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前，我得到一部《东征史料》和《陈炯明与粤军研究史料》的书，并着手为党史部门写一部叫《东征风云》的书，在这期间我请教了不少党史专家和业内人士，翻阅了数百万字的文献史料，还沿着1925年的东征路线走了一圈，基本上梳理了东征前后的战争背景（1920—1926年）。
当30多万字的初稿出来之后，我分送给相关人士审阅并征求意见，党史专家说，太虚，对国民党“一大”以后孙中山联俄、联共进行讨陈战争的全过程，要进一步强调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作家说，太实，缺少情节和细节，只是用另一种形式重写党史而已；更多的读者则建议要客观公正，全景式地展开历史，少带政治色彩和党争立场。
面对诸多的不同意见，我一时困惑得不知如何入手。
苦恼郁闷的时候，我常常爬上飞鹅岭，独自肃立在东征纪念碑前，看那组黄埔军校学生军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的浮雕。从那些粗粝石雕上看得见战士们饱经战火熏陶的丰富表情，我不由地跳进长满青苔的深深壕沟，钻进弹痕累累的黑色碉堡，极力去想象和感受那场发生在80多年前悲壮而惨烈的惠州之战的情景。一时间萦绕在飞鹅顶的山岚和氤氲在湖面上的水雾都幻化成当年弥漫的硝烟，透过滚滚黄烟，我似乎听到一阵阵刀光剑影的搏杀声和沉闷的爆炸声。那冲天的火焰撕开了惠州西湖上空天幕的巨大缺口，在这条血色的裂缝里，我又瞥见了紫薇山朦胧的轮廓，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卧蹲半山腰的那座巨大的坟墓。刀光与剑影，拼杀与嘶鸣，创伤与滴血，一切起因正是静静地躺在紫薇山腰那座坟墓下的人——陈炯明所引发的。
在飞鹅岭与紫薇山这条直线距离不到2000米的山水之间，历史已经悄然跨越了80余年。发黄的史料记叙着陈炯明的奋斗人生，也呈现出一个“正、反”陈炯明的人生轨迹。
一直以来，对于陈炯明的评价总是存在着两个极端：一种观点是以《陈炯明叛国史》一书为代表的，因为陈炯明反对孙中山，以致他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彻头彻尾的坏；而另一种则是以陈定炎、高宗鲁为代表的，他们合著《一宗现代史大翻案——陈炯明与孙中山、蒋介石的恩怨真相》一书，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前者把陈炯明斥为“叛徒”、“逆贼”，后者却把陈炯明推崇为“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都似乎多了一些情感色彩和伦理观念上的干扰，少了一种客观理性的分析和研究，不足以让后人认可并信服。
1925年春，正值东征军势如破竹。节节胜利之际，孙中山却在北京逝世，陈炯明此时也已兵败逃沪。曾是同盟挚友又变为势不两立的一对冤家一时归于沉寂，在这种境况下，陈炯明仍亲拟挽联一副致孙中山，道出了自己那压抑多年的复杂而矛盾的内心世界，对联曰：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在此联中，对于功罪是非，对于公仇私谊，陈炯明不敢妄自评说，这位前清秀才一点也不糊涂，他自知历史要留给后人，留给未来去考证，故有了一副任由后人评说的坦然架势。
不管是任何时代，任何人在评价历史时，都难以避免地因为主观上的情感疏离与时间上的天然优势，甚至因为契合了“胜者王，败者寇”的思维惯性而失去了应有的冷静与思考。“叛徒”也好，“卓越的政治家”也好，这两种观点除了把陈炯明推上两个极端之外，还给我们一个简单的概念就是“好”与“坏”或“最好”与“最坏”。这正如我们小时候读书时，老师向我们灌输的直觉概念一样，如此简单的逻辑会让我们在分辨复杂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是非曲直上变得更加困惑和迷茫，甚至是武断和草率，我反而觉得陈炯明自己的态度更值得玩味。
