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伍仁败退后一直在寻找失散的商团军骨干。两天前得到一个消息：商团的一个小队长冲出包围之后突然失踪了，广州城里有些枪弹是他经手隐藏的。今一失踪究竟是当了逃兵回了老家，还是自个潜回广州出售军火发小财？伍仁听后急忙带人四出寻找，没想到在这偏僻的食摊上撞见小队长。不仅见他安然无恙，而且还在街上的餐馆里狼吞虎咽地吃河粉。伍仁气得真想一枪崩了他。
“是你自己死？还是我来开枪毙了你！”见到小队长后，伍仁一下拔出手枪，“砰”的一声拍在木桌上，怒目圆瞪，脸色铁青。“我受伤了走不动，已两天没吃东西了，要毙，等我吃下这碗河粉再动手。”小队长不紧不慢地回答道，仍然吃得津津有味。“伤哪了？”“屁股。”“子弹头还在里面？”“嗯”。小队长一边吃一边回答。
伍仁俯下身，看到小队长血肉模糊的腿边还放着一根树棍，心随即软了下来，他留下一人陪小队长到驻地疗伤，带着一干人继续寻找打散的商团骨干。
伍仁在燕岭与革命军一战，可谓败得丢盔弃甲一败涂地。他们从燕岭北边突围出来边打边退，将一班残兵败将隐藏在花都一个偏僻的山村里，幸免于全军覆灭。伍仁这次不敢怠慢，布置了几处岗哨后，回到郊区一所废弃的祠堂，那里是他们暂时的营房。
伍仁分头派出一些人力到佛山、大和、南海等周边去联络被打散的商团武装。后在番禺等地又集结了小股突出重围的商团武装分子，几经网罗凑合，总算还有300多人的队伍和200多条枪。
伍仁此刻一边联系陈廉伯、陈恭受会长，一边派出得力干将潜回广州城秘密联络其他商会组织。伍仁最担心的是藏匿在广州城内几个秘密地方的几百支枪械被国民军搜缴。庆幸的是，密探回报，枪械一直没有被国民军发现，至今仍藏在原处。而陈廉伯会长则在商团事件平息之后已从香港秘密回到广州，继续组织商团力量以图东山再起。
伍仁听到这一消息，感到了莫大的安慰，但一想到几千人的队伍，几天就被马亮他们打散了，实在不甘和自愧。他很想立即回去广州，向陈会长汇报这次战斗失败经过，但又担心陈廉伯会怪罪下来。毕竟在这次战斗中，损失了商团的千余人马和千余支新式武器啊！而这些枪械可是他千辛万苦，从陈炯明的惠州司令部运到广州增城，再通过杨希闵防地偷运进广州市内的。他伍仁对不住陈司令，对不住陈会长啊。想到这里，伍仁心里徒然生出自责和难过。他转而又对革命军恨得咬牙切齿，对带兵围剿他的马亮和刘阳更是恨之入骨，恨不能把他们活捉住千刀万剐。
伍仁没有急着潜回广州，他只是将目前的处境和被包围的经过写成书信，差人连夜回去广州面交陈廉伯。陈廉伯在回信中并没有责怪伍仁，只叫伍仁继续在外面联系和收留被冲散的各路人马，集结队伍，听候命令。陈廉伯又指挥商团的其他骨干，开始秘密组织训练，欲再次举行暴动。这回暴动不是进攻大元帅府，而是为陈炯明的大部队进攻广州城做好内应。伍仁看到了回信，心情异常激动。他开始振作起来，再次跃跃欲试地要和马亮一决雌雄，以报燕岭一战的深仇大恨。
陈炯明在一张广州地图前久久地伫立着，他大口大口地吸着卷烟，烟雾在室内不断扩散。军事参谋进来报告：“陈司令，广州急电。”陈炯明仍然看着地图，头也不抬地说：“念！”参谋念道：“陈司令钧鉴：商团武装举事后在西关燕岭一役失利，仍有数百部队突围花都，市内亦有近500人枪，合计仍有千人之多，待总司令的部队进攻广州战斗打响，即可汇集广州作好策应，陈廉伯。”陈炯明皱了皱眉头，沉思片刻，吩咐参谋长回电：“陈会长要先加紧组织集中人力，密切注视广州态势，搜集情报，不可妄动，待我军进攻至广州城郊，再行举事内应。切切谨记。陈炯明。”
