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充分的有用之人（functional human）的观念对于弱势群体的研究显示，他们往往是作为最同情和担忧的对象，并不再期望或者是再打算去参与社会，抑或再为社会作贡献。尽管对于这样的人群研究者未必都是从否定方面加以界定，但能够做到从充分的功能性人类的存在这个意义上加以界定的，确实少之又少。社会风险语境下关注的一个重要弱势群体就是生理性弱势，如伤残、遗传变异等导致肢体功能的不完备。但归根到底，这类人群面临的社会风险的解决除了制度提供社会保障外，更应当尽可能让个人努力去寻找替代性的功能补偿，而不是让这些群体作为猎奇的景观再现，或者是对其进行简单的呼吁。在可能的情况下，理想的做法是报道一些身残志坚者通过顽强的努力，实现身体功能的部分替代，从而恢复生活的勇气和信心。中央电视台10套《人与社会》栏目在2008年世界助残日推出的系列节目之一——“飞翔的隐性翅膀”——反映的就是一个不幸失去双手的女孩，在遭受深爱的母亲去世打击后，如何恢复生活的信心，如何顽强地通过训练实现用脚替代手，并走进一所大学的感人故事。该节目播出之后，引起了社会较强烈的反响。
实现弱势群体的有效互动从社会学的社会网络研究来说，弱势群体的网络联系更多的是小范围的熟人网络，而整体的弱势在网络资源的利用上存在明显的缺陷。一方面，弱势群体渴望从身边寻找到能够激励的参照人群，另一方面，这样的参照人群在其身边并不多见。即使一些是从弱势群体中走出去的，并可以成为激励的参照人群因为走出去而不再属于这个群体，往往也并不能直接成为其可以利用的关系资源。至于从非弱势群体产生的成功者，自然就更不太可能成为其利用的关系资源。但有效的关系互动十分重要，互动的过程就可能产生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传媒的意义在于提供实践工具，实现这种互动，增强弱势群体的自我意识感。贵州电视台《中国农民工》被业界、甚至中宣部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其成功的一个缘由来自于实现了弱势群体的有效互动以及对农民工自我意识感的培养。
《中国农民工》的《安子》节目就表现了这一群体中的成功者，以及成功者自身与社会的互动。《安子》反映的是农民工安子如何从一个普通的打工妹成为今天的小有成就者。节目完整地介绍了她因写打工妹的青春励志故事在《深圳特区报》连载受到关注，之后走进深圳广播电台主持《安子的天空》，再到创办安子的天空俱乐部（主要为打工者提供生活帮助，情感和事业解惑），甚至被评为深圳荣誉市民称号的故事。但安子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她初到深圳是在一家国有企业工作，由于表现优秀，众人都认为她将接替一个空缺的部长职位，但出人意料的是最后并不是她，理由是安子只有中学文凭。备受打击的安子于是在短短两年内通过自学完成了高中课程，并考入深圳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另一个挫折是在安子被评为深圳荣誉市民两个月后。因为被怀疑拉选票（其实与她本人无关），安子最后被取消深圳荣誉市民称号，人生从此走进低谷。1998年，中央电视台因为要制作关于中国改革开放20年的系列节目，其中一期节目拟定的采访对象就是安子。但安子此时已经心灰意冷，几乎要拒绝采访。好在编导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语激励起了安子。那位编导说，许多的打工者在安子的激励下走向成功，难道这个曾经激励他们的安子就要这样倒下了吗？受此鼓舞，安子逐渐走出自我封闭的阴影，再次将目标投向自己熟悉的群体和身边的社会。她注册了一家家政公司，并成功运营，一直到现在。
应该说，《中国农民工》获得成功还源于它一定程度上多维地反映了弱势群体的整体生活状态，它让人们改变过去俯视的单一眼光，重新审视了这样一个特殊群体。而传媒对典型榜样的选择，无疑是该节目成功的关键。否则，它就是一个单纯的《讲述》节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农民工》是一个关于农民工群体的《高端对话》节目。这也是其获得该群体关注的核心所在。
但是，从《中国农民工》过去所播出的节目来看，更多的是这样一种良苦用心——企图纠正社会看待农民工的旧眼光。如此一来，这就会引导节目编导们主要集中于成功的农民工。但显然，这同实现中国农民工群体有效互动的大目标还存在距离。2008年的《中国农民工》尽管宣称主要反映农民工与城市融合这一主题。但问题是，这样的选择如果按照过去思路的话，也仅仅是关注成功地实现与城市融合的农民工。而弱势群体的有效互动不仅需要成功者，而且也需要失败者。《中国农民工》要真正实现农民工与城市融合这一主题而又不落入过去的轨迹的话，可以在成功者与失败者间有所兼顾；在影视表现艺术上，除了现在的访谈外，还可以引入纪实的形式；节目整体设置方面，还可以引入互动性的参与元素（这一点在选择失败者的时候，来自现场外的直接鼓励十分重要，不论这些激励者是农民工还是城市人口）。从而真正地实现弱势群体的有效互动，不仅实现场外弱势群体增权，也让场内弱势群体增权。
