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
我上小学的时候，正是1966年。我记得报名的那天是我的大姐带我去的，我要上的学校是我妈妈工作的学校。
妈妈是这个小学的校长，我的家就住在这个学校的院子里。但自从做了这个学校的学生以后，我没得到过一天校长女儿的优越感，也从没被别人羡慕过。因为校长之类的人都被打成走资派了，我们这些孩子也都灰溜溜的。我倒没对此意外和愤怒过，我以为外面的世界一切本来就是这样，每个人到了一定的时间都要去经受，现在轮到我了。
哈密依然像以前那么热，干燥得快要裂开了。我从河灞里光脚走回家，大地烫得像个饼铛。太阳在头顶挂着，白杨树把叶子耷拉下来，地上几乎找不到一丝阴影。我冒失地赤脚踩死了一只地上的蜜蜂，结果也尝到了它死前留给我的一箭。我大惊失色，脚快疼死了。没料到这么小的飞虫竟会这么勇敢凶猛。这个教育让我以后对每个第一次都谨慎不少，自然对蜜蜂也一生怀着敬畏，再没侵犯过它。
我在学校里是个进步的小学生，可总也入不了红小兵。别人都有红领巾，习以为常，还把它弄脏，我没有，这让我有些伤神。我怎么能说服自己去忽略这件事情——一个好孩子顺理成章的事情？
有一天我看到妈妈穿着黑大衣在校园里劳动，我告诉她我还是没有红领巾。她攥着我的两只手给我焐着，把脸抬向天空。我很惊讶，大冬天里妈妈的手怎么那么暖，一直传递到我心里去，让我很享受，很安慰，烦恼都能马上忘掉。
三十多年后又有过这样的一次，就是去年春节回家。我从外面聚会回来，妈妈蹒跚着走过来又那样攥着我的冰手，还是那么暖。可我本能地把手抽开了。妈妈已经年老了，手指因风湿病都变形了，我怕这冷意渗透她的手臂，浸入她病弱的骨头。她体内还有多少能量来暖热我？
这种温暖的、浸润心头的感觉在我的人生中再也没有人给过我，我想那就是母亲的感觉吧。
那时妈妈在她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女儿不能像其他的同学那样加入红小兵，伤害了她幼小的心灵，这都是因为我。”
我没像她感觉到的那么受伤害，只是心里稍稍有些不平。小孩在一些事情上远没有成人那么敏感和清楚，比如在这件事情上我肯定没有妈妈更伤心。
童年的星
那时还不怎么懂得为一件事情钻牛角尖，单纯幼小的心还没有滋生出被称为忧伤的那种情绪。一只大脑袋蓝蜻蜓飞过眼前就能让我的注意力立刻转移。我的心里并不缺少天赐的快乐，想来真是幸运的事情。
可受惊吓的事是常常有的，多是由对身体的威胁先引起，继而在心里颤抖。
那时我的家住在学校里。有天夜晚，卧室的窗玻璃突然被连续飞来的砾石击碎了，迸裂声飞溅，玻璃屑飞溅。妈妈立刻关上了电灯。她打开台式收音机，让那里现出微弱的光亮。我们整晚坐在黑暗里。确切地说是妈妈整晚坐在黑暗里，我坐在她的臂弯里。有妈妈在身边，对我来说，黑暗就永远没有那么黑。
在这样的事件发生之前，校园的夜晚曾是多么宁静清幽。那棵大槐树的碎花儿串成美丽的流苏，像繁星一样闪烁，整夜散发着令人沉醉的暗香。学校后面的河灞会有狼逾越那堵干打垒的豁墙来偷吃老师家的鸡，有一次竟咬死了一只羊。据说，狼吃光了羊的内脏，留下了羊僵硬的身体。我一直都很不理解，狼为什么不吃鲜美的羊肉，而专吃臭烘烘的肠肚呢？后来大人们都去忙更重要的事了，没有谁再有兴趣说起狼的话题，我就一直困惑着，没有得到这个答案。
后来开枪了，学校对面的地区行署成为武斗据点，那座楼的楼顶上堆满了麻袋包，上面架着枪，枪口直对着我们的学校，我们就搬家了。
那时我放学回那个新家，总有个男孩儿在路上等着我，像猎人等待一个猎物，而且怀着绝对的把握。他是比我高一级的一个学生，拳头很大。他站定在我要经过的道上，然后逼近我，把脸几乎贴住我的脸，眼珠因仇视而迸出血丝，肆无忌惮的气息喷面而来。他挥动他的双臂，口中念着对黑帮子女的咒语。每当这时我就不知所措，我从来没觉得我能和他对抗。我只希望他不要靠我那么近，那让我难以忍受。后来想想这也是幸运，如果我懂得还手，他更有了大打出手的理由，而不是只做些挑衅和侮辱的动作。
他是让我记得的最恐怖的一个人，每当我看到他都会心惊肉跳，有一种末日将临的感觉。在以后的人生中，对所有的神情和目光像他的人，我都会自然地生出一种本能的拒斥。
