义的浓厚情愫。在我十几年的从警生涯里，有幸在刑警队工作过，我的丈夫也是一名长期从事防暴工作的警察，这种特殊的经历和环境，使得我对警察的认识较为全面，尤其对基层警察的感情很深厚，对警察这份职业的荣誉感也看得尤为重要，所有这些因素，都为我写出《国家荣誉》这部小说奠定了朴实的感情基础。
那么，我为什么要写《国家荣誉》？是什么事什么人感动了我？
《国家荣誉》讲述的是在新疆反恐最前线浴血奋战的人民警察，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保卫着国家的安全和人民的幸福。对于普通人来讲，生命是最可贵的，但对于人民警察来说，从他穿上警服的那天起，他就为国家荣誉而战斗，国家荣誉高于警察的生命。
提及《国家荣誉》这本小说，我想说说我与新疆不浅的缘分。
我出生于新疆。
离开新疆的这三十多年里，我最大的变化是从一名不谙世事的顽童成长为一名警察，并且一直是随警作战的记者。这双重的身份，使我有机会走南闯北，有幸结识了全国最优秀的警察们。
这些年里，我常常牵挂着新疆那方热土，我比任何人都想知道新疆警察的生存状态和工作环境。二〇〇二年的五月下旬，我终于有机会回新疆，当然，连我自己都没料到，新疆之行竟然给我带来极大的震撼，震撼给我带来这部长篇小说。
回到北京后，我曾阅读了与新疆历史有关的十几本书，像《赛福鼎回忆录》《包尔汗回忆录》《新恐怖主义透析》《中亚史》《西亚史》《新疆解放史》《西去的骑手》等等，而且在网上查阅了几十万字有关新疆方面的资料，这使我从理论上能够历史地、客观地看待新疆反恐对整个中华民族的重要性和巨大的贡献。
在新疆，我曾无数次被深深感动。我偶然遇见了一个感动我的人。他是当时泽普县赛力乡政法副书记、乡派出所指导员王亚洲。开始我并不知道他是谁，当他帮我倒水时，我觉得他的右臂很别扭，就问怎么回事，旁边的警察向我介绍说，他的右臂是用钢丝穿着的，他是二级英模呀。原来，一九九九年十月的某个凌晨，九名暴力恐怖分子暴力袭击赛力乡派出所。当时王亚洲在右臂被击伤的情况下，用左手将子弹顶上膛，击毙击伤各一名恐怖分子。聊天中，我知道了他的身世，他爷爷是汉族，很年轻时被日本鬼子打死；他父亲从小被一对蒙古族夫妇收养，后被国民党抓壮丁，当了骑兵连长；当年王震进疆时，王亚洲的父亲率兵起义，为新疆的和平解放立下汗马功劳。之后，他娶了当地一位维吾尔女子为妻，生下王亚洲兄妹四人。王亚洲当兵复员后，也娶了维吾尔女子孜亚为妻。这些年，孜亚的右眼常常模糊不清，但因无钱医治，已经失明，且波及到左眼。就在王亚洲出事之前，他曾发誓，等忙过这一阵儿，就是卖血也要给妻子治眼。然而，王亚洲还在医院做第三次右臂手术时，不幸的事又发生了。他的小女儿王娜生得漂亮，且能歌善舞，北京一家艺术学校到新疆招生，她是南疆惟一被录取的学生。可是，在体检时，却发现王娜患了恶性脑瘤。孜亚哭着请求丈夫，一定要为救治女儿而努力。王亚洲答应了。他把亲戚家的钱借遍了，才敢到北京天坛医院。但是，临进手术室时，医生告诉王亚洲，手术费不够，还不能进行手术。王亚洲的一个朋友知道了此事劝他：“你不是二级英模吗？为什么不去找组织帮忙？”王亚洲说：“荣誉是组织发给我的，不是欠我的。”消息很快传到泽普县公安局，民警们及时捐了款。八个小时的手术结束后，当王亚洲确信手术成功时，他三步并做两步，跑到一个无人的角落大哭一场。王亚洲对我说，他真的感谢同行们给他的支持和帮助，他只想用拚命的工作来报答组织和同行们的关爱。
在如此沉重的精神压力下，王亚洲仍不放弃当一个好警察的信念令我感动。
离开泽普后，我到了和田。在那里，我又一次感动了，这一次，感动我的不是一个英雄，而是一个群体。