这时司令部黄参谋入内向陈炯明报告：“陈司令，北京来电话。”陈炯明一听是北京电话，料定有重大事情。他急速入内抓起电话，原来是段祺瑞司令部打来的，对方告诉陈炯明：孙中山一到北京内外受激，恶病突发，根本无法参与什么国民会议与冯玉祥等人商讨国事，而是住进医院抢救至今卧床不起，据医生诊断，孙中山已是肝癌晚期，一时难以康复，正是进攻广州的大好时机。
陈炯明沉重的心情一下子轻松起来，他连连点头，每点一次头眉头就舒展一回。黄参谋不知总司令听到什么好消息如此兴奋，直到陈炯明挂了电话，在室内踱着方步，边走边说：“孙文啊孙文，你的时日应该是不多了。此乃天意！你若当初能听人规劝，建立联盟政府，推行联省自治，广东何致如此？你又何致如此呢？”陈炯明说完，随即命令黄参谋向洪兆麟、叶举、刘志陆等人发电通报这一特大消息：“孙中山在京病危，正是我军一举反攻广州的大好时机，望众部齐心合力，共谋粤省之大业……”
电报发完后，陈炯明立即召集参谋部的有关人员调整进攻广州的计划。他吸取前几次作战失利的教训，认为除了加强正面作战力量以外，还要开展政治攻势，做好策反工作，分裂国民党内部，煽动他们的反孙情绪，同时要激发民众对孙中山以及革命政府的强烈不满，削弱革命军的斗志，瓦解军心，这样反攻广州才稳操胜券。
陈炯明以“救粤军”总司令的名义宣布把“救粤军”分为东西两路纵队，叶举为救粤军副总司令兼西路军司令；洪兆麟为救国粤军副总司令兼东路军司令，林虎为东路军副司令。12月下旬，陈炯明再次致电广州商团，告以进攻广州计划之事，要求商团密切配合，策应进攻。
为保险起见，陈炯明一路风尘仆仆来到汕头，在汕头亲自召开高级将领军事会议，进一步细化出兵计划和进军路线。他把东路军调整为三大纵队，决定右路纵队由林虎率领，向南推进在惠州博罗地区集结，从广九铁路以北向广州发起进攻；中路纵队由洪兆麟担任指挥，在东莞石龙石滩地区集结，同林虎部队协同作战，沿铁路线向广州进攻；左路纵队由刘志陆担任总指挥，在石龙东南集结。他们的任务是以一部分兵力占领虎门湾各岛，以此切断广州同其他地方的运输交通。而叶举的西路军则沿龙门、新丰，往增城集结直攻广州北面的主力部队，打击东征联军的侧翼和后方。
二
1924年12月，由于孙中山日益病重的消息不断传来，让真正的革命党人忧心忡忡。陈炯明的大军压境又使广州城风雨欲来，战云密布。鉴于这种内忧外患的紧急情况，广州革命政府的首脑们根据当前局势，又召开了一个高级军事会议，商议出师东征迎击陈炯明进攻广州的战斗计划。
出席这次会议的除了国民党的高层人物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以及粤、滇、桂各军的将领外，还列席了一位苏联军事顾问，他就是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留赫尔（化名加伦）。他是一位中等身材、体格健壮、身穿灰色西服的苏联人。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那两道浓眉下的灰色眼睛，总是射出两道严肃的、似乎能洞穿一切的目光。
24日的高级军事会议确定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蒋介石、杨希闵为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成员，加伦为顾问。推举滇军总司令杨希闵为东征总司令，委托他制订防御计划以及出师东征的作战方案，并决定各路东线部队无条件地服从杨希闵的指挥，同时，要求杨希闵要向军事委员会汇报所有工作。
12月26日，军事委员会举行了首次会议，会上再次要求杨希闵紧急通知所有部队汇报他们的战斗准备情况，制订东线防御计划和进攻计划。
