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那拉提草原上，时间是1950年。
我们的主人公一如既往地叫作艾多斯，他正在一户人家做工，负责放牧、劈柴等一系列的工作。艾多斯的心情非常不好。这户人家给他的报酬比较少，而摊派的工作往往非常沉重。更重要的一个原因还在于艾多斯非常想去上学。1948年三区联合政府时期曾创办过免费的牧民学校。限于老师水平和各方面原因，那只是类似小学的基础课程，读两三年就毕业的。在学校，艾多斯对于知识的渴求欲被点燃了。他非常热爱学习，但遗憾的是读完那个学习班，他面对的又是草原上的牧事和家庭贫穷的事实。
1950年的秋天，大家马上要从夏牧场迁徙到秋牧场了。然而就在出发的那天，艾多斯选择了生病。什么叫作选择了生病呢？艾多斯那天睁开眼睛，望着毡房的屋顶，他对自己说：“我再也不愿意这样的生活了。春夏秋冬，哈萨克的牧民四季迁徙，这是千百年来恒定不变的真理。但艾多斯突然觉得生活不该仅仅这么过下去，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东西被落掉了。落掉的是什么呢？他不知道。
大家当天就要转场了，转场的过程会是十分艰辛的。大家一合计，派了个人骑马把艾多斯送回了家。艾多斯就此离开了那户人家。艾多斯在那户人家没有得到太好的照顾，他浑身脏兮兮的，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艾多斯15岁的眼光里写满了疲惫和黯淡。艾多斯的妈妈一看见艾多斯就哭了。艾多斯也哭了。艾多斯不知道妈妈在哭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在哭什么……
隔了几日，艾多斯把实情告诉了妈妈。他告诉妈妈觉得自己不想只那么生活。妈妈听得满头雾水，隔了很久才小心地说道：“你看这茫茫的草原，难道还有什么别的活法吗？”艾多斯本是很听话的孩子，但就在上学的时候任性了开来。他坚信自己要找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就在等待着他，只是他还没找到。
然而命运就是这样蹊跷的东西。新中国的成立和共产党的到来，为小艾多斯提供了机会。1951年新疆政府决定在全自治区范围内征集少数民族人才，开设专业的“少数民族人才培训培养学校”。小艾多斯对于共产党和新中国没什么概念，他只为能继续上学而兴奋不已。
小艾多斯穿着破烂的衣物到伊宁市参加了考试，并成功地脱颖而出。相关负责人员让艾多斯回去跟妈妈告别，说学校设在乌鲁木齐，可能很久的一段时间都无法再回去探亲了。小艾多斯蹦跳着将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一方面为孩子的成绩感到开心，一方面又流着悲伤地泪水。母亲擦着泪水，说道：“你怎么上学，学到乌鲁木齐去了？乌鲁木齐就像是天涯海角那么远，一去估计就再也见不到你了啊。你就不能不去吗？”
小艾多斯很固执地说：“我想上学。不上学我干什么？”
母亲抹着泪眼，泪水滚动在她那布满尘土的面颊，携走了一些尘迹。母亲捂着脸，用恋人般无用的语气抱怨道：“你又造不出飞机，学那么多干什么？你又造不出飞机，学那么多干什么？”母亲不停地重复着这几句话。小艾多斯不知该回什么好，所以他也只是哭。父亲在艾多斯幼年时期便已去世，他和母亲相依为命，对于母亲来讲，他就是母亲的世界。而当年他离开之时，他并不能那么深刻地体会到母亲的爱。他只知道自己想上学。
考上的大部分的学生都放弃了去乌鲁木齐学习的计划。在1951年那个时代，去乌鲁木齐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乌鲁木齐是个怎么也走不到的远方。不像如今。如今夜班车一晚上便可以开到，飞机只需要四十分钟……在那个时候，去乌鲁木齐，就是一辈子的事。
那年，小艾多斯离开了家。那年他15岁。
小艾多斯紧紧攥着母亲给他炸的油饼，和一些陌生的伙伴来到了集合地点。小伙伴们聊得正开心呢，突然有人大喊道：“啊！呀！怪物来了！快跑啊！快跑。”艾多斯看到一个巨大无比的牲畜，眼睛放射着金光，呼哧带喘地朝大家窜了过来。怯懦者四散，乱作一团；勇敢者攥紧拳头，似乎还想与这怪兽一较高下。组织者花了半天才让大家平静下来。
组织者站到那个“怪物”跟前对大家喊：“不用害怕，这就是个卡车。”