谁都不能否认，陈炯明的确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风云人物，也是一个极有影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从他的人生奋斗历程中，我们可以看见他的显赫履历：前清秀才，清朝省议员，参加同盟会，组织革命暗杀团，策划东江起义和独立，参加讨袁运动，是袁世凯通缉悬赏捉拿的头号人物之一，任过广东省都督和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主政广东期间为广东做了大家公认的十件好事，还一度是孙中山的挚友和唯一依靠的军事力量，而且为官为政清廉，有“一生不治私产，不贪污，不受贿，不二色”的政声美誉。
以至后来又与孙中山分道扬镳、公开决裂并成为了势不两立的敌对双方，究竟是因为什么？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孙中山一生致力建立民主共和统一中国，正因为这个宏大的目标顺应了历史潮流和中国国情，奠定了他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崇高地位。辛亥革命胜利以后，清王朝虽然被推翻了，但中国的真正统一并没实现，军阀割据，内战纷起。五四运动之后，军、政界好些人认为：既然南北政府都无力统一中国，与其连年征战，不如各省先行自治。对此提法最津津乐道者首推陈炯明，他认为先把广东的事情办好了，再实行联省自治，如此便可以不通过武力而最终实现全国统一。正是因为这种不同政见的驱使，陈炯明凭借着雄厚的军事实力，积极推行“粤人治粤”和“联省自治”的政治主张。他从掣肘北代的军事行动开始，逐渐发展到与孙中山公开叫板，直至兵戈相见。
“联省自治”无非就是想学美国13州建立联盟政府，而“粤人治粤”说到底还是地方军阀割据的局面，这与孙中山一直坚持的统一中国建立民主共和的政纲是格格不入的，与全国同胞“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共同意愿也完全相悖。
1922年4月21日，孙中山不得不下令撤销粤军总司令部，准陈炯明辞去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军政府内政部总长职务，只保留军政府陆军部总长职务。陈炯明愤然不平，于当天深夜离开省城回到惠州。粤军无主帅，军纪松弛，不愿迁驻广州远郊。陈炯明的心腹部下以此事开始向孙中山发难，强烈要求恢复粤军总司令部，恢复陈炯明职务。孙中山于6月1日回到广州协调处理此事，最终无法解决，只好拟令粤军撤离广州，并对记者阐明孙陈关系。叶举、杨坤如各部非但不撤离广州，反而把远郊部队向市区靠拢，面对陈炯明武力威胁和进逼，孙中山下令调兵返省，并在观音山架好炮台，孙中山为了应付广州事变作了一定的准备。
1922年6月16日凌晨三时，叶举突然率部“围剿”总统府卫队。孙中山迅速离府抵海军司令部登上楚豫舰，并拟电报命令各军讨伐陈逆，令北伐军立即回师广州救援。叶举率部连克乌涌、虎门、鱼珠、沙角、威远各炮台，并以粤军总指挥名义在广州街头张贴布告：“国令恢复，护法告终。粤军北上，一致赞同。请孙下野，以示大众。商民人等，幸勿惊恐。”为保护孙中山的安全，6月17日广州各界人士代表到舰上劝孙下野离穗。孙认为现在反攻广州无望，于8月12日赴港转沪。8月15日陈炯明从惠州回到广州，恢复总司令职务。孙中山一到上海即调遣联络各军组成讨陈联军，12日张开儒奉孙中山之令就任粤、桂、湘、滇联军总司令，率沈鸿英、杨希闵、刘震寰部由广西分兵攻入广东北江、西江。1923年1月15日，陈炯明兵败撤出广州退守石龙，并通电解除粤军总司令之职，联军占领广州，陈炯明再度退回惠州。
从1923年开始，省内外各界人士对孙、陈关系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最终无法调和。孙中山坚持要陈炯明公开认错，惩办军官叶举，并服从大局调遣，率师北上。而陈炯明则坚持保境息民，实行联省自治，由广东客军出师北伐。由于孙、陈主张不一，分歧太大，两年来在惠、潮、汕、梅等地不断激战，东江地区饱受战火，损失巨大。1923—1924年，孙中山曾两次亲自到惠州督战，终因惠州城高墙厚，而陈炯明、杨坤如凭借鹅城天险负隅顽抗，东征联军久攻不下，惠州城曾出现过长达半年之久的“困城”，鹅城居民逼于战火食不果腹，饿殍遍野，惨不忍睹。