12月30日举行了军事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除军事委员成员以外，列席的还有桂军的刘震寰和其他相关人士。会议审查了杨希闵拟订的作战计划。会上，加伦耸耸肩膀，摊开两手，笑着发表了自己的建议：“这可真叫离奇，陈炯明居然帮助了我向国民政府证实，必须立即组织和开始东征。”杨希闵此刻想的是保存自己的实力，又一直对打败陈炯信心不足，他知道自己毕竟是被雇佣的军队，跟其他驻粤的军队不一样，捞钱才是最重要的。开往东江能有什么油水？如果不是迫于多方压力和孙中山的亲点，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出任东征总司令一职，更不会去拟订什么东征计划。
加伦看了一眼杨希闵，此君的面目让加伦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杨希闵的目光就跟当年自己被一个白军军官审问时，那个白军的目光一样。加仑收回瞬时的遐想，然后接着说：“陈炯明12月25日给商会的电报使政府震惊了，他在电报中许诺解放广州。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排除已逼近广州的威胁。我的答复是让所有的精锐部队参加战斗，以我军的进攻阻止陈炯明部队的推进。”
“我建议滇军第二军和第三军由第二军军长范石生将军指挥，组成北路的纵队，而不是如军事会议上拟定的那样组成南路纵队，顺东江各地向增城、博罗、河源、龙川、五华、兴宁一线推进。自然，他们并不准备进攻，但他们往这个方向集结，将能挡住林虎将军的进攻道路。给中路军，即刘震寰将军指挥的桂军规定的任务是占领惠州要塞。南路军由第二步兵师2000人、第七独立旅4000人、粤军独立团1000人和黄埔军校两个步兵团2500人组成，由许崇智指挥，负责肃清广九铁路沿线至英租界范围内的敌军，然后抄近道经淡水、海丰向汕头进攻。在以彭湃为首的共产党员的领导下，在这个地区广泛开展农民运动。”
加伦打量着周围每个人的面孔，然后点燃烟斗，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在一次参谋部会议上，好几位中国将军反对我的计划。他们说，惠州要塞封锁了通往汕头的最近便的道路，陈炯明的支持者杨坤如将军的部队就驻扎在惠州，敌军前面有坚固的城墙和湖泊、河流等自然屏障，从而使惠州赢得了攻不破的要塞的称号。我回答说，我们可以绕过惠州！”
经过军事委员会的讨论，加伦的建议终于被采纳。杨希闵本不打算签署进攻命令，但在军事委员会和孙中山的双重压力下，最终签署了进攻命令。
三
1925年1月的广州，天气反常地冷，据老人说这种寒流几十年都没有遇到过。飕飕的寒风使劲地刮过黄埔岛，岛上陆军学校的教室门窗被寒风吹得“咣当当”作响，冷风挤了进来，直钻学生们的衣袖、裤管，大家纷纷打了个寒战。
每日的《广州民国日报》都在报道着孙中山的病情，黄埔军校的师生们为总理的健康担忧。这天军事教员又向学员们宣布了一条特大消息，革命政府组织了6万大军将于1月7日从广州出发讨伐陈炯明。教室顿时像炸开了锅，学生们热血沸腾，欢呼雀跃，寒冷的空气也被战前的热情赶出屋外。接下来几天，学校的墙报上贴满了学生们请缨出兵、参加东征讨伐陈炯明的倡议书和决心书。