在这样类似的劫难中，总有个人是帮我的，就像天上总有颗星是属于我的，为我闪耀。她是一个比我小一点的姑娘，叫胖胖。我们俩是从小一起玩大的，父母都是多年的患难朋友。胖胖比我高大健壮一些。她从来都把我在她身边的存在看成是天造地设，觉得她享有的我也理应享有。她总把家里妈妈留给弟弟的好东西偷出来给我，根本不计较道理。她身上的口袋就像我自己的口袋，我的手可以随意进出。
每当遇到我被小强人围剿的时候，她就会勇敢地冲上去对这帮小子连推带搡，并提高嗓门大声呵斥：“滚到一边去！骚情啥呢？明天我叫我哥和他的朋友掏死你们，都给我等着！”
然后胖胖趁对手被镇住的瞬间拉着我就跑。我知道她也是壮着胆子硬撑着，怕他们会卷土重来。其实我们俩都没有哥哥，胖胖唱的完全是空城计，极其逼真，也极其奏效。
我和她有很多童年共同的经历和记忆，两个亲姐妹也不会比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了。有一次我俩去很远的一个钢铁厂的公共浴室洗澡，一路上蹚得一腿尘土。丰沛的热水像从天而降，把我们都快冲化了，我们像在经历快乐的游戏。水不断向我们呈现一个温馨的享乐世界，被润泽过的我们有着脱胎换骨的更新感。那时最大的奢望就是每周都能冲热水澡，每天都能吃五分钱一根的冰棒。
可当我们洗完澡步行回家的时候几乎走不动路了，腿变得很轻。那时黄昏已尽，夜晚将临，路灯的橘红色越来越让人想念一顿饱餐，我们坐在路边饿坏了。我和胖胖商量，一人背对方走一个电线杆子，轮流不止。这样既能前进，又能换着休息。
胖胖先背我。伏在她安全的背上，让腿逍遥着真是受用得很。只觉两根电线杆子之间的距离太近了，加上她想赶快享受自己的那一次机会，就跑得很快，眨眼间就到了。我背胖胖的时候可就没那么轻松了，腿上像有千斤压力，举步维艰，前面的电线杆子也变得遥不可及。我当时想，这个游戏其实对我不太公平，因为她是胖胖呀！
可我现在想，在我和胖胖相伴的那么多年里，她为我想的多做的多，她的内心那么宽厚。可我当时并不觉得她这个人有多重要，不像她重视我一样重视她。可她对我的确是重要的呀——她是我童年天空中闪亮的一颗星。
月亮
童年的多少日子里，我们家小院的天上都挂着一个圆满无缺的大月亮，让我误以为它只是我们家的。它把一丛平凡纷乱的树影投在寂静的墙壁上，立时让它们变得清晰如描，婀娜多姿。月亮此时像一位删繁就简的大师，在告诉我们什么该留下。这样的夜晚，我总是舍不得进屋，像怕浪费了电一样浪费了月光。
也是在那样一个有圆月的夜晚，我做过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
那天天黑后，我从鸡窝里拽出自家养的两只老母鸡，一手夹一只，蹑手蹑脚往外走。它们俩白天偷吃了学校的菜苗，一些人明天要把它们挂在妈妈的脖子上开批斗会，还说要让我坐在第一排。
我一想到那两只不谙世事的鸡会发出丑陋的哀鸣并扑扇着翅膀弄乱妈妈的头发，就心惊肉跳，无地自容。我无法面对那样的妈妈，我承受不了用自己的眼睛看到这样的景象。
不能让这件事情发生。
我溜着墙根朝前走。虽没做贼，却很心虚，皮肤一阵阵发麻。
现在回想起来，那天的事对我的一生都具有意义。一个一向躲藏在父母羽翼下安全成长的小女孩，第一次靠着本能和简单的思考独自走进了莫测的世界。
月亮并不像平日那样事不关己地高悬着，而是不知何故地俯下身来，显得离地很近。它雪亮的光把我抱着鸡的影子清晰地拖在身后，像差使了一个人跟着我，让我甩也甩不掉。
我心里有些怒不可遏。往日对月亮的好感突然全都没有了，我觉得它太没眼色，亮得简直都像是故意作对了。我多希望它像一个坏灯泡一样立刻灭掉，或者像一颗流星那样一头栽下来。
当我终于把两只鸡扔进好朋友胖胖家的菜窖，又严严实实地盖上盖子后，才觉得魔鬼被锁进了盒子。我又找到了安全平静的感觉，重新对明天有了勇气，就好像明天妈妈的命运和我的命运完全由那两只鸡决定。
回来的路上我很轻松，不由得挺直了身板。大地亲切而辽阔，一片光明月色。
第二天的批斗会没有因为两只鸡的失踪就被取消，它照样进行了，我真的被安排坐在第一排。
妈妈的脖子上只挂着一块用细铁丝穿起的写字并打叉的牌子。