二〇〇一年秋天，和田地区曾发生过二十余名暴力恐怖分子在沙漠腹地秘密习武的事。当时，某乡派出所的两名民警带着几个乡干部去沙漠里找人，结果双方在沙漠里发生了枪战，两名民警寡不敌众，先是被打昏抓了起来，后来见机逃离虎口。两位迷了路的警察分别于三天三夜和四天四夜之后走出浩渺的大沙漠，赢得了第二次生命。
我是怀着极大的尊敬和同情去见那两位民警的。其中那位叫艾力的年轻人，在炎热的夏天却捂着厚厚的秋裤，而且在关节处戴着护膝。他说天气稍有变化，他全身的骨头都疼。我问他以后怎么生活呀？他笑着说，又不是我一个人受伤，我能忍受。另一位叫艾则孜的年轻人，短短的两百米路程竟走了一个小时，因为他从沙漠里逃出来时双脚已经冻坏，以致右脚趾被锯掉，只剩下脚后跟。所以，现在每走几步路，脚后跟都磨得生疼。我想，作为一个有着生存权的人，他们在走出沙漠的一瞬间，是强者。但今后的生活一点一滴该是多么不容易啊。
在和田地区，我还见到一个又高又壮的英俊小伙子阿不都米吉提，他与一名恐怖分子头目进行肉搏时，对方朝他开了三枪，他已经全身是血了，仍死死抱住对手的双腿，并且最终制服了对手。后来，那个恐怖组织头目在被枪毙之前惟一的要求是，要见见那个被他开了三枪都还活着的警察，他说他只想当面称赞那个小伙子，他真棒！我问阿不都米吉提，是否想过离开警察队伍？他用并不流利的普通话对我说：“不能，离开这支队伍，我就找不到荣誉感了。”
回到乌鲁木齐后，我采访了一九九二年发生在昆仑山那场战斗的主要参与者黄亚波。他回忆那场战斗的残酷性时说，当时七名暴力恐怖分子进了昆仑山企图越境潜逃。公安厅长亲自飞到昆仑山的“麻扎”兵站设立了临时指挥部。要打仗就要有人牺牲。在组成一支十六人的“敢死队”之前，厅长看着黄亚波的眼睛问在座的几十名队员：“亚波，你看谁进山合适？”黄亚波沉默了，整个会场沉默了整整五分钟。之后，厅长又一字一顿地问道：“亚波，你看谁进山合适？”这次，黄亚波一字一顿地回答“：我——合——适！”
就这样，一支十六人的“敢死队”成立了。在进山之前，敢死队员们都写了遗书，只有一名叫买买提明的队员没写。有人问：“买买，你有什么要求？”他说：“如果我死了，就把我的尸体拖回来，别把我丢在山里让狼吃了。”还有一名新队员临出发之前，对他的战友说：“别忘了我！”
我想，敢死队员们在生与死的关头体现出来的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深深感动着我，作为他们的同行，我怎能忽略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形势严峻的反恐怖战斗呢？怎么能忘记这些为了内地的安宁，为了祖国的平静而浴血奋战的英雄警察们呢？所有这些可亲可敬的人，这些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们都成了我小说中的人物。
惟有在新疆，我的灵魂一次次得到净化；惟有在新疆，我才能找到最本真的质朴、亲切、热情、温暖、无私和宽广；惟有在新疆，我看见了真正的战场和英雄；惟有在新疆，我看到了各族女子们掩饰不住的美丽、勤劳和善良，我欢乐着她们的欢乐，担忧着她们的担忧；惟有在新疆，我看到了自己的光荣和梦想。人生苦短，许多人在生命结束时，都没能分清他要什么。所幸的是，我分清了：我要在新疆行走的感觉；我要英雄主义的情怀托起我生命的底座。我想，这部小说不是我一个人完成的，它凝结着许许多多关注新疆、热爱和平的人们的智慧与期盼。
在这样一个宁静的夜晚，疆野无限宽阔，我怀念着小说中的那些英雄。我觉得，自从我踏入新疆那片热土，我就永远地成为了他们的一部分，并且努力使自己配得上他们的期望。在他们为国家利益浴血奋战之际，我惟有写出这些文字来慰藉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