大家问：“卡车是什么东西？”
那个组织者思量了好久，不知该怎么描述。他只好叹了口气，指着卡车说：“卡车，就是这家伙。”
等于没解释……
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听说大家就要坐在这家伙的背上去乌鲁木齐。小艾多斯的心“扑哧扑哧”地跳动着。周围一个朋友对艾多斯悄悄说：“我估计坐这个东西不安全。这家伙眼里只喷火，没有什么感情……”
大家就坐着这怪物到了乌鲁木齐。乌鲁木齐聚集了全新疆的富人，他们的生活水平比草原又高出了无数。艾多斯和朋友们都是一副脏兮兮的面庞。他们衣衫褴褛地站在城市，羞得恨不能钻到地缝里。乌鲁木齐的市民，在他们眼中亦烨然若神人也。下车后，很多市民便凑过来围住了他们。顽童少年拍着手，跟随在他们身后，还不断召唤着伙伴：“喂，快看啊，不知道从哪里来了那么多的野人。”艾多斯的眼中含着泪水。他心想：我是妈妈的孩子，我不是野人。但与此同时，他也深刻地感觉到了穿着上的分别。艾多斯又想：或许人和人本就是不一样的。你们都是有钱人的孩子，我只能给人做工。
这时，穿军装的解放军同志赶跑了那批顽童。他们不断训斥、驱散着看热闹的人群，把几个学生围在中央，保护他们来到了下榻的接待处。艾多斯不是太能够理解解放军们的感情。看见艾多斯他们委屈的样子，他们眼中似乎也闪着泪光，而之前大家根本不相识。
他们带学生们洗澡，还为他们准备了崭新的绿军装。当小艾多斯从镜子中看见自己时，他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他太激动了。他第一次知道：其实他与那些嘲笑自己的顽童是一样的，他比他们缺少的不过是一身衣服。
当他和伙伴们再次走在街上的时候，没有人再关注嘲笑他们，反而羡慕他们的绿军装。贫穷和富有，尊贵和低贱就是如此虚渺。
我们生活在一个虚假的世界。
老师们都是从内地调过来的专业老师。所有老师都无法说哈萨克语，身旁总站着一个翻译。对艾多斯影响最深刻的是一个思想老师。他总苦口婆心地向大家传授“人和人生而平等”的道理，还给草原上的孩子们讲发生在古今中外的奇事趣闻，这大大开阔了学生们的眼界。他不仅传授知识，还和大家做朋友，经常主动地向大家学那么两句哈萨克语。他的哈萨克语虽然极为蹩脚，但却拉近了和学生间的距离。他还关注学生的心理情况，关注学生的特长培养。小艾多斯就被他任命为了学校的通讯员，负责写通讯稿和校报。就是在这段时间内，艾多斯对于文学编辑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日后分配工作时，思想老师专门把艾多斯调到了报社做翻译和编辑。老师说：“得让孩子们干自己喜欢的活儿，才能干起来有劲。”小艾多斯自始至终也很感谢那位思想老师。
他在报社的表现十分优异，被提拔为了小组负责人。然而在报社发生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与工作无关的。小艾多斯和调来单位的哈萨克女记者舒立凡一见钟倩。之后采访时，我问过艾多斯为什么会喜欢上舒立凡？他踌躇半天，才回答道：“因为我知道她是好人。”如今，大家拒绝表白时，一贯的套路就是：“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但是……”人好与否，似乎并没作为什么太主导的因素。我试探地又问了艾多斯：“人好就够了吗？”此时已是老者的艾多斯用他拐着口音的汉语说道：“人好，其他就都会好的。人不好，什么都不会好。”这样的爱情太温暖人心了。
他十分喜欢舒立凡，还因为舒立凡总是抱着一本书读。那本书已经被翻烂了，是一本讲先知的书。据说那本书是舒立凡的父亲拿一匹骏马换来的。艾多斯喜欢知识，他也爱那喜欢知识的女人。
后来他们就结婚了。
五七干校时期，艾多斯被下放工作。这时，中央广播电台来了工作人员在各处寻找既懂汉语又懂哈语的哈萨克编辑。电台对各部门找来的人都不太满意，也是十分急躁。国家决定开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哈萨克语广播，却总是没找到太合适的人才。地方上的领导撇撇嘴，长叹了一口气，说道：“唉，没办法，要是艾多斯在就好了。”电台的人随口一问：“艾多斯是谁？”地方领导说：“是个非常好的人，但可惜就是在下面接受教育呢。”电台的工作人员急忙把艾多斯请了过来。艾多斯是他们最后的希望了。