东征联军撤兵之后，陈炯明再次组织拼凑军事力量，意欲反攻广州，推翻国民政府。孙中山一直忧心忡忡，在几年的拉锯战争中，耗去了粤省财政十年收入的总和。他深深地意识到，不彻底打垮陈炯明，广州政府永无宁日，北伐遥遥无期。而依靠滇、桂军阀永远无法打垮陈炯明，更别说统一中国。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危急关头，孙中山决心改组国民党，依靠苏联和共产党人来实现中国的统一大业。
1924年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纲，这是国共两党的首次合作。同年6月，在苏联和共产党人的帮助下，黄埔军校在广州长洲岛诞生，成为培养为主义而战的革命军官摇篮，1925年第一次东征正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之后的首次并肩作战，黄埔军校学生军最终成为击败陈炯明粤军的中坚力量。
陈炯明失败后退出军政隐居香港，曾著《中国统一刍议》等文。1933年9月22日在香港病逝。弥留之际，不忘嘱咐后人把他的遗体移葬惠州鳄湖边上的紫薇山。1934年4月，陈炯明遗骸移葬惠州紫薇山，前来拜祭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及民国先贤三百余众，各方挽联近两百副。蒋介石送赙金三千元、汪精卫五百元、陈济棠一千五百元作为陈氏修墓费用。时任广东省省长的陈济棠特允每月津贴陈的子女教育费用一百五十元。陈友云挽陈炯明联：“禁了赌博，禁了鸦片烟，一生冒万难而不辞，敢作敢为，却算得是个英雄本领；做过总督，做过总司令，到死连半文也没有，真廉真洁，怎能容在这贪劣人间！”居正挽陈炯明联：“民族病沉沦，忆昔年同举义旗，久欣壮士吞胡虏；奇丈叹潦倒，看此日遄归净土，空剩殊勋表岭南！”如此规模排场的风光大葬也算是对陈炯明前期致力辛亥革命所作贡献的充分肯定了。
我特地驱车从飞鹅岭来到紫薇山，在陈炯明的墓前久久地徘徊思索，看到那椭圆的坟茔被杂草和灌木遮掩，从水泥裂缝里横生出许多杂草，轻风吹拂，飘零的落叶堆积在坟茔的一角，散发出一种腐朽的气息。颓败的墓园，冷落的景况令人感慨良多。1934年4月，当陈炯明的遗骸移葬惠州时，陈立夫曾送挽联一副：“胜地卜西湖，供过客千秋凭吊；英灵耀南粤，腾紫薇万丈光芒。”吴敬恒也曾书挽联：“一身外竟能无长物，青史流传，足见英雄有价；十年前所索悔过书，黄泉送达，定邀师弟如初！”他们是在安慰死者，还是在激励后人？陈炯明——这个生前手握广东军政大权，跺一脚岭南大地都会发抖的一代枭雄，一直静卧在紫薇山一隅的杂草丛中，陪他长眠的只是这抔黄土和风凄雨寒的颓败景象，既没有“过客千秋凭吊”，也没有“腾紫薇万丈光芒”，既没有“英灵耀南粤”，更没有“足见英雄有价”。我在想，一个横刀跃马、一言九鼎的人物，在生的时候如此辉煌，死后却如此落魄。这种反差是否太大了？在他死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孤零零地守望着这个路口，守望着紫薇山，守望着那片碧绿的湖水和葱茏的青山，他想起了什么？他一定在忿忿不平地想，扫墓拜祭自己的香火怎么竟比不上900年前随苏东坡贬惠的钱塘歌女王朝云？他还在想，一个叱咤风云、身经百战的粤军总司令为什么会败在黄埔学生军手中？败在蒋介石、周恩来那些当年的学生头手中？历史要和他开玩笑，历史注定要捉弄陈炯明，这是否也有些楚霸王饮泣乌江的悲壮和无奈？
如果不反对北伐，如果不发生“6·16”兵变炮击总统府，如果答应吴敬恒给孙中山写份悔过书，如果……中国的历史、陈炯明的命运又将如何改写？他的墓前又将是一番怎样的景况呢？我陷入了绵绵的遐想之中……
陈炯明对惠州这块土地注入了太多的感情和心血。他在惠州起义，也在惠州发迹，与孙中山闹翻之后一直把惠州作为据点与之抗衡，最终又在惠州失败。当他沦为一个一无所有的流浪军阀漂泊香港的时候，他想到了自己的后事。他谆谆叮嘱生前故旧一定要在他死后将灵柩运回惠州紫薇山安葬。紫薇山位于惠州的鳄湖边。陈炯明早就熟知这块地方，他选择这个地方作为自己永息的墓园，墓碑遥对东征军攻克惠州的炮台和碉堡，也遥对他当年指挥作战的百花洲司令部，又是南北交通的咽喉要塞。生前跟随陈炯明横刀跃马的惠城守将杨坤如也葬在一侧的山腰处，他们是要在九泉之下继续与孙中山抗衡，还是对那段历史、那场旷日持久的东江之战进行反思和忏悔？
但愿这部纪实，能给读者一个粗浅的回答。
是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