“刘阳！刘阳！”小吕手里拿着一张大红纸急匆匆地跑了过来，刘阳接过一看，又是联合签名的出战请愿书。只见那上面密密麻麻地签满了名字，蒋先云、谭鹿鸣、徐向前、陈赓、陈明仁、李之龙……叶大明一把抢了过来，掏出钢笔争着在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刘阳看到叶大明猴急的样子，打趣地笑：“你以为你先签了名就会先批准你上东江前线？请战书、决心书各班各级已送好几回了，每次都被校本部批驳回来。”“为什么？”叶大明不解地问。“听说是总统府不批准，东征主要由粤军和滇、桂联军为主力，孙中山不同意黄埔学生军参加战斗。”“孙总理早已离开广州了，究竟是廖代表的意见还是蒋校长的意见？谁有意见我们就找谁说好了，整天在这操场上训练演习，不如真刀真枪地上东江战场与陈炯明干一场带劲。”叶大明愤愤地说。小吕看到叶大明气呼呼的样子，又好气又好笑：“你以为就你急？就你想上战场？操场那边的同学们像炸开了锅，我找你们签名就是今晚要集中到校本部递交出战请愿书。”
刘阳、叶大明、小吕三人来到学校总部门口，果然看到这里聚满了学生军，礼堂里有“血花剧社”的学生在排《请缨出征》的话剧，操场的土台上，蒋先云在宣读中共广东区委发表的《檄告广东工农群众——拥护革命军出师，讨伐陈炯明》的宣言，而另一边陈明仁正在演讲和散发黄埔校刊。叶大明看到这个激动人心的场面，顿时热血沸腾，情不自禁地高呼口号：“消灭陈炯明，广东得太平！”“上交请战书，黄埔要东征！”这一喊引来许多同学一齐呼喊起来，声浪起伏，与珠江的涛声合到了一起，发出了地动山摇的回声。
就在这时，军事教官从校总部门口走出来，他手持开口喇叭，对着广场的学生大声呼叫：“同学们，安静，安静，你们是学生军，要遵守纪律，各回各处，请愿书已呈交给东征总指挥部，校长也参加开会了，有了好消息，学校会立即告诉大家。”直到此时，操场上才渐渐地安静下来。
1925年1月30日，东征联军总司令部再次召开联席会议，最后确定分三路出兵东江讨伐陈炯明。以杨希闵的滇军为左路，进攻河源、老隆、兴宁、梅县打击林虎；以刘震寰的桂军为中路，进攻博罗，围攻惠州，打击杨坤如；以许崇智的粤军为右路，进攻淡水、平山、海丰、陆丰和潮汕，打击洪兆麟。会上，对于黄埔军校学生军的一再请战，曾出现过争论：一是认为这支年轻的队伍入学不久，没有实战经验；二是东征联军开拔后，广州警备力量薄弱，这支学生军可以协助吴铁城维持广州秩序，防止商团死灰复燃。但加伦不这样认为，他觉得这是一次绝好的锻炼机会，军校的学员进入战场，就是最好的实践，把学生当作兵员调进战场，亲自参加战斗，将来才能带好士兵，在学校里学习的知识，不去实践，就等于是纸上谈兵。加伦将军的意见最后被大家采纳，黄埔学生军最终被批准加入右路军。
组成右路军的有粤军的张民达师、许济的第七旅、陈铭枢的第一旅、欧阳驹的警卫旅，加上黄埔军校的学生军3000人（由军校教导团、第二期学生兵、第三期入校新生组成）。由许崇智任右路军总司令，军校校长蒋介石任参谋长。
1925年2月5日，北京下了一场飞飞扬扬的大雪，厚厚的雪绒覆盖了北京的大街小巷，屋顶、树梢白皑皑的一片。
孙中山躺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床上的白床单和盖着的白被子与外面的大街浑然一色，他身体虚弱，眼睛微闭着，面色苍白，几次在病床上昏迷过去。即便如此，他仍然惦记着广州大本营的情况，惦记着革命军东征的大事。
当副官拿着广州革命政府的电文向他报告时，他挣扎着要坐起来，副官轻轻按住他，副官通过指尖感觉到总理的身体十分虚弱，那颗坚强的心脏似乎仍在做着最后的战斗。
副官忙对着他念起来：“东征右路军许崇智部于2月1日从广州出发，2月4日已抵达石龙。”孙中山听后睁开双眼，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他随即指示副官，立即给广州回电，副官立刻代拟电文如下：“大病方苏，闻东江将战，望努力破敌，以安内而威外，孙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