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夫曰：御史！
御史未应。
谓丞相史曰：文学结发学语，服膺不舍，辞若循环，转若陶钧。文繁如春华，无效如抱风。饰虚言以乱实，道古以害今。从之，则县官用废，虚言不可实而行之；不从，文学以为非也，众口嚣嚣，不可胜听。诸卿都大府日久矣，通先古，明当世，今将何从而可矣？
丞相史进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所由不同，俱归于霸。而必随古不革，袭故不改，是文质不变，而椎车尚在也。故或作之，或述之，然后法令调于民；而器械便于用也。孔对三君殊意，晏子相三君异道，非苟相反，所务之时异也。公卿既定大业之路，建不竭之本，愿无顾细故之语，牵儒、墨论也。
文学曰：师旷之调五音，不失宫商。圣王之治世，不离仁义。故有改制之名，无变道之实。上自黄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谨庠序，崇仁义，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殷、周因循而昌，秦王变法而亡。《诗》云：“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言法教也，故没而存之，举而贯之，贯而行之，何更为哉？
丞相史曰：说西施之美无益于容，道尧、舜之德无益于治。今文学不言所为治，而言以治之无功，犹不言耕田之方，美富人之囷仓也。夫欲粟者务时，欲治者因世。故商君昭然独见存亡不可与世俗同者，为其沮功而多近也。庸人安其故，而愚者果所闻。故舟车之治，使民三年而后安之。商君之法立，然后民信之。孔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权。”文学可令扶绳循刻，非所与论道术之外也。
文学曰：君子多闻阙疑，述而不作，圣达而谋大，睿智而事寡。是以功成而不隳，名立而不顿。小人智浅而谋大，羸弱而任重，故中道而废，苏秦、商鞅是也。无先王之法，非圣人之道，而因于己，故亡。《易》曰：“小人处盛位，虽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终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于天，后入于地。”禹之治水也，民知其利，莫不劝其功。商鞅之立法，民知其害，莫不畏其刑。故夏后功立而王，商鞅法行而亡。商鞅有独智之虑，世乏独见之证，文学不足与权当世，亦无负累蒙殃也。
“大意”
大夫对丞相说：文学从小接受儒家教育，把孔孟之道牢牢记在心里，听来听去都是这些车轱辘话。毫无实效，倘若依从，朝廷的财用就会枯竭。你们看现在怎么办才好呢？
丞相史离席向前说：因循守旧，不变革是不行的。既然建立了使国家资财永不枯竭的基础，就不要考虑那些不识大体的议论。
文学说：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离不开仁义。所以，制度可以改变，而路线则不能改变。
丞相史说：想治理好国家的人，必须适应时代情况，文学只能墨守成规，不能和他们讨论先王之道以外的道理。
文学说：小人智慧浅薄而野心大，所以只能半途而废，商鞅就是这样的人。不完全按照先王之道行事，不能始终坚持仁义，反而能有好结果的人，是从来没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