妈妈的脸宁静而听命，天然卷曲的头发纷披下来遮住她的眼睛。我希望她看不到我。我很清楚地记得，那根铁丝并没有直接勒在她的脖子上，而是隔着棉衣的领子。
我心里已很欣慰。
我后来一直都无法忘记我送鸡回来时月亮的表情：它依然如故地亮亮堂堂，让我沐浴着如水的银光，像穿着一件它送的衣裳。它没有因为我对它的诅咒而背过脸去，也没因为生气而黯淡它的目光，只是若有所思地望着我。我突然觉得它好像什么都知道，包括那晚的一切，和以后，和永远。
四合院的故事
我们因武斗而搬家，搬到哈密城西边的河灞沿儿上，一个以前地主家的小四合院里。
我们家租下的是那套最大的坐西朝东的上房。它是那样一种屋子：房顶不是平的，而是中部隆起的带屋脊的人字形。院中其他三面房屋的屋顶是可以晾晒东西的，比如干辣椒什么的，但我家的那间，人爬上去是站不住的，两面是很倾斜的坡度。后来很多年我都做一个相同的梦：我惊恐万状地趴在这个屋顶上寻找手可以抓牢的东西，随时都会滚落下去，心里恐惧无比。
屋子的里面有高的穹顶，可以直接看到粗大的房梁和排列整齐、白净光滑的原木椽子，它直接告诉了你房子的结构和它是怎么建造的。屋子的右侧是一个大通炕，大得可以睡下十几个人。据说这上房是地主家夏天纳凉的房间，家人可以坐在土炕上喝茶。而到冬天这房则是空着的，因为它太高，很冷，屋顶上结满了白色晶莹的冰霜。我们家没有足够的被褥能够铺满大炕，也没有那么多人睡觉，就在炕上的一角放了一张木床，给炕修了一个台阶。
那些年的冬天，我们睡觉时被头上总有哈气凝成的薄霜。可奇怪的是我并不记得寒冷受冻的滋味，我想这就是小孩子木然懵懂的好处。
这院里的房子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每个窗户的外面都做了两扇木窗，像微型院门儿一样，晚上可以从外面把它们锁上，比任何窗帘都严实。早晨得定时打开，如果不打开，里面的人就永远不会醒来。那时我也有独自睡在大屋子里的日子，在贪睡的年龄连深夜的孤独和恐惧都没有。我三姐总在学校里演样板戏，痛说革命家史，为了能像李奶奶，常把脸上画得像猫胡子似的。一次她回家晚，在窗外硬是叫不醒我，只好又回到同学家去借宿。
我家的窗下有水井，用木头辘轳摇的。井很深，辘轳却很细，打一桶水得摇二十来下，“吱扭，吱扭”的声音不绝于耳。每当有人打水，我都会听到他把水桶放下去再摇上来的整个过程。有的人往井下放空桶的时候是松开辘轳的，那铁桶便一路狂呼、跟头骨碌地跌到深渊里去。我总是凝神地听着，直到水桶冒着泡一头栽进水里，我悬着的心才能放下。
冬天，井台四周有厚而光滑的冰，是极易摔人的。大人们总会拿了十字镐去敲，一敲就是一个白点，最后还是会敲尽，留下一地白花花的狼牙齿痕。后来井里活泼泼的水被我们这么多的人硬是喝干了，它并不是个无穷无尽的源泉，而我们却像是永远灌不满的小溪。大家只好到附近回族大院里担水吃。古井就从此干涸寂静着，像只瞎眼睛。
四合院的第一道大门在一个长廊的尽头，每晚要上门闩。那个门闩是一根很重的光滑的树干，插进门两边的墙洞里去。我是不能胜任的，总有固定的大人们去做这件事。第二道院门是双扇的木门，一根铁链穿过另一扇门的一个铁环，挂到门楣上的铁鼻子里去就行了。这个门一般不锁，因为厕所就在两个院门之间的副院里。
这院里一共住四家人，每家都有三到四个孩子。每到黄昏归家的时候，小院里一派闹热。住南房的一家，夫妻俩儿是口音很重的山东人，他们有三个英俊过人、高大威猛的儿子。可只有他们一家是不跟院中邻居来往的，过着幽闭神秘的日子。三个儿子尤其安静，像会移动的希腊神像一样。
按理说，这对老夫老妻在一起生活了大半辈子，应该是和谐的老伴了，也到了该有尊严的年龄。可古怪得很，那头发渐白的老妻经常在屋里对着丈夫歇斯底里破口大骂，直到声嘶力竭。丈夫偶尔反抗的声音却小如蚊蝇。这样的情况发生得非常频繁，我们其他三家人只能对这一切充耳不闻，避而远之。
在那老妇人开骂的时候，除了脏话，我从未听清过一句她的骂词。她的节奏变化太多了，而且时高时低，如歌如诉，不知道是不是莫言所说的高密乡的猫腔。她也会和住在北屋的回族家的女主人对骂，双方都跳着脚，我们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