艾多斯浑身汗兮兮地跑了十几里路过来，呼哧带喘地参加了考试。考试题目有些难，加上他也好久没有干编辑工作了。他犹犹豫豫地翻译完了一段话。好像汉语原话是：“解放军的队伍蜿蜒，一直延伸到了山的那头。”艾多斯不懂“蜿蜒”是什么，又觉得地方领导那么推荐自己，自己应该争气，他便这样用哈语翻译道：解放军之队伍如长龙，龙尾直没于山。
几个电台工作人员听懂这个答案后，十分激动。他们说艾多斯太有翻译才华了，翻译得比标准答案还好。之后又来了好几个小伙子，他们懂“蜿蜒”的意思，他们把蜿蜒翻译出来了。但电台的人们还是坚持把艾多斯挑走了，让艾多斯带着舒立凡一起去北京工作。
不是人选择生活，是生活选择你。
艾多斯回去告诉舒立凡：“收拾行李，我们要去北京了。”舒立凡只是问：“那五七干校搬砖的活儿怎么办？”艾多斯挠着头说：“去北京了，可能就不用搬了吧。”舒立凡一夜没睡，思前想后还是决定不去了，她对艾多斯讲北京没有哈萨克，到时候大家都会寂寞的。
艾多斯本想婉言拒绝广播电台，但广播电台说艾多斯必须去，这是政治任务。艾多斯和舒立凡就糊里糊涂地去了北京。走之前，舒立凡还特别小心认真地四处打听。她问周围的领导：“北京好吗？”领导只是大笑着说：“舒立凡啊舒立凡，你怎么能问这么笨的问题呢？”
这让我想到了哈萨克草原上的一个笑话，说是大山深处，有个哈萨克人去了趟北京回来。乡邻们看他来，就都围着他问北京好不好？那个哈萨克人皱着眉头，特别认真地回答道：“北京好是好，就是太偏僻了一点。”
哈萨克人总认为脚下的土地，就是天下的中心。
舒立凡在北京生了孩子，这个孩子长大了，便又找个妻子结婚。
日子就那么一天天过着，岁月之轮平淡而神奇地旋转着……
我们把故事跳到1989年，舒立凡和艾多斯的孩子也要有孩子了。他们要做爷爷和奶奶了。大夫说是女孩，让艾多斯给孙女取个名字。爷爷思量了很久，最后为孙女取下了“舒立凡”这个名字。
而谁想那99%是女孩子的家伙，最后竟是个男孩子。大家紧急开了个会议，为这个男孩起下了“艾多斯”这个名字。
我想大家也都读出来了，这个小婴儿就是我，那个艾多斯就是我的爷爷。
这一章的故事，全是我听爷爷奶奶讲的。我在他们乌鲁木齐宽敞明亮的家中，奶奶和爷爷一起回忆起过去美好的岁月。奶奶说原来爷爷骑自行车去郊区采访，一半路程是他骑车，另一半路程是车骑他。当时，应该是“一五计划”，全家都盼着当上优秀工作者能有什么奖励。爷爷很争气地当上了“优秀工作者”，他的奖品就是那辆自行车。除了自行车所有权由公家转为个人之外，其他什么改变也没有。但大家依然非常开心。
如今说起这些旧事，意想不到的温馨。
爷爷阴差阳错做出的一些抉择，使得家庭由祖国最西北的边陲移动到了北京这样“偏僻”的地方。有很多变化，然而又有很多东西是永远都不会变的。生活就是这样的。生活中我们真正收获的一切，其实都是“自行车”一般的礼物。
我们获得的，都是本属于我们自己的。
我感谢爷爷，感谢那些变化的，也感谢那些不变的。
为此，我把爷爷到乌鲁木齐的经历，写成了一首诗：
爷爷说起要去乌鲁木齐上学
他的母亲立马就哭了
母亲一边斥责他
一边将油饼放在他的行囊里
爷爷说要去乌鲁木齐好好求学
她却说：“照顾好自己已是真主保佑，
牧民的孩子造不出飞机。”
五十年代初
在伊宁市他第一次见到卡车
爷爷以为遇见了怪兽
路上，他的面颊沾满尘土
然后，泪水淌过
那时的乌鲁木齐
就已有了光鲜的市民
一群顽童围住卡车
拍手叫嚷着说
来者是野人
爷爷不悲伤
只是感到很陌生
解放军赶走围观者
给我爷爷一套绿军装
解放军拍拍爷爷的肩膀
还让他看好镜子里的自己
六十多年后
爷爷对我说
哪怕就为了那一天
他热爱他的国家
没想到爷爷在青年时期同我一样，也觉得有个什么东西被落掉了。他在追寻某个问题的答案，却不知道那是什么。
就像此时，我花了很多功夫，写一本书来寻找那个问题以及答案。什么也没找到，只是把自己也推进了故事之中。
写到这篇文字时，正是阿拉木图的黄昏。河水从我家门口过，反射的波光，涌动在河堤。长椅上是恋爱的情侣。远方的阿拉山，积雪的山顶被照得通红。
母亲在厨房炒菜，哗啦哗啦地响声；柔风拂来，树叶晃动，像是一片破碎的黄金，惹人怜。
看见这一片跟小说跟故事跟我都没有关系的画面，我却突然想通了答案。
我们每个人都不是从那声啼哭开始的生命；
从未降临之时起，我们便已经活在这尘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