实现对话传播，以及对弱势群体的训练和组织化，对话传播在于对抗单向传播，强调平等、对话和互动，主张人们做出决定和行动是共同意见形成的结果。对弱势群体的训练包括面对公众讲话和小组协商，设计目标，发展与角色相应的技能，创造双向传播的环境等。对弱势群体的组织化在于实现对分散的弱势群体的组织。这些路径主要是针对弱势群体在参与相关风险问题讨论方面存在弱势，在群体组织动员能力方面存在弱势，在合理的特殊需要能否得到满足方面存在弱势等情况设计的。鉴于传媒现有的一些报道存在弱势群体失声、刻板印象和显失公平、缺乏人文关怀、维权力度不足等弊端，有研究者主张传媒应理性地报道、让弱势群体发声（如增加版面和时间、建立弱势群体的公共论坛）、视角“平民化”、增强对强势群体的监督。从传媒现有的实践探索来看，如在“两会”期间，中央电视台的《小崔会客厅》会让平民与地方政府官员对话，但严格意义上来说这还不是弱势群体与官员的对话，但毕竟是一种良好的开端。将来能否将此节目常态化，并真正地引入弱势群体参与对话将很值得期待。北京电视台的《北京议事厅》倒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弱势群体与相关部门的对话，但对话之后的关注则明显不够，这会使得该节目进一步的社会影响力受到限制。梁建增指出，传媒对问题报道是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需要了解问题报道之后的反馈信息，同时，掌握好反馈信息不仅有助于促进确立相关部门以及媒体的公信力，并将有利于问题的进一步解决。公众也能够通过信息反馈获得民意表达，实现正义伸张。对于重要议题的讨论，同样如此。至于传媒对弱势群体的训练和组织化探索则主要在推动立法、消费维权、物业维权等方面做得比较成功。鉴于这些方面的研究比较充分，此处不再赘述。
帮助弱势群体实现积极的自我界定作为一种增权策略，应致力于引导弱势群体关注自己的长处，自信地去界定自身的现实性。西方学者关于十几岁的主流杂志的读者调查表明，非裔女孩虽然不会仅仅否定杂志完美女性的真实性，但倾向于从自我的真实性去对待它。但这种界定是否成功则并不是自我可以完全决定的。鉴于非裔美籍女性从历史上来说已经被文学、媒介和社会实践刻板化建构，这些被建构的角色包括妈咪保姆（mammies）、女族长（matriarchs）、女超人（superwomen）、变性歌手（castrators）、蓝宝石（sapphires）等，一些研究者主张通过传播实践反抗这种符号建构。对于这一点，不仅对于女性群体，实际上对于所有的弱势群体来说都是一种增权策略。如在2008年奥运会前夕，中央电视台对残障游泳运动员的报道，反映的是一个双腿不复的水上运动员如何通过游泳寻找到自信并曾多次获得奖牌的故事。运动员开心的笑容和坚韧的信念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传媒的报道不仅可能改变人们对这样的残障者的界定，也有利于帮助残障者对自我进行新的界定。
但传媒对弱势群体增权方面的报道还存在不足。除了在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方面不够，传媒对弱势群体的刻板印象也可能塑造有关弱势群体成员的否定形象外，传媒对弱势群体的维权力度也需要增强。否则，传媒对弱势群体的不当对待甚至还可能导致传媒对弱势群体“弱权”而不是增权。
也正是因为如此，传媒的增权效果始终还存在争论。如对于电视媒体就存在这样的争议。研究者Jessica R.Abrams指出，涵化理论表明深度卷入的电视受众会相信电视内容所提供的社会现实，电视会提供并告诉人们生活的景象，包括什么样的人、地方、命运、家庭生活。电视也界定了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同时，电视的刻板印象作为重要的因素也塑造了有关群体成员的否定形象。一种批判性的观点认为，电视内容主要反映的是支配性观点和社会规范，而不是反映处于被支配地位人群的观点以及挑战现有的规范，认为在现有的文化框架之下，往往只有一种文化占据优势位置，因此其他文化要获得增权，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成为占优势文化或媒介的一部分。甚至，电视还帮助不平等身份实现合法化。但乐观的研究者则指出，伴随电视产业化的变迁，电视将会更多地企图并尝试吸引非支配地位的人群，将之作为未开发的区域。这样，非支配人群也将通过电视看到展现自己观点的电视节目。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尽管能明确传媒与增权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但最终的效果却并不是那样明确。这也表明，与其说传媒增权效果具有不确定性，不如说影响增权的所有因素彼此作用使增权更复杂。
最后，当我们用增权理论的观点思考传媒与弱势群体关系的时候，还应当注意：首先，鉴于公众接触不同传媒形态存在差异的现实，不同传媒形态应当根据这一情况作出相应内容调整，甚至是时间方面的调整。研究调查表明，在农村人们接触报纸的比率是很低的。如关于湖北郧西县9个村的257户调查发现，平均每个村订报8.1份，户平均0.15份，主要也是公费订报，有53％的人不看报纸。而钟祥市的9个村，户平均0.1份，也主要是公费订阅，有45.8％的人基本不看报纸。与此同时，推动不同传媒形态的联合（特别是传统媒介与互联网媒介的联合），就可能大幅度提高增权效果。其次，还应当在中国社会的现实背景下进行增权。对中国而言，最大的国情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因此，在增权的内容和增权的程度方面也应当考虑到这一社会现实基础。
